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毕《近代宜昌海关十年报告译编》， （李明义、李晓舟，团结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感觉颇有收获。近年来笔者对《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与海关十年报告系列书籍有所留意，这书与其他文献不同之处在于，其描绘了帝国主义在长江航运扩张过程中第一次遭遇捉襟见肘与进退失据的局面。他们的野心与手段，随着时局的变迁被此书一一记录下来。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有时被英国人称之为“通商战争”，战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跟通商有关的条款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以及废除公行制度，允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
但实际情况与英国商人预想的大相径庭，陈诗启在《中国近代海关史问题初探》一书中写到，“自1846年起，英国对华贸易的进口货值接连下跌，有时虽略有回升，但直到1854年，仍未能恢复到1845年水平。”萨金特在《中英商务与外交》里说，商人们已“发了疯”，沉浸于另外开拓长江流域市场的梦想而不可自拔。
1861年，代李泰国行总税务司职的赫德的《长江一带通商论》经过修改出笼，但内部分歧和矛盾仍然很多。比如英国公使为了便利英国人从产茶区地方装运茶叶，要求奕䜣同意轮船持江汉关专照去安庆、大通、芜湖装运茶叶。为了让这个提法通过，赫德让洋人缴纳他们反感的“厘金”。但这项提议因曾国藩反对而搁置。这一年，李泰国用关税买了一支舰队去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抢曾国荃的功，曾国藩大怒，经过一番折冲樽俎，舰队解散，李泰国辞职。详情见谭伯牛《战天京》一书。
1872年，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一书表明，英商要求长江上游对外轮开放，他们想象着“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几乎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这里会不会有个lost in translation的问题？“最富足一省”可能是汉语“天府之国”的意译，这个四川的美称激发了英国人的发财冲动。
1875年，一个令中国人茫无所知、英国额手称庆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这就是极其重要但目前似乎难有定论的马嘉理事件。姜鸣去年出版的《却将谈笑洗苍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1月版）一书里对此事件有详细考证与新的发现，在此不便展开，只重复姜鸣先生的一句断言：“马嘉理案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案件发生后，清廷特遣郭嵩焘赴英国道歉，“行三鞠躬礼，女王亦鞠躬还礼。”这表明清政府放弃了“天朝上国”的地位，中国从此接受了西方体系下的国家关系，承认中国与英国平等。1876年9月13日两国在烟台签订了《烟台条约》，条款中包含添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为此，上海英国侨民在外白渡桥南端修建了马嘉理纪念碑，纪念他的意外死亡为英国获得了更大特权。
宜昌自开商埠区（二马路）
二
1867年的宜昌为何受到英国人的青睐？据梁启超在《清议报》的描述，“宜昌在湖北西偏，位于扬子江之左岸，其下游一千八百里即为汉口镇。此港原不过荒野之村市而已，规模并不甚宏廓，商业亦不甚织盛，而以其地当蜀楚之要冲。”所谓“蜀楚之要冲”，也就是“扼川鄂之咽喉”，具备的是军事意义。宜昌古称“夷陵”，1936年《长阳县志》提供了关于“夷”字的解释，树立于清雍正三年的汉土疆界碑立于宜昌境内长阳、五峰交界之地：“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时，岩上为土界，岩下为汉界，故志碑于此。”“汉”“夷”交界，经济是不太可能繁荣的。
