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 为什么选了这里？
耿军 : 餐厅合伙人之一的大树，是我在鹤岗当地特别好的朋友，他带着一个北京人、一个南方人开了这家店，“火枪手”。
许知远 : 三个火枪手。
耿军 : 对。这里是在北京吃到鹤岗家乡味最直接、最便捷的地儿，好多鹤岗人的聚会都会主动选这里。
许知远 : 那就是鹤岗驻京办。那你小时候鹤岗有烤串吗？
耿军 : 有，但吃不起。那时候南山电影院门前就有那种野串，1 块钱 3 串、4 串吧，我住在郊区去南山就相当于去城里了，我们鹤岗的“王府井”叫新街基，烤串特别密集，但那个时候年纪小，身上没有几块钱，吃串儿是一件特别奢侈的事儿。
鹤岗小串
摄影/鹤岗郭志贤
许知远 : 我小时候住在房山良乡，也是电影院门口会有那种烤羊肉串的，然后旁边游戏厅可以打“坦克大战”的街机，一块钱五小时。这是我的八十年代记忆，那么你记忆中的八十年代，鹤岗是什么样子？
耿军 : 我八岁那年刚到鹤岗（从依兰搬家到鹤岗），在我们那的新街基（市中心）下了一次馆子，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啤酒，还是散啤，是暖瓶装。我记得有一道菜就是溜肥肠，我父亲和我舅舅喝啤酒的时候，我妈也尝了一口。我看这酒像马尿一样，能隐隐约约闻到一股蜂蜜香。大车拉着我们和行李，穿越了鹤岗最繁华地带，其实最高楼也就五层。从农村搬到鹤岗这个城市，我发现好多汽车，人们看起来好像也都有事干。在农村的时候，大家在冬天是没事干的。
许知远 : 你心目中八十年代的音乐记忆是什么呢？
耿军 : 就是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虽然后来杨钰莹的翻唱更有名。其实我们这拨人特别晚熟，九岁才上一年级。东北有半年时间是冬天，我们这拨人就跟大傻子一样疯玩。到初一的时候，已经十四五岁了，变声期还没过。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体育老师，老把自己皮衣的领子立起来的，他其实长得脾气不太好，不过他自我感觉上，总觉得自己像刘德华。这种错觉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蔓延给了很多人。那时候不是都流行“每日一歌”么，就是上课前先唱一首。教我们的老师里，历史老师，她是师范校应届的毕业生，二十三、四岁吧，我记得她的名字叫刘玉红，在我们唱歌时问我们，你们知道台湾有一个歌手叫郑智化(1 ) 吗？我们都不知道。她就把《水手》的歌词在黑板上写了出来，问我们觉得怎么样。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
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水手》/郑智化
许知远 : 她是你们的启蒙者。当时时代的转型其实挺大的，在北京很明显，在鹤岗是什么感觉？你看我们小时候对鹤岗最初的认识，就是鸡西鹤岗，那个煤炭的概念，我对那个城市最初的印象就是一个小学地理课上那里产铜，它是一个通过资源来分配的边疆的地方。你对它的变化是什么感觉？
耿军 : 有两件事。（一个标志是）电视里边有方便面广告了。那个广告在电视里边演，（看起来）太好吃了，它会让大家觉得方便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爸就是说过两天我们买四包方便面，我们家四口人，一人一包，但这件事他说了之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家还没吃过方便面。还有洗发水广告，我们开始被灌输洗头发要用洗发水了，之前都是香皂。
还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彩电开始来了，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彩电两千多，二十一寸大彩电还要排队买，我爸当时开三轮车就排队就买了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
许知远 : 什么牌啊？
耿军 : 熊猫牌。
