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是著名的国学大师、历史学家,他出身世家、治学严谨,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称为清华大学百年史中四大哲人,又与吕思勉、陈垣、钱穆等人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从左到右: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梁启超陈寅恪埋首书斋多年,自甘寂寞,但学问功底却为民国学术界推重。
梁启超曾称“我梁某著作等身,不及陈寅恪寥寥数百字”,北大校长傅斯年称他“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吴宓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鲜为人知的是,陈寅恪与鲁迅在日本曾有两年“同窗”之谊,还曾一度住在同一个公寓,其兄陈衡恪与鲁迅又是留日和教育部同事时期的密友,因此,陈寅恪是鲁迅相识多年的熟人,但陈寅恪平生从没有公开提及鲁迅,倒是鲁迅在日记和文章里多次记下与陈寅恪的交往。
鲁迅直到晚年,陈寅恪才在日记里淡淡提到此事,并说出了不公开谈论鲁迅的原因。
1、12岁与鲁迅同船前往日本留学,在弘文学院同学两载:
1902年,21岁的鲁迅考上官费留学生,在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的带领下登上日轮大贞丸号,由南京出发去日本,从南京同行的还有陈衡恪、陈寅恪兄弟。
留日期间的陈隆恪、陈寅恪、陈衡恪三兄弟(从左到右)陈氏兄弟是俞良田明震的外甥,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孙子,父亲是维新四公子之一、“同光体”诗人的陈三立(又称陈散原),由于家庭原因,兄弟俩一心向往新学,大哥陈衡恪27岁,三弟陈寅恪12岁,一同赴日留学。
鲁迅对俞明震和陈氏兄弟的印象不错,他在《朝花夕拾·琐记》曾提起对“俞明震”的印象:“但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在日记也多次称俞明震为“俞师”或“恪士先生”以示尊崇。
俞明震虽是晚清官员,却积极支持康梁变法,也参与过陈宝箴在湖南的新政,倾向于变法维新,主张向日本学习明治维新的先进经验,曾两次亲自带领官费留学生赴日,还尽力让家中子弟出国读书,他的侄子俞大纯和外甥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都因此成为日本留学生。陈氏兄弟来到日本后,与鲁迅一起进了巢鸭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同住一舍,同学两载,于1904年毕业。
鲁迅与年长的陈衡恪是终身好友,而年幼许多的陈寅恪,在鲁迅眼中更像一个小弟弟,这大概也是陈寅恪很少与鲁迅论交的原因之一,他与鲁迅同学之时,像是一个初中生与大学生相处,二人的见闻、想法和追求都存在着年龄的鸿沟。
鲁迅后来弃医学文,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弃学,在东京寄寓,自学德语、俄语,靠翻译外国小说谋生。
而陈寅恪更为特立独行,他自称:“我心思不在学业上,但也并非不听课,每个月都要到注册的学校胡乱听几节课。我是官费生,朝廷每年有400元光洋配额。要看听课记录,方才可以按月从学监处领到33元钱。”
不久陈寅恪因足疾回国,就读于复旦,直到1910年才再次出国,游学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名校,学过22种外语、精通8国文字,尤擅梵文和巴利文,他本来就国学基础深厚,兼之游学西方15年,后遂成为中古史、宗教史专家。
2、大哥与鲁迅过从密切,妻子是许广平老师,陈寅恪却从不公开提起鲁迅:
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陈师曾)是著名美术家,精通绘画与篆刻,比鲁迅和陈寅恪成名更早。
1912年,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出任教育部佥事,1913年,陈衡恪任教育部编审,两位老同学在北平相见,格外亲热,过从密切,鲁迅当时刚刚出版了《域外小说集》,还有《炭画》一册,书名就是陈衡恪题写。
1914年,因一战爆发,在欧洲游学的陈寅恪归国,来到北平投奔大哥,被聘为蔡锷秘书,经常与鲁迅见面,鲁迅1915年4月6日的日记里还记着:“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对陈氏兄弟,鲁迅颇为推重,曾对陈寅恪说:“你们兄弟均如此,读起书不要命,过目不忘又天资聪颖。”而陈寅恪答:“你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文学这一块。”此时陈寅恪已成年,但志趣与鲁迅并不相同,他性格孤僻,常与李叔同等人一起讨论、研习古诗画和音乐,远离政治运动和革命浪潮,沉浸在中古史的学术研究中。
陈寅恪没过多久,陈寅恪再次出国,前往美国留学,从此中断了与鲁迅的联系。
但名人圈总是那么小,1926年,36岁“高龄”的陈寅恪经人介绍认识了唐筼,两年后结婚,唐筼是晚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当时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后来陈寅恪夫妻南下,许广平还曾特地前去探望老师。
陈寅恪与唐筼一家对与鲁迅的交往经历,陈寅恪不论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还是私下与友人的交谈中,都只字不提,对鲁迅从无任何评价,而鲁迅对陈家兄弟则颇为推重,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与大哥“陈师曾”的日常往还,也有一些与陈寅恪的来往。
与对鲁迅的淡漠态度相反,陈寅恪与不少新文化运动代表如胡适、傅斯年、俞平伯、朱自清、戴望舒等人交游密切,也常在文中提及彼此的交往。这种对比格外令人费解,陈寅恪不提鲁迅,并非因为二人的志趣不同,也非二人有什么过往嫌隙,这种近乎回避的谨慎态度,不管是在鲁迅生前还是身后,陈寅恪都没有改变过。
3、晚年说出原因,不愿向鲁迅“谬托知己”
晚年时,陈寅恪曾公开回应了别人的不解,说是因为鲁迅的名气已经如日中天,出殡时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他担心自己与鲁迅论交,会被人误认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陈寅恪本人虽然出身世家,学养深厚、名满中外,但他的性格孤僻清高,命运十分坎坷,十几岁就有腿疾,后来一足跛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其父陈三立绝食而死,陈寅恪悲伤过度,高度近视的眼睛出现视网膜脱落,最后导致双目失明。 陈寅恪与唐筼虽然名声在外,但陈寅恪的人生脱不了贫病二字,十分艰难,而他的学术著作就是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他不愿与鲁迅论交,一来是自己个性孤弱内敛、热衷学术,与鲁迅锋芒毕露的批判性迥然不同;二来是他内心清高骄傲,自觉将来凭一己学力,必为学界泰斗,不愿攀附名人。
陈寅恪在家中走廊上为学生授课倾盖如故,白头如新。
尽管少年相识、同窗两载、兄弟结交、妻为师生,但作为公认的“中国文化托命人”,颇有遗少风采的陈寅恪,内心恐怕并不认同鲁迅几乎全盘否定传统的战斗性,也不一定认可鲁迅的学术地位。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二人都成为一代文化大师,一为新文化摇旗呐喊,一为旧文化输血续命,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上为中国文化的浴火新生而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