1877年4月1日，中国西部最偏远的海关——宜昌关成立。1903年出版的《宜昌：中国西部的门户》 （Ichang: The Gateway to Western China）的书名表明了“烟台条约”的西方签署者试图通过宜昌来打开中国西部的大门。于是，在宜昌这个“荒野之村市”，迅速出现了著名的太古洋行、立德洋行、怡和轮船公司等几十家全球著名公司与金融机构，他们在此门户之地环伺逡巡，等着财源广进的机会。
川江轮船公司“蜀通”轮（1909）
然而，在1882-1891年间赫德要求宜昌海关撰写的报告中沮丧地写道：“从贸易的角度看，宜昌的重要程度有限。因为对于富饶的四川省而言，这里充其量就是一个出川货物的转运地。沙市，作为一个区位更好的集散地，仍然承担着大部分来自四川的货物转口。”“许多人开始对这里的经济发展前景抱有极大的期望。但是这种预期并没有在现实中得以应验。”他们渐渐觉得“要想宜昌变成物产富饶的地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据《宜昌开埠》记载，宜昌驻有包括汇丰、户部银行在内的国内外30多家金融机构，但海关报告戳破了金融泡沫：“宜昌的金融市场乏善可陈。实际上，本埠根本不存在金融市场。”
唯一有点起色的是“挂旗船”的生意在增加。“挂旗船”即一群衣衫褴褛的中国水手驾驶着在外行看来就是所谓的乌篷船往返重庆和宜昌运送货物，书中第五页有张照片，一面崭新的美国国旗在木船上飘扬，唯一的好处是免交厘金关卡的税收，省下来由洋关收取。所谓洋关并非指海关属于洋人，海关属于大清帝国，这没有疑问，“洋关”之“洋”指的是海关的工作人员里有洋人职员。相对应的，收取厘金的被称为“常关”。
挂旗船
三
赫德任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很重视各地海关报告的内容，所以各地税务司撰写报告非常用心，以赢得晋升机会。
赫德要求报告重点是各地物质和精神的进步，但宜昌海关的撰写者发现不出宜昌有什么“物质和精神的进步”，就只能靠细心观察与发现来填充报告。比如他们向上级兴致勃勃地报告了川江上航行的各种类别，仅“川河船”就有15种，洋人仔细倾听中国水手为木船取的古怪诨名，用英语拼写出来：麻阳子、鹅儿子、麻雀尾、扒窝、辰驳子、划子、鳅船、五板、辰条子、脚船、辰扁子、三板、挠摆子、挂子、沽阳子。今天有研究川江船名的学者将论文命名为《传统制造名实类分无序与技术时代断层研究——以近代川江木船船型调查反映的现象为例》。可想而知翻译者李明义先生将Kua-tzu还原为“挂子”（日本人的用法），而不是直接将英国人标注的“跨子”拿过来，应该费了不少心力。
宜昌港
除了描述川江，记录者这样描述宜昌街景：“所谓郊区不过是一条狭长的中式街道而已，顺着河岸蜿蜒，街道往下游一端尽是废墟，沿街开设的都是三流的本地店铺。”不远处是“用泥巴和枝条砌成的宽敞农舍”。
观察者忍不住抱怨“所谓的外国社区四周脏乱的贫民窟”，这自然是经费不足造成的，城市建设水平也很差。本地自然环境很好，排水系统可以借势修建得简单有效，但“现今仅有的排水系统不仅没用，还帮倒忙。排水沟沿着平坦的街道修建，没有任何落差，而且四面渗漏。这些水沟时常被堵塞，一堵住就成了淤积污秽的水塘，只能靠大雨形成的水流冲排”。因此英国政府放弃了在宜昌建立租界的打算。
卫生其实并不是让英国人恐惧的最主要问题，当时的英文媒体《字林西报》详细讲述了趾高气扬的英国驻宜昌领事京华陀在宜昌买地建租界的细节，京华陀想不到的是宜昌人因为风水问题不仅不卖地，还敲锣打鼓聚众引发排外骚乱。
笔者不觉得这是宜昌人因偏远闭塞信息不灵才出此下策。据姜鸣《却将谈笑洗苍凉》一书记载，“某天威妥玛独自在街上行走。有人向这个洋鬼子扔了块石头。”英国公使在北京享受的也不过是类似待遇。相对而言，西方政府并没有商人那么乐观，比如美国领事馆在宜昌的开埠仪式就非常简朴，美国国旗悬挂在委托宜昌官府借来的民房上。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就退还了这间铺屋。英国领事京华陀决定务实一点，把英国驻宜昌领事馆建立在一条木帆船上，并将木帆船停靠在大南门外汉景帝庙附近的河岸边开始办公。
英国驻宜昌领事馆
四