许知远 : 当时熊猫很有名。
熊猫牌电视
耿军 : 家里人看电视看得，特别爱惜。遥控器在我爸手里边，基本上是每天看到九点多，啪，直接按了。我印象最深的是，《西游记》终于看到彩色了，武打片终于看到彩色了，以前我们不知道孙悟空的裙子是什么色的。但那个彩电的命特别不好，它放在我们家窗户那块。一到天冷的时候，它的大尾巴冲着窗，它特别往里进冷气，屋里边稍热一点，窗那块又冷，一对流里边就潮，就连电，彩电就烧了。伴随消费主义时代来临，（我）觉得这样不行了，得去挣钱。
许知远 : 那个时候大概是九几年？
耿军 : 1992、1993 年。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卖冰棍，很挣钱。卖一百根能挣七块，卖两百根就能挣十四块，十天就一百四十块，一个月很可观的。但是卖冰棍你就怕下雨天。我就瞄准我自己知道的几个幼儿园几点钟下课，你要赶着下课的时候，你要把响亮的“南山冰棍”的叫卖声传到幼儿园美丽的老师的耳朵里边。她带着孩子们，伸着小手，七分钱、一毛钱一根，那个时候就那个价格。如果要能赶上三个幼儿园下课，一百根冰棍就卖掉一半了。要赶上下雨，我们也没办法，先避雨。
许知远 : 那时间久，冰块就化了吧？
耿军 : 也没事，冰棍化了嘛，就装一水瓢，一家人脑袋碰着脑袋拿勺在那吃冰棍，虽然是稀的，但这是一种特别香甜的回忆，我自己卖冰棍也特别会有成就感，卖不掉一家人就解把馋。
许知远 : 特别香甜的回忆，我想到刚刚说的那首《粉红色的回忆》。
耿军 : 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的歌，我们家养鸡很忙，休息的时候父亲坐在沙发上歇着，喝点儿水，把磁带按下来，听这首歌。
许知远 : 那代人非常渴望生活中更细微的、不是宏大的东西也不是那种坚硬的东西，是一种很柔软的东西。他们要重新学习怎么去理解彼此，爱彼此，很柔软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压心底 压心底 不能告诉你
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 我又想起你
多甜蜜 多甜蜜 怎能忘记
不能忘记你 把你写在日记里
不能忘记你 心里想的还是你
浪漫的夏季 还有浪漫的一个你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粉红色的回忆》/韩宝仪
耿军 : 当小情小我这个头一开，大家越来越重视自我了。
许知远 : 它是自我觉醒的一个象征，自我可以是甜蜜的。
耿军 : 但我们不理解。九十年代初，1993、1994 年的时候，摇滚乐已经来了，我们听他们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太软了，觉得没出息。
许知远 : 那时候听摇滚乐，读呢？读的是什么？
耿军 : 1993 年、1994 年，我弟弟在文化宫学画画，我现在的录音师杜春峰那一拨人也都在那里，我常去找他们。都说“一个画家半个文学家”，他们那时候也读书，一上来就是大部头陈忠实的《白鹿原》、雨果的《悲惨世界》。如果不看《悲惨世界》，你有点掉价，我们就在这件事上根本掉不起价，但是图书馆那个时候只有两本，人民文学版其实是五本（陆续出版），但是一开始上来就出了两本，另外三本特别不好找，我们以为《悲惨世界》就两本，就当两本看的。看完之后意犹未尽。
许知远 : 我想到一个朋友，也是我的师兄胡续冬(2 ) 。可惜他去年离开了，我特别喜欢他的文章，我记得他写说那时候的小流氓见面，就比互相谁看的书多。而且他们有鄙视链，你看的港台文学，我看的是夏目漱石，然后我是拉美文学，你是武侠小说你不行，就互相鄙视。所谓的文学教育就是跟哥们吵架，吵不过，愤而去图书馆偷了一堆书回家，看各种名著，然后回去灭对方去。
耿军 : 对，那个时候为了满足虚荣心，其实是去图书馆就看了很多名著的名字，记住作者的名字，看了简介，之后跟别人说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十日谈》，什么的。我记得那年冬天我们在粉刷墙壁的时候，过年，我跟我弟弟轮番在看王朔的《我是你爸爸》，一边乐一边看，就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许知远 : 所以有个文艺青年的小圈子。
