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6日是第16个世界避孕日。9月25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上海市计生协、市妇幼保健中心联合主办“推进生育力保护 助力家庭健康幸福”世界避孕日主题研讨，活动以线上会议形式举行。
教育成本、养育成本和房价依然是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三大因素。为了解三孩生育政策下上海市育龄妇女生育状况、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联合开展调查，抽样涉及对象为全市16个区20-49周岁常住育龄妇女，最终获得有效样本数19314份。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周海旺研究员介绍，在已生过孩子的调查对象中，上海户籍育龄妇女二孩和三孩率低于在沪外省市育龄妇女，其中上海户籍育龄妇女二孩率不足13%，在沪外省市育龄妇女二孩率接近三分之一。本次抽样育龄妇女总体生育意愿多为1个，在沪外省市户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显著高于上海户籍育龄妇女。住房面积越大生育意愿越高，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的生育意愿最低。在不打算生（再生）孩子的原因中，养育成本（吃穿用）、教育成本、房价是最主要的三大原因。
上述调查还发现：无论生育几孩，其衣食住行支出均占其总支出的比重最高，其次是教育支出；上海户籍孩子衣食住行、兴趣班和学业辅导支出普遍比在沪外省市户籍孩子高。
周海旺对此建议，应加大社会倡导力度，逐步形成与三孩政策相适应的新型婚育观念，并通过不断完善住房、教育等生育相关配套政策，加大财政投入，提高生育福利，完善就业保障和生育保险制度，降低企业雇佣女性员工所产生的生育成本，保障女性合法权益，大力发展托育事业，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打消育龄家庭的后顾之忧。
当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未婚未育女性人工流产率居于高位是抑制生育水平、导致总体生育力下降的重要因素。
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程利南教授、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暨人口研究所陈蓉副研究员等指出，基于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日常生育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年轻人推迟结婚的趋势也很明显。在婚内生育仍为主流的中国社会背景下，晚婚即会导致晚育，结婚的不断推迟会导致初次生育时间的不断延后，客观上降低再生育行为的发生概率。与之相对的是居高不下的人工流产数。临床证明，多次人工流产对女性生育力影响较大，这也是国内不孕不育发生率逐年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加大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力度，将生育力保护与修护“关口前移”刻不容缓。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颜宏利教授等指出，从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普遍性观念较开放，而性知识较缺乏，只有一半左右的同学表示在学校接受过正规的性教育，还有将近20%的同学不清楚自己是否在学校接受过性教育。应当在全社会普及生殖健康理念，学校社会都有责任也有义务面向育龄储备人群尤其是大学生开展生殖健康科普，树立青年群体生育力保护意识，将生育力保护与修复关口前移，助力改变群体生育力宏观趋势。
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和相关科室应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生育需求的改变及时“升级换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戴继灿教授等介绍了男科医生在保护人群生育力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近20年全球数据显示，男性不育症发病率整体呈增高趋势，我国男性总体生育水平也呈逐年下降趋势，男性生育力保护，可以通过医学科普教育、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干预、自精冻存、药物干预、手术治疗、分子生物学技术应用手段，对面临或处于不育风险的男性提供帮助，为其产生遗传学后代护航。男科医生是男性生育力保护的主力军，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具有独立男科的综合性医院仍然少之又少，在男科专科人才培养、实验室规范化管理、特殊人群生育力保护、临床科研和应用转化，以及行业监管等方面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痛点和难点。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提出，在施行三孩生育政策的当下，需要“升级计划生育”。当前人们生育意愿平均是生育1.6-1.9个子女，已低于政策允许的“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而生育打算低于生育意向，人们的生育结果也低于生育打算。这表明存在着家庭夫妇具有生育意向，但是没有生育打算和生育行为，或者有生育打算和希望怀孕，但是最后没有生育结果的现象，即人们生育不仅存在“不想生”“不敢生”，也存在着 “生不出”的现象。这意味着生育政策也要应对“生不出”的问题，对生育力保存科研攻关和技术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要求计划生育制度需要回归到家庭计划的基本原则。
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计划生育科何晓英副主任医师等对女性生育力保护相关工作进展及成效做了详细介绍。她指出，除年龄因素、病理因素、生活习惯和环境因素外，目前对女性生育力影响比较明确的是医源性因素，最常见的医源性损伤是人工流产。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市计生协常务副会长张梅兴认为：“在总体生育水平日益下降的今天，要重视育龄期及育龄前期生育力保护的重要性，积极传播生育力保护与健康生育科学知识，促进学术繁荣，推动生育力保护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助力提振生育信心、提高育龄人群总体生殖健康水平和人口整体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