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苏
编辑｜恕行
2018年9月，我从成都出发的飞机降落到爱丁堡，一个梦幻童话般的苏格兰城市，我即将在这里开始为期一年的研究生生活。23岁的我生猛如虎，不知疲倦。留学生活在到达的第一天迅速铺展开来。
刚到学生宿舍，我就去就近商场买好被褥、床单、衣架，简单收拾后，和刚遇到的中国室友去吃苏格兰特色菜Haggis。紧接着赶去见论文导师，畅聊一个小时。接下来我去了学校图书馆，把专业的书架逛了一遍，用手机拍下重要内容。
回到家已是秋天的傍晚，我把窗前尽收眼底的皇家一英里拍了个遍，发了朋友圈，转发给亲朋好友。洗漱完毕，躲进被子，我下载了Tinder。
屏幕里为我推出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昆汀。
谈恋爱，对于一个高考大省里的“名校”来说是高压红线，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一件事情。从高中毕业来到大学，我看着每晚宿舍楼下搂搂抱抱的男女，感受到大家青春期错过的荷尔蒙就像火山喷发，弥漫在整个校园。
那时，我的微信名是张楚的一首歌名，叫“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因为歌词里唱到：“鲜花的爱情是随风飘散随风飘散……它们并不寻找并不依靠，非常地骄傲。”大学的我就是张楚歌里那朵鲜花，没有遇到让我足以落脚的爱情，我为拥有这个独立的灵魂感到骄傲。
另一边，对于“性”的认知在悄悄萌芽滋长。加入辩论队成为我性别意识启蒙的转折点。在这里，我每天都在思考性、性别、性向的议题，也收获了和女性、酷儿朋友们的陪伴，从未感觉到孤单。
只是，性和爱，对于一个直女来说，像是人生体验的一门必修课，而我迟迟都没选到。
2017年的冬天，我和一群辩论的小伙伴在酒店的房间里，心血来潮玩起“Never have I ever”，游戏规则很简单，一个人说一件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其他人如果做过这件事情就要喝酒。在这个奇妙的夜晚，辩手朋友们交换了自己关于性和爱的秘密，一个人说出劲爆的句子，就看到人群中三两个人端起酒杯，大家尖叫、起哄、因为肾上腺素刺激和酒精而脸涨得通红。而我，自始至终没有喝下一杯酒。
2个月后，我们这一群人在另一所大学的比赛场上相遇，主办人面对着200位大学辩手讨论辩论的魅力，说：“即使是Sue，一个处女，也能从辩论里感受颅内高潮的喜悦。”我的“耻辱”被暴露在好几百人中，像是被瞬间扒光了衣服。冲着讲台，我只好笑了笑，暗地里对讲话的人已经握好拳头，想冲上去揍他一顿。
也在那时，我心里对性和爱的渴望冲到了顶点。
在爱丁堡的生活进展飞速。由于做的研究和男同志相关，我和学院里的朋友阿伦很快相识，他帮我联系到了学院里其他一些同志朋友。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分享彼此的生活。朋友圈里的阿伟年长我们10岁左右，在爱丁堡已经快三年。他的约会生活最为丰富，时常告诉我：“我觉得你就是要去约会才对。约会能让你越来越了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我想什么时候也有一天，我可以很自然地谈起我的约会经历，和好友讨论性经验里的尴尬、兴奋、局促或是巅峰。迟来的一课，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补上？
我就在这时，撞上了昆汀的枪口。
在交友软件刷到昆汀之前，我也有几次徒劳的尝试。左划、右划、左划、右划。最开始，我会仔细端详那些小格子里的照片，像在淘宝店里精心挑选衣服，恨不得能参考用户评价。有一次我几近要和一个男人见面。到了约好的那一天，这个男人的即时通信软件再没看到上线，像鬼影一样消失了。
几次热情的尝试无果后，社交软件变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百无聊赖时，我就会盯着社交软件划，期待手机屏幕的窗口可以和这个城市里的某个人产生一些联结。
“我的人类奴隶的服务还不错——我的机器人主人。”这是昆汀的交友软件主页。
昆汀，法国波尔多人，一头自然卷的黑长发，胡子留到鬓角，典型的欧式双眼皮，眼睛明亮，身材修长，手指纤细。爱丁堡大学信息工程博士后，在研究学校最贵的那个NASA机器人。极客，喜欢瑞克和莫蒂、星球大战等科幻系列。
我们交换了信息。出乎意料地，昆汀说话礼貌、热情、得体。
这一次和昆汀见面，我谁都没有告知，怕被爽约再次尴尬羞耻，因此我也没有抱什么期待，只是等待约好的日子。
我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咖啡馆见到了昆汀。他有1米9左右，黑长发搭肩，穿一件黑色的夹克外套。我问：“你是昆汀吗？”他微笑点点头，没有说话。