耿军 : 其实我完完全全是被他们带起来的，那个时候矿区的孩子都打架，甚至会打架这件事很重要。到初一的时候，才跟这帮孩子混到一起，可以说“被文学拯救”了，觉得这玩意高级。一个孩子要是喜欢文学，这孩子差不了，就像他们经常会说，喜欢摇滚乐的没有坏人。
许知远 : 我第一次见到崔健的时候激动死了。
耿军 : 就他光着膀子在雪里，一看就没去过东北。其实大家到了青春期，无处发泄，就想撒点野。撒点野这事儿很难做到了，我们能撒野的机会太少了，就变成了在冰上摔跤，把体力耗费掉，也没觉得苦闷和憋屈。后来上中专了，才有点独立的感觉，但是还要花家里边的钱，这事儿就一直心里边不爽，因为你要（跟家里）要。
许知远 : 你摆脱父权的冲动这么强烈吗？
耿军 : 我那个时候已经 19 岁了，第二年就和刚刚提到的录音师杜哥一起就干到了北京，正好 20 岁。干到了“宇宙中心”五道口。
许知远 : 咱们还很近，我那时候在北大上学。
耿军 : 我还去北大逛过，那时候还没有保安，你随便进，随便听课。我记得在 90 年代末的时候，手机已经有耳机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北大看到一个人，他手机揣兜里了，他有一个线（耳机线）是在里边，但我看到这边，他一边走一边说话，我说这在学校里遇到精神病了，但是自言自语。我想他是个妄想症，但后来我才知道他肯定是戴着耳机在打电话，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
许知远 : 对北京最初什么印象？
耿军 : 公交车的票有点贵。要 5 毛。我刚来的时候，太喜欢坐公交车了，你到北京，你总得先旅游吧，逛了一段时间，三四百块钱干进去，不干点什么不行了。我就去做了推销员，虽然一个月的时间一包饺子都没推销出去。
1996 年，刚到北京的耿军
图源/凤凰网读书
许知远 : 从卖冰棍到卖饺子。
耿军 : 我们当时是租了一个150 块钱一月的屋子，进屋就是床，一个大木床，睡两汉子。在市场买两三块钱一斤的波纹方便面，回去煮着吃就当饭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仅有剩下的600 块钱也花完了。我的同学他小姨在西郊宾馆工作，他说你和老杜来西郊宾馆，管吃管住，客房服务员，你不用租房子。我们当了客房服务员，发现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一个人管十间房，不是旺季的时候，每天上午没多长时间这活就干完了，你可以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电扇，打开电视就有《还珠格格》。后来宾馆把我们外地人剔出去了，我就在一个哥们儿家借住，有一个下午的时间，我把《活着》看完，枕头都打湿了。好作家。后来我们就晃着去开了台球厅。
许知远 : 看完了《活着》就去开台球厅。
耿军 : 那时候也看《包法利夫人》。
许知远 : 台球厅多大啊？
耿军 : 台球厅挺大，但只有两张案子，干了一年多，我们赔了好几万块钱，这事就算了，我就去了一家广告公司打工。
许知远 : 怎么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耿军 : 源头还是跟画画这帮孩子在鹤岗的时候，泡图书馆，泡录像厅，去电影院，那个时候我就看了刘恒(3 ) 的剧本集，那里边有谢飞导演的《本命年》。
许知远 : 我非常喜欢《本命年》。
耿军 : 这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故事），主角是胡同里边的一个糙人，充满弱点，也没有像以前那些电影那样去赢得胜利。他倒在了街头，大衣里边一伸手就被干那了，我觉得这种冲击力太强了，我觉得这是真的，拿电影当真事看，那对于我们的冲击力特别大。还有《西游记》，我对这个电视剧也是没有抵抗力的。
许知远 : 为什么呢？
耿军 : 你会发现，里边就看到好看的叫妖精，难看的叫妖怪。有的有玉皇大帝罩的，各路神仙罩着，有的就没有人罩着的，特别复杂，但是你会觉得也有孙悟空办不到的事，也有观音菩萨发愁的事儿，也有唐三藏难为情的事。
许知远 : 所以《本命年》和《西游记》其实是两个挺有你底色的东西。
