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的天子总是容易把大好局面搞坏，似乎这是个魔咒，比如唐玄宗，比如乾隆皇帝。
盛世乃是一个王朝的终极追求，人民富庶，领土广阔且稳定，国家富强又持续，但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说，任何东西爬上一个“顶峰”，那么必然会迎来一个向下的衰退，这是正常的现象，历朝历代都经历着。
只不过，同是“盛世皇帝”，又是“转折皇帝”的情况并不多，数来数去，就属唐玄宗和清高宗最典型，而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同样的特点，那就是“长寿”。
长寿似乎是一种帝王变质腐朽的可怕因素，古人常说“恰如其分”还有“过犹不及”，大概也可以这么套用。
而盛世之君埋下亡世之根，这一直是大清的遗憾，乾隆的壮年目睹了自己帝国的兴起，人口膨胀，经济增长，只可惜这种迅速兴起的代价是极大的，背后是民变四起、官僚腐败、八旗衰退的暗流涌动，到了嘉庆当皇帝时，他就只能无奈哀叹：
“我爹赚够了家底又败完了，这算什么回事”。
大清并不漫长的“盛世巅峰”，集兴起和衰落于一身的乾隆。
乾隆皇帝登基的时代，乃是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时代，这种承上启下，不是从后来的历史总结出来的，而是在乾隆时代，整个朝堂都能感受到的一种现状，如何“消化”、“放大”雍正朝留下的成果，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而雍正朝，则是被雍正皇帝用了十年的时间修复了康熙朝遗留下来的政治弊病，已经治好了康熙朝“消化不良”的情况，算是一个很好的局面。
只要乾隆把雍正留下的局面弄得更好，那么大清走向新的巅峰乃是不日之事。
事实上，一开始的乾隆也是满心壮志的，这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乾隆以自己的祖父康熙为榜样，他在很多事情上严于律己，也深耕帝王心术，所以他接过了大清之后，对“准噶尔”部的政策迅速成型，在人才和战略上，都没有损耗过大的“适应期”，而西北部的稳定，是乾隆一朝“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知道光是准噶尔部就能将雍正八年时候的“国库巅峰”六千二百多万两存银，活生生消耗到乾隆接手时的三千四百万两，所以准噶尔的不老实，对大清的打击是致命性的，要想发展，必须先解决准噶尔。
大问题解决之后，乾隆就开始专注国内的发展，雍正时期的“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改革都被乾隆一一深化，乾隆没有否定自己父亲的成果，这是很难得的（乾隆登基之后，总是喜欢推翻、否定雍正定下的调子），也看得出来乾隆在政治上的理性，而这两个改革的深化，才是大清“人口爆炸”的一个根本因素。
所谓“摊丁入亩”，大致政策内容就是将自古以来对百姓征收的“人头税”全部归类进“地税”之中，以前的普通之家一旦“人丁”过多，那么就要缴纳丁税，这对人口的增长是很有着大的遏制作用的，而摊丁入亩则是取消了这种局限性的税收。
早在康熙朝，摊丁入亩就被提出了，但开始大规模实施乃是雍正朝，真正全国性深化，就是乾隆朝，因为这个政策，清朝的人口从乾隆六年的“一万万”（一亿）直接膨胀到乾隆五十七年的“三万万”，这五十年间暴涨的两亿人口，就是大清“盛世”的根本基础，没有之一。
其实乾隆朝的生产力也好，政策红利也好，根本没有超越康熙朝和雍正朝，甚至还有所不及，但是乾隆朝的人口是直接翻两倍增长，庞大的劳动力足以追平任何细节上的差距。
所以乾隆朝的国库存银，从乾隆三十六年开始，一直到乾隆退位的乾隆六十年，都一直没有低于“六千万两”，其中巅峰存银出现在乾隆四十二年，存银量高达“八千一百八十二万”这是古代封建王朝的“国库天花板”，而且能保持二十多年国库，这是鲜有的现象。
既然乾隆朝的局面好成了这样，为什么还说乾隆朝是集“盛世”和“衰退”于一身的时代呢？
那就是因为，高速爆炸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掩饰了很多乾隆朝的弊病。
弊病一：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推动了大量的民变。