坐下后，我们开始攀谈，分享了共同作为外国人对爱丁堡这个城市的印象，搬家找房的痛苦，学英语的经历。我讲的时候，他点头呼应，忽闪着大眼睛，听得很认真，一直看着我。聊着天，我那颗沉着的心一点一点浮起来。我犹豫着，心想还没有聊什么深入的话题，我们以后是算朋友吗？还是说这样就是往恋爱方向发展了？我心里没底。
12月的爱丁堡，在5点左右就天黑了。他问我：“要不要去学校后面那块大草坪上散步？”我应允了。冬天的草坪上没有遮挡，风呼呼刮着甚至听不清对方讲话。
我们并排在草坪的小路上走着，周围人不多。我不经意间说一句“好冷”，他伸出一只手，搂住我的肩。第一次和一个男人贴得这样近，我本能地颤抖了一下。在他的怀里，我感受到温暖，于是我没有拒绝。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他礼貌地问。
“嗯？”
“你在约会软件上想找什么？”
我找什么呢？这是一个好问题。只是性吗？好像不是。追求爱吗？好像也不是。
“我很迷茫不知道要找什么。但是我愿意抱着开放的心态看看我们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你呢？”
他说：“我也是，那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先一起在爱丁堡开始一段探险吧。”
探险。是的，我们在一起，是在享受、体会、实验、探险，是一段有很多可能性的关系。又或许，是一段危机四伏的关系。
那天傍晚坐在草坪的长椅上，昆汀给我指降临在夜幕上的星星，他跟我说：“I like that you are small (我喜欢你，小小的)。”我回头看向他。他的目光和我对视，眼神里写满渴求和欲望，来不及思考，他的唇落在我的唇上。我们在草坪的长椅上接吻，我像要在他的唇齿间融化，被空气里发酵的情欲裹挟，脸颊滚烫。
热吻拥有过第一次，就会想要更多的。在激素荷尔蒙的作用下，我想，我要和他拥有更多奇妙的探险。我们约好周末要在他家里见面，他说，要给我做他私藏菜谱上的食物。我们心里暗藏着一个共识，那晚，要发生些什么。
昆汀独居在爱丁堡亚瑟王座的正对面。走到窗边，可以看见宽阔的山景，亚瑟王座柔和的线条在夜色里上下、迂回、起伏、跌宕。他家的墙上粘了一大面白板，上面写写画画了一些工程的公式，很是极客。他给我做了烤帕尼尼，加了一层厚厚的芝士。
我们一起吃饭、聊他房间里的布置和研究期间的一些趣事，从餐桌聊到沙发上，依偎在一起，慢慢地半躺在沙发上，最后热烈地接吻。周末的夜晚，适合床第间的翻覆，这一刻终于到来。每一寸肌肤贴近在一起，暖流涌动。他对我的身体有着一种强烈的热情，从额头，到脸颊，到嘴唇，到脖子，到肩膀……我感到被需要，被渴望，被珍视。
当我们的身体彼此交融，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竟可以无限接近。
和昆汀圣诞节过后再见面时，已经是研究生的第二学期。这一学期，任务繁复了很多，开学的那股子冲劲散去，研究生活日复一日，不是读文献便是编码数据。除此之外，做中文研究的软件技术遇到难题，我的研究受到了阻滞。
在这些日子里，支持我撑过数据处理的，就是在阶段性收工以后，可以与昆汀见面，跟他分享研究的痛苦。我们固定在周三、周六见面，大部分时候是在彼此的家中，做饭、聊天、拥抱。昆汀的身体就是最好的释压器，和他靠近，我就会忘记所有的烦恼。
当3月春天来临，我们偶尔到户外去散步、爬山，看紫粉色的晚霞和昏黄的落日。在晚霞笼罩的亚瑟王座顶峰，他指着远处的海，说：“看见远方那边海上的船了吗？我的父亲当过海军，这些年退役后，他攒钱买了一艘船，假期的时候我会和他一起在海上航行。”
我第一次听到他主动讲起自己的家庭，瞪大眼睛看着他问：“真的吗？”
他弯下腰环抱着我：“对呀，在海上航行很刺激。”
我心里小小地失望。我其实期待他说：“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在海上航行。”转念一想，又觉得有些好笑，我和昆汀，算什么？
直到3月底的一天，在一次性爱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画面，他还有可能去约会别的人。我心里描绘着这个身体被别人占据的画面，产生强烈的冲动想要占有这具身体。我激动地哭了起来，昆汀停下，拍拍我，问我怎么了。
我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我不想你和别人约会。”他沉默了很久，不停地像哄婴儿睡觉那样轻拍我。
我追问道：“你喜欢我吗？”
他停顿了一下，小声说，“我也喜欢你。”
我回味着这句迟疑的回应，他接着开口说：“等夏天来的时候，我们找一个周末，一起去威尼斯旅游吧。那里有尼斯湖，我们可以坐游轮，在尼斯湖上等水怪出来”。