耿军 : 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我最初对影视的好奇。那些光怪陆离的东西、英雄主义的东西。因为我们什么事也办不到，我们需要那样的出口。其实我19 岁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剧本，故事关于我弟弟他们画画的这帮人，还有两个老师。他们是有竞争关系的，互相降学费来争取生源。其中一个老师给这帮孩子免费学半个月，我们就去免费学半个月，那边免费 20 天，上那边免费学 20 天。青春期里边，男老师给女同学辅导，男同学会特别不高兴。就是这些青春期和成年人之间的那些隐形的较量。
许知远 : 他们有紧张感。
耿军 : 全是受了刘恒那个剧本集的影响，我就觉得这玩意我能写，我来北京也带着剧本的，在学校找专业的老师帮看。老师告诉我，说剧本里边有一些东西还挺生动，但是不能成为就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剧本，你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学校听我的课，在一楼的阶梯教室。这个老师叫张丹，我特别感谢他。开始蹭课后，DV 时代来了，大家都在拍短片，我还参加了实践社的沙龙，《盲井》（2003）的国内首映和《十七岁的单车》（2001）的国内首映都在那里。
许知远 : 小西天还有卖盗版碟的。
耿军 : 小西天、新街口是我们淘碟的最重要的地方。有一天我在那低着头挑碟，完了就听到了一个声音，说老板有《低俗小说》吗？我一听沈阳人，一转眼看到一个快一米九的美国孩子。我说兄弟你在哪留的学，他说辽大。
许知远 : 上个世纪末到这世纪初那段时间，北京总有很多奇怪的人，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现在反而少了。
许知远 : 你刚开始拍 DV，是对自我表达有什么想法么？
耿军 : 其实就是想试一试。那时候第一个短片失败了，就被周围的朋友一顿批，要内容没内容，要形式没形式，演员没有质感，表演节奏不好……朋友之间说这么狠的话，有一段时间，我都徘徊在这些晴天霹雳的批评里面，那时候就看杂志里边就有库布里克(4 ) 的访谈，他说他特别喜欢去影院里边看那些烂片，自我安慰觉得这些电影这么烂，他自己肯定没问题。
许知远 : 重要的人生一刻。
耿军 : 但我实在太烂了，没有人比我更烂。但二十出头的时候就恢复得快，就觉得你们批评我，你们干了什么，小样儿。评论这件事太容易了，任何人都有评论的资格，但是做一件事要行动起来，是很难的。那个失败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到年底我又拍了一个短片叫《散装日记》，就在一次比赛里面得了奖。那时候呼机不停地响，大家知道这人得奖了，好多人发来祝贺。
许知远 : 你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榜样是谁？那时候贾樟柯已经是很厉害了吧。
耿军 : 我看过《小武》，2001 年的中国独立影像展。当时杜海滨的纪录片《铁路沿线》，DV 拍的，大荧幕放出来，震惊全场。同时那个时候，程耳(5 ) 的《犯罪分子》是毕业作业。接下来是杨荔娜的《老头》，就这些独立纪录片给了我特别大的动力。因为《小武》还是 16 毫米胶片拍的，它是需要 30 万左右的制作。但是 DV 不是，DV 只要你有一台机器，能买带子。30 块钱一盘，贵一点的 50 块钱一盘，你就可以干了。我觉得杨荔娜和杜海滨那个时候就 DV 可以拍电影这件事是对我影响是最直接的。
从左至右：
《小武》/贾樟柯/1998
《铁路沿线》/杜海滨/2000
《犯罪分子》/程耳/1999
《老头》/杨荔娜/2000
2003 年非典那年，我就用借来的 DV，拍了第一个剧情长片叫《烧烤》。用了 18、19 天的时间，三个人在一个院子里边的故事。我当时只有 7000 块钱的存款，我用不到 5000 块钱干了这件事，拍完回家就过年了。回来之后就蹭在朋友的机房里面，当时我那剪辑师叫王耀治，他当时还剪管虎的《生存之民工》(6 ) 。那时候我在广告公司上班，白天出去跑业务，这个时间是自由的。王耀治就给我打电话说，管虎回去休息了，我现在有时间，你来吧。就这样蹭机房蹭了半年的时间，剪出来《烧烤》那个片子。