我们来看看记录者硬着头皮记录下来的宜昌的进步吧：“中国轮船招商局在他们货栈外面的河岸上……修造了一段牢固的石阶用于卸货。太古洋行也在他们新建的货栈前修建了一条双向的石阶通往河边。本段中的其他方面，我没有更新的情况需要报告了。”
我们不能因为海关报告记录者的沮丧情绪而忽略了报告的价值。相反，这份沮丧的报告更加立体地形塑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未来经济的猜想。也许他们的猜想在现在看是错的，但他们的记录却是客观的。
杜赫德在1736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写道：“中国内陆地区的贸易是如此发达，全欧洲都无法与之匹敌。”1891年的海关官员无法解释自己在中国看到的经济现象为何如此落后，一百年后，英国学者方德万在2017年出版的《潮来潮去：海关与中国现代性的全球起源》解释了在中国无法理解的繁荣与贫困现象之间的内在逻辑：“一个农业经济体系因为世界很多其他地区实行了工业化而变穷困。”
宜昌经济在以海关官员不易察觉的速度发展着，尽管也会遇到难以预测的阻力。到了1901年，宜昌海关记录者欣喜地写下：“本埠贸易总值从1891年的约700万银两增加到1899年的3000多万银两。”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经济进步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些阿拉伯数字即将在战乱中灰飞烟灭。有意义的在笔者看来反而是记录者对川江船只工艺的正面评价：“宜昌至重庆的木船采用水密隔舱的工艺建造，所以沉船事故发生的总数其实非常小，总损失率是2％。”1891年的记录者对宜昌人的粮食很关心：“这里的人以食用米饭为主，但说也奇怪，最初由天主教传教士引种而来的土豆现在成了许多乡村餐桌上的主食。”20年后，记录者写道：“不幸的是，种植的土豆本来就不是很好的品种，而且已经退化，目前收成堪忧。”这些记录是“通过海关磨出的棱镜看眼前的世界”，它包含了一种世界性眼光，描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受限于时代的狭隘困境之间的张力。
宜昌关
五
也许只有一种意外记录不是转瞬即逝的。外国的植物学家发现了这里有些与众不同。“1885年之前，人们对湖北西部的植物区系几乎一无所知。”经过调查，他们发现“湖北西部就植物区系而言无疑是世界上最丰富、最令人瞩目的地区之一”。英国人对植物的热情来源于福琼偷走的茶种，美国人对植物的饥渴源于他们一度荒凉的餐桌。去年出版的《食物探险者》一书讲述了美国清教徒来到食物稀少的北美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他们眼界更为狭隘的后代在博览会上见到香蕉，不知用刀叉如何食用香蕉。后来，费尔柴尔德去往世界各地寻找食物，充实美国人餐桌。他在中国发现了荸荠、石榴、枇杷……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在宜昌发现了更多全世界罕见的植物，他的眼光不局限于食物，相对更学术一些。
宜昌因为保路运动在新闻中留下了一笔。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10月18日，“下午和傍晚，城市被一种不自然的寂静所笼罩，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地面已经准备就绪，那些不愿加入革命队伍的官员们早已逃之夭夭。”“人们对铁路苦力的恐惧远甚于革命军，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对革命军还是满怀同情的。”到了午夜，“宜昌被革命军平静地接管了”。一大早，人们发现“到处飘扬着印有‘汉’字的白色旗帜” 。
随后军阀混战，后期记录因而变得单调而冷漠。今天，宜昌因三峡工程一跃成为新闻热点，似乎抹去了它曾经有过的作为充满热望与失望的商业悲喜剧舞台的历史地位。此书的翻译颇为艰难，笔者对比阅读此书与获得业界好评的《潮来潮去》，发现一些翻译值得商榷，比如海关外班职员旧称“钤子手”，有时又写为“钤字手”。当时的大宗货物煤油Devoe's Brilliant在《潮来潮去》中被翻译为“德沃的灿燃”，此书中翻译为德福牌“增辉”煤油，似乎更为妥当。译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