我曾两次到访佛山三水区白坭镇岗头村的梁士诒故居。
第一次去时是大学时代，坐着慢悠悠的中巴，一路晃荡。梁士诒有才，也曾呼风唤雨。他是晚清民初少有的理财能人，在铁路领域极有建树，还创办了交通银行，但也因“帝制祸首”身份被通缉，可谓毁誉参半。到访前本有顾虑，因为按照记载，名为“海天书屋”的梁士诒故居虽是市级保护单位，但常年失修，大门紧锁，所以我已做好吃闭门羹的打算。谁知其中一部分仍作为村委会使用，可以开放参观。
二十年后，我再次来到岗头村。村子变化不小，一栋栋新民宅沿池塘而建，看得出村民的富庶。对面的老村落却宛若旧时。岗头村的聚居史可以追溯到北宋真宗时期，南宋正式开村，所以当地有“先有岗头后有三水”之说，仍保存着明清和民国的青砖石脚屋，有十几座祠堂。可惜梁士诒故居大门紧闭，我终于补上了二十年前的闭门羹。
在梁士诒故居外墙所拍的故居一角，如今大门紧闭，无法进入 本文图除注明外，均由 叶克飞 摄
梁士诒故居的过去与现在
1869年，梁士诒出生于岗头村。他20岁中举，1894年在殿试中得二甲第十五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在旧时来说，这无疑是一条可以光宗耀祖的康庄大道。但1903年，他参加新设的经济特科，却遭遇意外。
戊戌变法后，慈禧因痛恨康有为与梁启超，也恨上了广东人。偏偏梁士诒不但是广东人，还与梁启超同姓“梁”，名字中的“诒”字又与原名“祖诒”的康有为一样。结果，这位原本的一等第一名在慈禧眼中成了“梁头康尾”，不予录取。
所幸他得到袁世凯的赏识，扶摇直上。1907年，他任京汉、沪宁等五铁路督办，经营有方，使得铁路盈利剧增，赢得
“五路财神”
美誉。
梁士诒旧照 图 Wikipedia当时修建铁路被视为强国之道，但修路就得借外债，进而造成路权旁落，使外资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有鉴于此，梁士诒奏请设立交通银行，以图“外足以收各国之权利，内足以厚中央银行之势”。1908年，在他主持下，交通银行正式开业，一度成为振兴民族经济的代名词。
1911年，梁士诒任袁世凯内阁的邮传大臣。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并被授予“勋二位”之爵衔。正是在此期间，他的“二总统”之名不胫而走，风光一时无两。
带着“勋二位”爵衔，梁士诒于1913年3月携家小返回三水为父祝寿。那一年是梁士诒父亲梁知鉴的七十寿辰，寿宴极为铺张。
那时，这栋勋爵府刚刚落成。资料记载，这座府邸“集园林、祠堂和书舍于一身，正中为传统的岭南两进院落，前后殿均用硬山顶风火墙，在檐柱与山门墙之间有两组镂金横梁木雕，皆为高浮雕古装人物故事，瓦脊灰雕花鸟、山水或动物。前殿门前有石狮一对，威武传神。祠堂西面是园林式庭院，院前有小桥流水与天井相通，天井小池有石山，十分幽雅别致。”
梁士诒故居墙角的裂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寻访时，院门大开，因宅院占地极大，村委会仅占一个小院，正中的大厅则变成小礼堂。
记得当时两只石狮子仍在，可惜摆放假山的水池已不再是传说中的活水池，水面布满青苔。
有趣的是，我曾在资料中查到，院内还有一棵南洋杉，据说为梁士诒亲手栽种。资料中称“文革”时，梁士诒受批判，此树开始枯萎。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梁士诒的历史地位又获肯定，这棵树便枯木逢春。
我到访时，树倒是仍在，相当高大，但断裂近半，据说是先被白蚁侵蛀，又曾遭雷劈，想来那些传说终是后人的穿凿附会。历史人物的功过与点滴，自有自己的呈现和流传方式。
两大罪名，一真一谜
梁士诒一度成为历史教科书中的反面人物，是因为“帮助袁世凯恢复帝制”和“亲日卖国”两大罪名。不过按史学界如今的主流说法，前者为真，后者则是被诬陷。
在梁父七十岁寿辰后，返京的“二总统”梁士诒被卷入袁世凯称帝一事中。其实，对于这位曾提携自己的老上司谋划称帝之举，梁士诒起先并不赞同。但袁世凯何许人也，他操纵国会所发动的“五路大惨案”，便是借打击交通系成员来警告身为交通系首领的梁士诒。梁士诒在官场混迹多年，最讲究进退之道，为图自保，只得参与其中。
袁世凯死后，他以洪宪祸首之名遭通缉。但少了这位财神，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始终不佳，让他重新出山的呼声颇高。1921年底，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他为国务总理。这是他仕途的顶峰，但也导致了他人生中第二大罪名的出现。
面对北洋政府的复杂局势，梁士诒早已预见到困难。上任后，他曾致信本家兼好友的梁启超，表示自己“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