拍完《烧烤》那个时候还能发行有版号的 DVD，给 3 万块钱，后来发行了第二版又给五千，还去了国外的影展，心气又被调动起来。接下来就拍了第二个剧情长片《青年》，那个时候就已经 2006 年了，很顺利。到 2008 年做完，奥运会那年，秋天我就从广告公司辞职，就干电影这件事。房租、日常生活就拍点宣传片、拍点广告是没问题的。盲打误撞，一点点地就拍到了现在。
其实还挺幸运的，有很多人帮。我记得我借第一台 DV 机，是在 BBS 上，我留言写：我要借一台 DV 机回故乡拍短片，谁有请回电。我发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真有电话打过来了，一个女生说我有一台可以借给你，让去甘家口拿。我说你不看看我的身份证吗。她说不用看，我知道你是一个干正事的人。我说你不怕我骗你吗，她说你有座机电话，你不会骗我的。
许知远 : 信任感是存在的。
耿军 : 对，这个人现在也是我好朋友，叫曾淼，她还帮我做了《烧烤》的英文翻译。那台 DV 机是曾淼的母亲在保险公司做业务员挣到的钱，花一万六、七千块钱给她买了一台 DV 机，她那台 DV 机好像什么都没怎么拍过，就借给我。后来《散装日记》得奖上了杂志，她还把文章给她妈妈看，说你看我把这个机器借给了这个人，他获奖了，是不是特别有意义。
许知远 : 鹤岗也在发生很多变化，你从北京回去，觉得家乡在发生什么变化？
耿军 : 可能最直观的就是信息时代，手机这件事、网络这件事让大家变得没有那么亲密了。以前住平房，要去玩就直接登门拜访，你没在家的话，就问什么时候回来，梆梆梆敲门。信息时代，互联网来了，大家反而客气了。然后信息爆炸，互相都跟不上，也不知道想跟什么。
许知远 : 四面八方地跟。
耿军 : 对。那个时候最直接的，就是港台音乐带来的影响。我们知道广州、香港、深圳那种生活是值得向往的；刘德华、郭富城他们骑的摩托我们应该来一台。CHANNEL[V]、凤凰卫视什么的，那个主持人吴小莉、许戈辉。这种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社会秩序，我们得去看一看。见识逐渐打开了，大家就变得开始客气了，就没有那么好玩了。
九十年代，一家人围坐在彩色电视机前。
许知远 : 你1996 年跑到北京来，是不是也就是你朋友圈里的异端了？
耿军 : 当然。在我来北京两三年的时间里边，我的同学陆陆续续地也来了不少。但是大家来了之后就想谋生，想挣钱或者想挣一点快钱，发现这好像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大家都是没有学历的人，就容易变成盲流、三无人员，坐吃山空，待一段时间就回去了。
我来京务工这件事对我来说特别自然，做个宾馆服务员，在广告公司上班。我在广告公司当业务员的时候，不到半年时间我每个月就能挣到四五千块钱。拿到现金的时候，我回到住处数好几遍。我告诉我爸，我说我这个月挣到 4500 块钱，我爸当时就说“你干了什么挣了这么多钱？犯法的事儿可不能干 啊”什么的。
我在北京可能算是稍微开过一点眼界。他们会问我北京的八卦，我说你们在网上和报纸上看到的都比我多，因为我不太关心八卦。我回到家里边是长了另外一个见识，就是过了 30 岁之后，那种人生压力的叹息。那种叹息就让我想起我父亲工作了一天，把李玲玉的磁带放出来、坐在沙发上休息的片刻。我一想他们到了我听摇滚乐、我父亲听李玲玉的那个时刻——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事业和工作的拉扯，大家都“过劳肥”。儿时的朋友也都胖了，我们那儿最小个儿、最瘦，上学只有 80 多斤的人，也 160 斤了。
二十世纪末的北京街头
许知远 : 你在北京，对于外地人的“东北印象”有什么强烈的感知么？
耿军 : 但在北京混了几年之后，尤其还写剧本、拍电影，回去之后就特别注意这种日常的东西。比如你在一个卖肉的地方听到对白，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那边带口音啊，就说猪又（肉）多少钱一斤，“肉”念“又”。说十三一斤，给我来半斤。卖肉的说，半斤啊？二斤也行。他说二斤的，你来三十块钱的好不好。他说 30 块钱啊，我一共就带了 50 块钱，30 块钱预算有点多。他说你这样，我一刀下去就是 30（块钱）左右。他说行。他说但是你买过去这肉，你老婆会生气的。他说为什么。卖肉的（回答）说这么好的猪肉，你只买 30 块钱，你老婆会生气的，这个可是一年多的猪，就是二指膘都快三指膘了，你用手按一按，一点水也没有，你上其他摊看一看有这么好的猪肉吗。（最后说）三斤三十九对吧，你给我切四十块钱的。你会感觉到一种，尘世之美。
