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25日电(中新财经记者 谢艺观)全球“高通胀”背景下，各国为抑制物价，纷纷使出“杀手锏”。本周随着美联储加息落地，多个国家密集宣布加息，全球新一波“加息潮”袭来。
多国央行宣布加息
当地时间21日(周三)，美联储宣布加息7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3.00%至3.25%之间。这不仅是年内第五次加息，且自2008年以来首次突破3%。
资料图：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中新社记者 沙晗汀 摄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加息潮”。9月22日，英国央行、瑞士央行、挪威央行、南非央行、菲律宾央行、越南央行、印度尼西亚央行、卡塔尔央行宣布加息。
其中，瑞士央行、南非央行和卡塔尔央行均加息75个基点，与美联储保持一致；英国央行、挪威央行、菲律宾央行和印度尼西亚央行选择加息50个基点；越南央行则“大跨步”，将再融资利率和存款利率分别上调100个基点。在此之前，瑞典央行已率先上调基准利率100个基点。
中新财经记者梳理发现，不少央行已是年内多次加息。如，英国央行是今年第七次宣布加息，创1995年以来最大加息幅度；南非央行自去年11月以来连续第六次加息；卡塔尔央行则是今年第五次加息。
不过在本轮“加息潮”中，也有“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央行。
9月22日，日本央行宣布继续坚持当前超宽松货币政策，维持利率水平不变；土耳其继今年8月降息100个基点后，再次下调基准利率100个基点至12%。
“超级央行周”为何出现？
多国央行密集宣布“加息”，一大原因是为遏制本国通胀。
今年以来，多国月度CPI居高不下，屡屡创多年新高甚至历史纪录。
以最新公布的8月份CPI为例，美国8月CPI同比上升8.3%，高于市场预期的8.1%；瑞典8月通货膨胀率达9%，再次刷新1991年12月以来最高纪录；欧元区8月调和CPI同比上升9.1%，为有纪录以来最大增幅。
当地时间4月5日，一名顾客从美国加州圣马特奥县一家超市的鸡蛋货柜前经过。 中新社记者 刘关关 摄
面对通胀“高烧难退”，居民生活成本“飙涨”，多国只能选择加息。但紧随美联储之后公布加息政策，一些国家也有着减少资本外流、支撑汇率的考虑。
“美联储虽然操纵的是本国的货币政策，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也会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告诉中新财经记者，“美国加息，恐让全世界的资金流向美国，最终收割全球资本和贸易，包括产业链的垄断。”
今年美联储多次收紧货币政策，带动美元升值，非美元货币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世界银行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今年前7个月，27种非美元货币中，包括欧元、英镑等在内的23种货币对美元贬值。
21日，美联储宣布利率决定后，美元指数触及20年新高。当地时间23日，美元指数甚至站上113关口，续刷20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欧元兑美元却跌破0.97，续创2002年1月以来新低。22日，韩元兑美元盘中也失守1400韩元关口，创下13年来盘中最低纪录。
为了防止货币过度贬值，除了加息，一些国家已经或准备进行外汇干预。
22日，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宣布采取买入日元和卖出美元的操作干预汇市。近日，韩国财长秋庆镐紧急表态称，将调动一切可能的措施应对外汇市场单边波动，将在必要时对外汇采取必要措施。
经济衰退、债务危机接踵而至？
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等加息的脚步不会就此停止。
“目前来看，美国还处在加息通道的中部，加息的空间仍比较大。”董登新表示。反映美联储官员利率预期的“点阵图”也显示，联邦基金利率预计在未来三年升至4.4%、4.6%、3.9%。
就市场分析来看，多国或将保持与美联储同步的加息节奏以遏制通胀和稳定汇率。“全球多数央行同步加息以应对通胀，可能令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世界银行此前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
世界银行也预计，这会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金融危机，造成持久伤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所首席研究员张茉楠此前在接受中新财经采访时指出，新兴经济体的外债率通常较高，美国加息后推升了美元融资成本，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较大的偿债压力。
芝加哥大学布思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拉古拉姆·拉詹也表示，“许多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未经历过利率大幅上升的周期。它们本来就背负着大量债务，而疫情时期的借贷操作令债务进一步增加。”
“如果美元进一步升值，那将成为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牛津经济研究院新兴市场研究负责人加布里埃尔·斯特恩直言。
此前，在本币大幅贬值和债台高筑的双重压力下，斯里兰卡已宣布破产。目前亦有多个国家游走在债务危机的边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日前的一场活动中表示，随着金融环境的收紧、美元的升值，25%的新兴市场正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60%以上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
“历史上，美国加息周期、美元走强周期往往是新兴市场债务危机的导火索，典型案例如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说。
罗志恒认为，国内经济脆弱、汇率贬值幅度较大、国际收支失衡、短期债务较高、政局不稳定的新兴市场暴发债务危机的风险持续提升，尤其是阿根廷、土耳其，东欧地区的匈牙利、波兰以及中东地区埃及等非产油国的风险较高。(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