乾隆时期的人口增长，并非全部增长都是对朝廷有利的，在康熙、雍正时期，国内就有不少的“反抗”势力，或是为了挣脱大清朝廷控制的少数民族，或是高举反清复明旗帜的保明派，就算是一直到乾隆时期，这些势力一直都没有消失。
如此一来，人口的高速增长，也肯定有一部分流向这些反抗的势力，壮大对抗清朝廷的力量。
这就是乾隆年间，在高速发展中所蕴含的“致命顽疾”。
乾隆四十三年，大清西北的甘肃爆发了“回民起义”，一名名为“苏四十三”的回民领袖，这场起义波及的范围很大，虽然很快大清朝廷就派兵镇压了起来，但是这种镇压并不够彻底全面，留下的隐患是很深的。
乾隆五十二年，著名的“林爽文起义”在台湾爆发，林爽文起义是一场准备十分充分的民变运动，让大清对台湾的掌控岌岌可危，后来也是派出福安康前往镇压林爽文，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得以平定台湾的动乱。
乾隆五十三年，湖南又爆发了“苗民起义”，这场起义爆发的范围不广，但却是具有很深刻的“教育作用”，这种教育是对于很多“蠢蠢欲动”的反动势力而言的，后来乾隆六十年爆发的“湘黔苗民起义”，就是得益于乾隆五十三年这场起义的原始基础。
乾隆六十年，乾隆在即将退位之际，遇到了大型的苗民起义，不过这场起义没有打乱乾隆禅让的节奏，他依旧让嘉庆当这个皇帝，自己在幕后平定苗民之乱，而祸不单行，更为庞大，堪称对大清造成沉重打击的“白莲教起义”也顺势爆发。
苗民起义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才平定，而白莲教起义则是在嘉庆登基七年后才平定，其中对大清造成的影响是很深的，大清的国库在乾隆退位的时候还有将近“七千万两”存银，可是到了嘉庆六年的时候，却只剩下“一千七百万两”，这已经是跳崖式的跌落，大清的衰落已经很明显了。
弊病二：官僚贪腐现象成为潮流，富庶的大清实则千疮百孔。
一个盛世，假如不配合清廉的政治，那么这个盛世也很快会跌落神坛，因为浑浊的政治环境，注定会形成“官压民”的局面，这种局面长久下来，结果就是百姓揭竿而起，纷纷向剥削的统治者阶级挥动武器。
而乾隆的盛世，正好就是一个“贪腐成风”的环境。
本来雍正将大清的“吏治”改善得很好了，他严厉打击贪腐现象，让大清有了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可乾隆却不喜欢雍正的这种作风，他并不希望自己手下的人都是“刚正不阿”、最后“孑然一身”，乾隆还是很有“富贵意识”的，他允许官僚阶级，特别是八旗贵族有一定的权钱交易，比如乾隆扶持的和珅，就是这么一个典型。
打击一种现象很难，但把一种风气带偏却是很简单，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乾隆松了一下这种规则，那么下面的人就立即开始“饕餮盛宴”，被雍正时期打压的反贪之风，一下子反弹爆发起来。
乾隆四十六年，被称为“大清第一贪污案”的“甘肃冒赈案”东窗事发，整一个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等级的官员都有所参与，官官相护形成一个闭环的循环圈，贪污的白银高达将近“三百万两”，这件事让乾隆气得直颤抖。
这个贪污案最可怕的地方还在于波及很广，不仅是甘肃，就连直隶、江苏、浙江、云南都有官员涉案其中，其中一方封疆大吏甘肃总督勒尔勒、时任浙江巡抚王亶望先后被赐自尽以及斩首，而除了这两人，还有一大批官员遭殃落网，可见贪污案的后果之大。
在甘肃冒赈案之后，紧接着又因为顺着“王亶望”这条线牵出了“浙江贪污案”，而浙江贪污案，则是已经调查到了大清的经济腹地，这件事让乾隆都不得不三思。
“将查抄王亶望家产究系何人承办，及有无侵蚀抵换之弊，逐一确查密奏。”
本来浙江贪污案比起甘肃冒赈案更有可查性，能够查出的人绝对不比甘肃案少，但乾隆查到差不多，就将另一位顶级的封疆大吏“陈辉祖”赐死，之后这个案子便算是告一段落了，只是后来和珅被嘉庆抄家的时候，就拥有大量的江南地区运输来的财富，浙江贪污案到底查得干不干净那是一目了然的。
这也说明了，大清的腐败，已经到了乾隆都无法阻止的地步了，乾隆就跟他的祖父康熙当年一样，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顶级心腹“顶风作案”，和珅那一家子相当于大清几年税收的财富，就是这么来的。
弊病三：大清的“八旗”战力已经衰落了，大清的根基开始动摇。
不管是外部战争还是内部战争，因为不管是民变众多还是割据势力强大，大清以前都有足够的底气维护自己的统治，那就是“八旗精锐”。