二十世纪末的鹤岗，第一百货商店附近街景
许知远 : 鹤岗的尘世之美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
耿军 : 比如说我们去鹤岗本地的串店，年轻人特别喧闹，如果有静悄悄的，就是一帮中年人。有的是那种家里老人的那种生病的叹息，有的时候是那种孩子学习不错的沾沾自喜。这些东西就会让你重新对生活好奇，是因为你从这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回去的时候，因为在搞创作，对人重新开始好奇，对生活开始重新好奇。
李睿珺导演在（直播）评论区告诉我们记得吃串，咱们是不是聊太多了，太像直播了。李睿珺的电影现在正在院线里热播，豆瓣已经到了8.4分，《隐入尘烟》，推荐给大家，非常值得看。我觉得人跟土地的那种就被我们忽略的东西，电影里重新拾了回来。里边还有特别珍贵的，特别质朴的爱情，那些浪漫的细节，可能在城市里已经没有了。我就别剧透太多。
许知远 : 那你觉得，你在《东北虎》里面是不是也在表现相似的东西？
耿军 : 我在《东北虎》里边其实情感特别复杂。他们问“在《东北虎》里边你是谁啊？你是罗尔克吗？”就刚哥（徐刚，《东北虎》里饰演罗尔克）饰演的那个角色，我的回答是，不单单是罗尔克，我还是马千里对面那些讨债人群里边的一个，我也是徐东，我在某一刻可能也是马丽演的美玲。其实这种投射，在创作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作为人的危险性和作为人的怯懦，还有那些勇敢的东西。因为情绪、情感，感动、愤怒这两件事，我觉得它在表达里边最直观。
但是情感里面还有很多更加微妙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哀伤。那尴尬是属于什么呢？尴尬可能是哀伤里边一个分支。也有的人会说：“是不是《东北虎》这电影有点儿刻薄？”我反应了很长时间，我说：“我很温和，怎么会说我刻薄。”后来我想想刻薄是什么词呢，毫不客气地说出真话叫刻薄？我说那可能是一种褒奖，我说可能是刻薄的。但是《隐入尘烟》不刻薄，许老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可不能落下这个电影。
许知远 : 包括这种《东北虎》里，更复杂的情感，也是因为过去一步步叠加，你对这些是怎么理解的？
耿军 : 我故事里的电影主人公，他们三十五、六岁，面对现实的困境有答案吗？有能力解决吗？那是不是试着去解决一下？可能会碰一鼻子灰，可能会愤怒和宽容并存的这件事儿，在普通人遇到自己生活里边最难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写电影的时候不是往“上”写的，我们战胜了困难，我可能会更忠实于我自己知道的，我们大部分战胜不了那部分。我觉得所谓的战胜其实是妥协，硬着头皮面对尴尬的生活。我们说一个人特别潇洒，那只是我们知道他潇洒那一面，别的他藏了起来。当然我们电影不藏这些东西，但我还想在电影里边让我的那些主人公活得像个人样儿，这件事很难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说他“活得像个人样儿、有点尊严”，这个说起来很轻巧，但在生活里面能很难达成。
《东北虎》/耿军/2021
许知远 : 为什么那么难达成呢？
耿军 :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是每天有一个“受辱值”。你在家庭里边，到这个年龄还是你说了算吗？你在单位里边有比你高一点的领导、有中层领导、还有大领导，你在生意场上会有甲方乙方。你随便干点什么事，都可能会面对这件事。我们如果要是都非常礼貌，所有的事都特别规矩，那就机械了。日常里边这种丰富的东西，是我认为电影里边最重要的东西。
