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林峥每次去西城区文津街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查资料，都要去北海公园逛一逛。她觉得，从北大去文津街其实挺远，每次从古籍部出来，得空儿就去北海走走，划划船。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公园，与文学有很强烈的关系，而这种关系隐藏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字里行间。
因为城市本身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所以人们对于城市的想象和记忆，都是基于前人的描述，包括文字、影像、图片等。就像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写，城市只会把它像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
如果可以在现代文学的脉络中，寻找到北京公园的历史痕迹，那么林峥的北京城市研究也就变得有了意义。
很幸运，这被她找到了。在万牲园，她目睹了清末民初的士大夫从拥抱现代的启蒙者转变为留恋过去的旧遗老；在中央公园，她见证了胡适与他民国学界半壁江山的朋友圈；在北海公园，她与刚抵达北京、有些落魄的“北漂”青年沈从文相遇……北京公园里这些已经被人遗忘的故事，在林峥的研究里被书写、被记录。
几名士大夫在万牲园合影。｜图由被访者提供
今年6月，结束了“一席”的演讲后，林峥与广州美院建筑艺术设计学院的学者一起去了趟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的兰圃公园。“我们边走边聊到凉亭曾经是传统的中国私人园林赏景之处，古色古香的桌椅会摆在凉亭正中，是全园最佳的观景位置。而当公园的概念引入中国之后，居中的桌椅渐渐消失了，变成了路边的长凳。
这是因为园林的功能从供私人观景转为供公众游览，观赏园林的方式也因此改变。”林峥思考，凉亭内桌椅的位置变了、功能变了，其背后不正是中国公园，也是中国历史的变革过程吗？
在确定研究北京公园之前，林峥阅读过大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沈从文、林海音、张恨水等作家的叙述中都大量涉及公园空间的存在，她因此开始关注公园在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中的特殊意义。“公园作为舶来品，提供了一处公共游览和社交的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公园这个视角，重新发现文学中的故事和人物，也重新审视历史。”
来今雨轩整修后的照片。｜图由被访者提供
在林峥准备研究北京公园之前，她的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平原教授原本打算退休后写一本《来今雨轩的过客》。来今雨轩是民国时期北京文化人最爱光顾的茶座，胡适、鲁迅、李大钊等往来不绝。当陈平原得知林峥想研究北京公园时，他当即拍案说：“这个题目我送给你了！”
文学研究者研究城市公园？林峥始终对城市话题非常感兴趣，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城市，就可以从文化和历史的维度，构造一座更加完整也更加丰富的城市整体，这是一个在实体的空间之上的“隐喻的城市”。毕竟，我们对于城市的认知和想象，都是基于前人的描述。
中国公园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城市分别是北京和上海。上海的公园代表着另起炉灶、殖民主义的西式公园，而北京的公园是传统园林公共化的中式公园。清末新政，清政府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的“导民善法”，出访官员回来报告了四件事，分别是博物馆、图书馆、公园和万牲园。在100多年前，万牲园被当作最现代的西方都市文明的象征引进中国，寄寓了国人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期许。
要谈论北京的公园，就不得不说万牲园，即今天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的动物园，林峥说，这里今天看起来是有些没落，但是在晚清时期，这里是非常时髦且热闹的地方。万牲园里有清政府斥巨资从世界各地购买的动物，还开设有西餐厅、咖啡馆，这在当时都非常“洋气”。
到了民国期间，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对北京市政工程进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要数公园开放运动，他们陆续将清代的皇家坛庙园林如社稷坛、先农坛、天坛、地坛、太庙、三海、景山、颐和园等改建为公园，向公众开放。民国北京的公园既是新的公共空间，又是旧帝国的遗迹。
对于公园的开放，不同人所持的态度因此也褒贬不一，如对帝制念念不忘的旧式遗老认为开放皇家园林是对皇室的亵渎；而在西方旅行者的眼中，皇家园林向大众开放后，损失了其神秘与神圣的感觉。现在看来，北京将皇家园林改造成公园空间的这种创新性，其实西方人自己都没有办法接受。
在林峥的研究中，她选择了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的五个公共游览空间作为个案——万牲园、中央公园、北海公园、城南游艺园、陶然亭，不同的空间分别代表不同的人群，每个公园都有各自独特的功能与意义。
梁思成、林徽因为《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小公园》设计的刊头。｜图由被访者提供
“从文学角度讲公园，要看、要查的资料都很细碎，除了文学作品，需要查阅大量的报刊。写万牲园看《顺天时报》，研究中央公园翻阅了《大公报》，城南游艺园与《世界晚报》的关系则非常奇妙。20世纪20年代中期，《世界晚报》的‘社会新闻’栏目每月都会刊发数则城南公园、游艺园的新闻。”虽然寻找公园脉络的线索非常费时，但是以年为单位阅读报刊时，文字呈现出一个更完整的社会空间与时代背景。