但形势错综复杂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他一上任，吴佩孚就以胶济铁路一事大作文章，指他在胶济铁路问题上让步，向日本商洽借款赎路，是卖国之举。吴佩孚为此连发通电，以他“吴秀才”的功底，电文都是亲自执笔。“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之类的句子，把堂堂国务总理骂得狗血淋头。
翰林出身的梁士诒修养极佳。面对各种辱骂他的檄文，他并未大发雷霆，还称吴佩孚是“吾国之一奇男子”。但吴大帅仍未放过他，还讥讽他“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吊诡的是，梁士诒到底有没有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并借款，目前来看仍是历史谜案。最接近事实的说法是，梁士诒当时提出的是“借款赎路自办”，但政敌却加了个字，变成“借日款赎路自办”，然后借反日风潮之机，煽动人们情绪。
不管冤不冤，梁士诒都因此事黯然下台，托病南下。他的目的地不是家乡，而是客居多年的香港。
岗头村这处宅子，他其实甚少居住。不过村中老人提起“大官梁士诒”，还是会点头称道。所以尽管抗战时曾被日军征用为马厩，又曾经历过“文革”，这处故宅仍大致保存。可惜里面的家具或是流落海外和民间，或是丢失，白坭镇政府也取走了几十件保护。
唯一可见旧日奢华的，是大厅门廊左右横档上的木雕。此外，主楼的二楼走廊和大厅都用了带花纹的瓷砖，旧时必须进口。窗户所用的蓝色玻璃亦是进口货，那年头绝对是让乡民们大开眼界的新鲜玩意儿。
反哺家乡，坚持办学
梁士诒带给乡亲的并非只有这些新奇玩意儿，也并非只有衣锦还乡的炫富。早在1894年和1901年，他就曾两度回乡讲学。他倡导学生“学归实用”，除经史之外，还要学习地理和政治等课程。此外还自掏腰包，为成绩优秀的学生颁发奖学金。
1910年，他返乡捐建岗头职业学校。如今，学校旧址仍存，与众多民居并排而立。青砖灰瓦，红色大门，两侧挂着介绍牌，还挂着两个大算盘，表示这里传授的知识以实用为主，异于旧时私塾。
职业学校旁的石板路便是进士巷。岗头村一向学风极盛，仅明清两代就有翰林3人、进士9人，举人10多人。林钟、林承芳一家三代两进士一举人，梁氏一房六人三进士、两翰林、六举人，其中就包括梁知鉴与梁士诒的“父子登科”。
旧时读书人走上仕途，都会反哺家乡。但在那个年代，提倡实用的有远见者却不多。大多数人还是捐钱办学堂，继续让孩子们读经史子集，日后参加科举。循科举正途成为翰林的梁士诒，却不仅靠四书五经立身，更希望实业救国。
进士巷里的民宅梁士诒留下的学堂可不止这一间，在岗头村的狭窄道路中七弯八绕，走到村外开阔处，便可见到岗头村人民会堂。这栋百年青砖建筑呈对称格局，顶端刻着“岗头人民会堂”字样。
岗头人民会堂，前身是梁士诒创办的劝学所会堂前身是梁氏宗祠，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1908年，梁士诒与父亲梁知鉴将之改造为劝学所，以公益性质办学，村中子弟可以免费入读。1964年，这里被改建为人民会堂，平时既作为岗头小学校舍，也是村民们议事与活动之所。学校对面是一座座举人碑，见证着村子旧时的辉煌。
无论职业学校还是劝学所，都充满梁士诒倡导的实干精神。《三水文史》还记载，这位财神爷对吃穿都不讲究。他认为“丈夫四海为家，国事方殷，谋生无定所”，所以并不置业，走到哪里都是租房或借住，唯一物业便是家乡这处府邸，还是其父操办。
更难能可贵的是，梁士诒一生起起落落，多次执掌财政大权或各种“肥缺”，挑他毛病的大有人在，可谁也没能查出他有什么实质上的经济问题。
他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长子梁定蓟海外留学归来，投身父亲所创的交通银行。当时银行高层许以月薪百元，梁氏父子均表示拒绝，只接受月薪二十元的实习生职位。
据说，梁士诒临终前曾对家人说：“余一生所负毁誉，不可胜计，向不置辩。自信世界上必有深知我者。”吴组缃亦曾说他“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此评价委实不虚。这位难得的经济干才，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几起几落，犯过大错，也吃过大亏，但在铁路、银行等领域的成就，终不是任何人可以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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