许知远 : 你跟日常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过程，反正我们年轻时代不都是对日常非常地厌倦，就要逃离日常，慢慢发现日常不可逃避，包括我们现在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来逃避日常。那日常跟你是什么关系呢？
耿军 : 我跟日常相处地不太好。我一直其实挺较劲的，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因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听到这个人特别没出息。到后来就脸皮越来越来越厚了，当然跟你关系不近的人也不会说你这样的话。只有关系近的人、对你有期待的人才说，剩下的其实不会说这样的话。很小的时候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从）长辈（那儿）来的。
许知远 : 你的电影里面其实展现了很多他在对抗日常羞辱的、反抗的方式，可能暂时的反抗，可能一句诗也是个反抗。但好像又在某种语境里面，羞辱、反抗、失意它们对你来说什么关系？里面有很多无奈。
《锤子镰刀都休息》/耿军/2013
耿军 : 我觉得如果一个电影、一个作品能捕捉到这个时代的情绪，我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空里边，在这个环境里边，我是怎么面对这些的。我觉得我得诚实啊，我能不能稍微勇敢点面对我的不堪，不是那种英雄主义的东西，日常生活里面很难亮出英雄主义那一刻。“软弱”和“不堪”，我觉得是我和我周边的人的常态。那个东西特别值得用电影来表达，就是我们在这里边的软弱、不堪、挣扎和反抗。试着勇敢一点，之后又退缩一下，再试第二种勇敢的方式，之后又看到另一个人比我还不堪，我心软了。这种东西是逐渐对周围人和对自己的理解吧。经常会在熟人之间，或者是恋人之间，或者家庭里边听到，你怎么不理解我。我自己心里面会回他，我说我都不理解我自己，你这个太强求了。
拍电影会有这样的好处，这里边有这么多人物，我试着理解他。他在做不光彩，或者是在做违心的事的时候，我试着理解一下，我要把我人性里边那个层面给调动起来，这个是很刺激的。还有我看不上的人，我可以在电影里边报复他。我喜欢的人，我在电影里边爱护他。在电影里面我是能干掉我脑子里边我不喜欢的我自己，能保护住我脑子里边我觉得我还行的自己，其实在电影里面是有这样的潜在的东西。
许知远 : 对，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替代的方式，或者应对和替代的方式。你是面对什么情感最能够激发你？
耿军 : 我觉得其实是愤怒和温柔。你是受到关怀了吗，还是你还被抚慰了，你被善待了，或者是你被启迪了。还有就是愤怒，看到了不公，看到了人类是不该这个样子的，看到了我们要去解决但是解决不了了的。
许知远 : 远方的不公跟你是什么关系？比如说远方新闻上的不公，远方的不平等也好，更让人不堪的事情也好。
耿军 :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那是我的一部分，只不过那个人不是我而已。
许知远 : 你的共情性是很强的。
耿军 : 我会特别容易情绪化，自控能力虽然越来越好了，那种成熟的人就是中年人，最无耻的就是平衡感。我觉得那是最无聊的东西。
许知远 : 为什么你觉得平衡这么无聊，平衡是不是也是可能是对一种情感的深化的过程？
耿军 : 没有差池，纠错能力强。
许知远 : 或者说是一种要产生这种更深的纠错，因为你不能总是停留在表面的错误，你错误要更深入一点，纠错也会变得更深入。
耿军 : 开车没有颠簸，你会犯困的。颠簸的路，拐弯的路什么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就特别平稳。
许知远 : 但是你可以想象可能一种速度是 40 公里，有人平衡很好，但你要开到 200 公里的时候，你的平衡感更强，他仍然可以有电波。
耿军 : 那是马斯克，我们大部分人就不是马斯克。
许知远 : 你平时是如何进行观察的？