民国时期的年轻人，比我们更喜欢去公园谈恋爱。庐隐、冯沅君、张恨水等都描写过公园爱情故事。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和他的夫人杨步伟定情约会就是在中央公园，包括后来结婚时也是在中央公园照一张合影，寄给亲友，以代替婚礼，第二天《晨报》就以《新人物之新式婚礼》为标题报道了这则婚讯。
赵元任与杨步伟在中央公园的新式婚礼。丨图由受访者提供
从万牲园开始，公园向男女一律开放，再到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青年男女想要打破包办婚姻的束缚，希望社交公开、婚恋自由。他们可以在公园里散步、喝茶、用餐……当时的新文学作品，凡是跟恋爱有关的场景大多发生在公园。“公园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谈恋爱的胜地，主要是因为公园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安全又相对私密的空间。”
在“一席”中，林峥谈到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男主人公跟三个不同气质和身份的女性约会，选择了北京三个不同等级和区域的公园：和天桥鼓书艺人约会时，就选在城南的先农坛，因为那里离天桥比较近；和卖艺的侠女约会就去下层百姓非常喜欢的什刹海；和财政总长的千金约会就去非常高雅的北海公园。
公园其实也不完全安全，尤其是城南的娱乐空间，因为面向更广大的市民，免不了鱼龙混杂，作家林海音在回忆北京城南童年生活的《台上、台下》文章中写道：“在那样大的一个城南游艺园里，不光是听听戏，社会众生相，也都可以在这天地里看到：美丽、享受、欺骗、势利、罪恶……”
公园负载了很多人的城市经验与记忆，跳舞的中年女人、打太极的长者、蹒跚学步的孩子、牵手拍照的爱人、长椅上熟睡的男人……它夹杂着中国市民的生活日常，是城市化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之一。
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公园里的情侣。图｜视觉中国
林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她家附近就有一处温泉公园，小时候，她很喜欢和妈妈一起去公园遛弯，闲谈消食。“我上小学期间，学校还会组织春游，去由福州‘小西湖’改建的西湖公园，这里实际上是福州保留最完整的一座古典园林。”后来，她研究公园时才意识到，这两个公园其实分别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典型的公园模式：前者是另起炉灶的西式绿地公园，后者是将既有的中式传统园林开放。
关于城市的记忆，公园有着不可替代性。也正是出于对公园的切身经验，她体会到习以为常的生活空间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并在做研究时选择了被同行学者忽略的公园。
林峥在文学里发现了公园，又在公园里找到文学。她所研究的是公园背后所呈现的历史本身，包括历史当中的文学和文化，为城市空间研究带入人文的一面。她不断强调城市空间与文学想象之间的必然关系。文学其实不仅仅是再现城市，也可以去重构城市，重新建构大家对这个城市的认知和想象。
以沈从文的个案为例，从公园的视角，林峥重新审视沈从文的文学作品。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是一个边缘的外省文学青年，北海公园提供了他一处汲取新知、孕育灵感的精神庇护所；20世纪30年代，当他成为京派文学领袖，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他又重新回到北海，办组稿会，邀请年轻作者吃饭喝茶，聊文学、谈理念；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写了《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借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北海为中心，天马行空地畅想应该如何以美育的理念重建北平。沈从文与北海公园的渊源，同样体现着新文学发展的轨迹。
通过城市空间的视角，她看到了文学的生产过程，看到了文化人如何在公园中创作、讨论文学作品，编撰文学刊物；老作家如何与青年作家交流，将自己的文学理念传递下去；他们又是如何讲述公园里发生的故事。林峥试图借助各路资料钩沉，复原文学作品背后的生产机制。
今年9月，林峥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去了一趟纽约。时隔多年，当她再一次前往纽约，漫步在“美国公园之父”奥姆斯特德设计的中央公园，她反思：坐在公园的草坪上面晒太阳、喝咖啡，才是时髦现代的休闲方式吗？使用公园的娱乐方式有高下之分吗？公园是都市之心，一个多世纪以来，公园见证了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对于现代都市乃至现代国家的设计与想象，对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资源创造性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一座好的公园，需要与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审美融为一体，体现所在城市的气质，有自己的历史底蕴，有自己的美学特色，并与市民的生活真正融为一体，提供市民休憩的公共空间。
林峥意识到，“在公园里跳广场舞的阿姨，其实体现了一种创造性地使用公园的方式，某种程度上真正实现了‘人民的公园’”。
作者 徐倩影
排版
李秋慧
运营
李靖越
监制
罗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