只要八旗还在，那么大清就能稳住。
而清朝的衰落，也有八旗衰落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八旗的衰落，很大程度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八旗的人口增长和日益衰落的作战训练模式。
二、八旗内部也形成了严重的阶级分化，上下层八旗的生活区别反差极大。
乾隆盛世的人口爆发，自然也让旗人的人数快速增长，虽然在人口基数上，旗人比不过汉人，但问题是旗人乃是大清贵族的主要群体，所以旗人的生活水平比汉人要好得多，这就令旗人的“存活率”极高。
存活率变高，旗人的资源自然也就继续均分了，这就形成了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矛盾，聪明的、高位的旗人自然能获得更多的资源，而普通旗人则会被上层旗人剥削，形成严重的阶级分化。
除此之外，旗人内部的增长和日渐松懈的战斗模式存在着极大的冲突，旗人因为军事训练的减少，导致战斗力日渐下滑，比如在林爽文起义的时候，台湾的大清旗人守军就发生这么一种特征：
“台湾戍兵，多有卖放私回，以致缺额，其留营当差之兵亦听其在外营生，开赌窝娼贩卖私盐。镇将等令其每月交钱，经年并不操练”。
在台湾的旗兵，根本对于防守、戍卫一事忘却大半，这些人去做贩卖私盐的生意也有，去做“赌博”和“青楼”行业也有，反正这些守军互相庇护，而且层层利益输送，什么事情都做，就是操练军事力量的事情不做，这也是台湾差点被林爽文差点拿下的根本原因。
除了台湾的八旗以外，在大清白莲教起义的时候，也有这种八旗战力腐朽至极的现象：
“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
在打仗的时候，八旗的军官们还很有雅兴地举办“盛宴”，玉盘珍馐那是常备之物，而除了吃得丰盛以外，八旗军官们在作战时期还玩得不亦乐乎，完全没有战斗警备的样子，假如说他们如此挥霍享受，能把战斗力使出十二分来，那还是好事，但他们的表现却是这样的：
“各路官军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
八旗精锐自己丝毫不敢走在前面，都是让绿营走在最先，然后又是索伦兵，最后才是被称为精锐的八旗，可见八旗此时已经腐朽到了骨子里了，也难怪乾隆时期的民变频发，想必是八旗的战斗力降低让百姓们有了松动的念头，这一切都是有因有果的。
也是这个时候八旗的积弱，让八旗跌落神坛，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所以能够重创大清，盖因为八旗对于这些频发的战争已经无暇抵挡了，后来不是汉人的湘军出世，想必太平天国就足以让神州大地易主了。
环环相扣的衰败，大清的衰落成为定局。
从三个弊病的角度来看，乾隆推动大清走向巅峰，也同样带着大清“下大坡”，这其中是有着打上了“死结”、“环环相扣”的成因的。
大量的人口增长，带来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更多对大清不满的人，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这两个重量级起义的基础，就是这些爆发式增长出来的人口。
而在应对大面积民变的情况下，大清内部的政治阶级腐败、精锐八旗腐败，这就导致这种民变出现了恶性循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清此时其实已经外强中干了，另一方面，乾隆当年面对列强的“造访”选择了拒绝打开国门，最终又酿造了丧权辱国的惨剧。
所以大清后来的苟延残喘，都是挣扎在抵抗列强、学习列强的矛盾之中，在这种矛盾之下，涌现出了很多新兴的变革者，他们才真正成为了挽救这个民族的领袖。
站在功绩的角度来说，乾隆是有所建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乾隆犯了很多错误，也埋下了很多祸根，大清的衰败从大清的结局可以直接回溯到乾隆一朝的隐患，可以说，乾隆朝的结尾，是直接预示着大清的结局的。
一个垂垂老矣的帝国，在列国都在变强而且环伺的处境下仍在歌舞升平，那么这个封建帝国的陨落，就跟太阳落到海平面的白天一样：
即将结束，进入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