耿军 : 我在意日常中的一些细节，像某种“毛边”。比如冬天的时候看一个人把自己走热了，有点像火车冒热气，你跟在后面不远的时候，他越走越热，他呼吸节奏就越快，之后他鼻子鼻吸就会越多，一个人走在前面就是一个火车头，就一边走一边冒热气，你就会看着背景冒热气，就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
《锤子镰刀都休息》/耿军/2013
许知远 : 如果能要发现日常生活的一种戏剧性，其实是需要高度的耐心，巨大的耐心，还是你很容易觉得就发现了？
耿军 : 经常情况是，你发现了你也不认为这玩意有用，当你在创作的时候那些意象突然就出现了，那些在脑海里边沉睡的东西被唤醒了，平时我也想不起来。知道这些东西是作为一个基础，就像跳高的时候，你要杆子杵地上是一个基础，你才能跃起来，跃起来的那部分就是想象力的部分。
许知远 : 日常生活那些残酷的一面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耿军 : 生老病死，包括结婚的喜事，就这些东西，其实每一个面都有残酷那一面。
许知远 : 你最害怕的残酷是什么？或者你最不知道怎么表现的残酷？
耿军 : 其实最害怕的残酷是病和死吧。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胆子挺大的，但是那个是你彻底地无措，你没招。世界上最残酷的可能是这个事儿。我们打个比喻，地狱就是医院，天堂就是洗浴中心，地狱、天堂皆在人间。
许知远 : 哈哈，鹤岗的分层，你是“鹤岗的但丁”。你觉得我们这代人有什么普遍性么？我的感觉是缺乏更沉重的东西。我觉得我轻，但又不到自由。那种感觉沉沦、苟且又带着理想主义，不服但又没那么勇敢，还想试着勇敢勇敢……可能这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还是不太一样。
耿军 : 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特别讨厌四十多岁那帮人，但我们现在也就那样。比如说现在拿出来一首网络歌曲，我们看不上，但这跟我爸当时看我听摇滚乐的时候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太封闭、不接受新的东西了么？
许知远 : 你焦虑么？
耿军 : 我倒没有焦虑，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更有出息一点。
许知远 : 那你现在最想干什么呢？
耿军 : 我其实特别想上北欧拍电影去，但因为疫情就去不了了。
许知远 : 对，北欧人和鹤岗人都北方人，把他们放一起还挺有意思。
耿军 : 是，但东北比北欧冷多了。
北欧深冬
许知远 : 这对人的性格带来什么影响？
耿军 : 我记得小时候，大部分时间里，冬天就是要把手都包起来，戴帽子，戴围巾，只有眼睛露着，就冻眼睛。只能快快走，把自己走热。二十分钟吧，你才能暖和起来，那就可以聊天了。
许知远 : 那你去南方，比如去三亚是什么感觉？
耿军 : 我第一次去三亚的时候，特别失望。我想象中就是椰林海风，沙滩美女，结果遇到好多东北人。
许知远 : 可能东北话的语言特征太明显了，口音侵略性特别强。其实在北欧拍电影未来还是可能实现的，有什么是你觉得不能实现的么？
耿军 : 可能拍商业片，咣咣一顿干一顿炸。电影就要能容得下虚构，能开玩笑。
许知远 : 对，“鹤岗宇宙”给炸了，完了之后让勇哥、刚哥他们来拯救。你们一起成长，你怎么看他们呢？
从左至右：
勇哥（张志勇，《东北虎》里饰演马千里）
刚哥（徐刚，《东北虎》里饰演诗人罗尔克）
耿军 : 我有时候会换位思考一下，我要是他们的话，我觉得挺来劲的。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拍电影还是很遥远的事。当然我去客串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他们演得好，他们在我的电影里，其实挺难演的，他们在别的电影剧组三条、五条就给过了，他们自己还说没过瘾，导演就说特别好，说不愧是“鹤岗宇宙”来的。
许知远 : 拍过电影的人和没拍过电影的人，面孔就真的不一样了，他被重新塑造过。他成为过别人，在生活里边他也会被塑造的那个人所影响，非常奇妙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