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是我国一个非常特殊的旅游景点，它主要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其中有《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合阳令曹全碑》、《多宝塔碑》等重要的国家级文物。但要说到最富传奇色彩的文物，莫过于昭陵六骏其中四件以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昭陵六骏的故事很出名，我们今天却来说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在唐朝初年，国力强盛，虽然李唐宗室认为老子是他们的祖先而推崇道教，但对于其它宗教也抱着宽容的态度。不仅佛教能够流传，即使是外来的基督教也可以在中国传播。这一点，即便是到了唐朝中后期衰弱时期，也没有改变。
在唐朝，基督教的一支进入中国，并被称为大秦景教，他们的修行场所被称为大秦寺。在长安的大秦寺还非常有名，也是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寺院（教堂）之一。
在建中二年，两个波斯传教士伊斯和景净，得到了唐德宗的资助，得以修建了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由景净撰刻，而书写者在当时默默无闻，而在其死后却家喻户晓。这位叫做吕秀岩的官员，在当时仅仅是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而后他辞官修行，被道教认作吕洞宾。
这块石碑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面是碑身，高197厘米，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结构，上宽92.5厘米，下宽102厘米。下面是龟座，高约82厘米，整个石碑全高279厘米。石碑的上部是典型的中西结合图案，十字架由祥云所环绕，而下面则是中国的莲花。这寓意为大秦景教是中土开花，西方结果。
碑文书写飘逸洒脱，主要表达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说大秦景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那是在贞观年间，一个叫做阿罗本的古波斯传教士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中国，向唐朝朝廷提出传教的主张。唐太宗以宽容、博大的胸怀，允许他传播，大秦景教由此生根发芽。
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说大秦景教的众多事迹故事，并且结合了中国儒家、佛家、道家的经典来阐述大秦景教的教义。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传教士就已经认识到宗教本土化的重要性。
这块石碑在唐朝时是放置在大秦寺，一向相安无事。等到唐朝灭亡时，它就不翼而飞，当时人就猜测是大秦寺的传教士，害怕战乱会损毁这块石碑，便将它隐藏起来。
然而，历经宋元两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直没有影踪。直到明朝天启年间，这块石碑才被人发现，当时就引起轰动。那时候西方传教士更多，很多人争相拓片，并翻译为本国文字传回欧洲。因为这些传教士太过狂热，当地人怕他们偷走石碑，便寄放在附近的金胜寺。金胜寺也不算慢待石碑，特地修了碑亭妥善保管。
到了清朝之后，这块石碑仍然平安，直到咸丰年间，时局动荡，太平军、捻军闹得清政府焦头烂额，金胜寺也在战乱中损毁，而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则被抛弃在荒郊野外。
当时西方传教士非常重视，他们认为这是基督教向外传播的重要文物，特地向清政府提出，要么出让，要么妥善保存。清政府答应保管，却只拨付了100两银子，经过重重克扣，到陕西就剩下5两。这能对石碑有什么保护作用，当地也就只好修建了一个小蓬遮盖，应付了事。
到了清朝即将灭亡的时候，一个丹麦传教士何尔谟出钱打通关节，购买了这块石碑。清政府闻讯后，连忙制止。何尔谟这人还算不错，没有强行夺走中国文物，他同意合同作废，只是要求按原样做成一件复制品带回国。
就利用这件复制品，何尔谟在伦敦又做了一批，分派给西方各大学。真品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得以留下在中国，不得不说是略带侥幸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