“我们”，我和昆汀，一起去旅游。我想，我们的关系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吧。
昆汀是一个做事靠谱、守时的人。和他出去旅行，他总能找到路，把每个时间节点控制得很精确。每次约见面，他从未爽约，很少迟到。他性格温和，说话慢条斯理，也很会照顾人。他走路很快，但会故意放慢脚步，和我步伐同频。
我们在早上起来一起做早饭，泡一杯热巧克力，然后一起去学校。晚上窝在被子里看动画片，有时候是面对面坐着聊天。
他常问起我在中国的一些经历，还对学中文很好奇。我当然非常愿意教给他。有时候，他用芝士作为唯一的调料，教给我一些简单的西餐料理。我跟他也做一些中国的菜式。我们的约会里偶尔有一些外出的浪漫，更多的，是缱绻在昆汀家里，吃饭、聊天、看电影、性爱。
昆汀很忙，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基本都泡在实验室里。每周两天见面，就像是某种他生活的惯例。他说，导师总是给他很多发表的压力，博士后拿教职的竞争激烈，找到教职遥遥无期。但是看得出，他对机器人的研究有极高的热情——不然也不会满白板写满公式，每天在实验室里超长待机，吃饭的时候时常掏出电脑写两行代码，晚上总是半夜醒来然后辗转反侧。
当见到昆汀变为一种习惯，我不再满足于期待周三、周六的到来，而是希望能和他在一起更长时间。
有时，我好奇他对我们的未来有没有什么愿景，有没有想过要一直在一起。有时，我想了解他在干什么，想问问他，你在干嘛。有时，我也好奇，他过去的伴侣是什么样，他的原生家庭，父母弟妹，作为最大的哥哥，他有没有很多的辛苦。但我们很少谈及。
我们之间保持着一种整洁的体面和礼貌，没有为这些事争吵过。这是我在面对这段关系里跨国文化的不确定时选择的保守，我告诉自己，要尊重对方的隐私。
阿伟总是问我：“你们真的是约会这么久，都快半年，还不要在一起吗？他是不是偷偷在外面约会啊。啊唷，真的很要命。什么时候你要带他来见我们？好姐妹的男朋友根本要带来见面才对。”
在外面偷偷约会，有这种可能吗？每次接近，我都觉得昆汀在全身心地投入，我见到他，也很投入我自己，对吧？
不在一起，也是我对亲密关系的一种警觉。无条件让昆汀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习惯于他的存在，是否就是爱？我警惕这种沦陷，我不想在“爱”面前低头，妥协一部分的自我。我想保持独立，于是我克制住在关系里的依恋，享受和昆汀有限的欢愉。
“唉呀，会有一天在一起了啦。我还没有准备好而已嘛。况且，他也不太爱见人的。”我回答阿伟。
夏天的爱丁堡最为热闹，盛夏从早上4点晨光熹微，一直到夜晚11点天边还有一丝白光。整个8月，来自全世界各地最好的艺术家和全世界的游客都齐聚这个梦幻小城，欢乐的人们摩肩接踵，端着啤酒杯，站在街边唱歌舞蹈。我住的皇家一英里每天都会响起悠长的风笛，直到午夜12点。
可我不快乐。
论文接近收尾，部分数据不显著，无法验证最开始的猜想。我开始意识到读博没有想象中那么光鲜，研究里的失望、枯燥才是博士生的家常便饭。论文的结束，意味着学生时代的完结，身边有同学早早订好了回国的机票。而我，还有半年签证有效期，我不能走。我舍不得走。
在这个节点，导师推荐了我一份当地语音芯片公司4个月的工作岗位，做一些语音数据处理和标注。面试通过的那一天，我和昆汀去了一家西班牙的餐厅庆祝。
那张为期4个月的合同，好像为我和昆汀的关系又续上了4个月的期限。可好不容易抓到手里的亲密，怎么只有4个月？我享受不来倒计时的“黄昏恋”，也不舍得就此放手。我决定将这段关系续约，变成长期亲密关系。
2019年9月，我和昆汀一起去了纽卡斯尔。晚风吹来，我穿得单薄，环抱住自己。昆汀走在我旁边，敞开自己黑色的外套，用一边把我裹进他的外套里。他环抱着我，我搂住他的腰。
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一刻更温暖的避风港湾。
躺在床上，暖黄色的灯光照亮昏暗的房间，房间外人声鼎沸，我只听得见昆汀心跳的声音。
我尝试着开口：“昆汀。”
昆汀回应我说：“怎么了？”
“我好像爱上你了。”
昆汀没说话。
我问：“你想要说点什么吗？”
他说：“我……谢谢你。”
太蠢了。不该说的。在那一瞬间，我似乎失去了全部的独立和自尊。我的“爱”没有被接住，也没有得到回应。
我为自己解围：“没关系的，昆汀。也许是我太着急了。你可以慢慢考虑，但在那之前，我们还是维持现在的关系，好吗？”
他点点头。
11月，又一个冬天来临。我的硕士论文修改没有进展，因此也放弃了这一年的博士申请。工作重复无味，一个中国人在国外的公司，除了处理中文的数据，似乎在公司里一无所长，不被看见。最开始，朋友们关心我申请博士的进展，而当我回答“还没有改”的次数多了，大家便不再提起。情绪被阻滞在一座内心的孤岛中，在那里，没有人听得见我的歇斯底里。
昆汀成为了我的救命稻草。有一次一起做晚饭，我从后面抱住他，再次试探性地说：“我爱你。”与上次不同的是，他说：“我也爱你。”我抬起头，仰视着他问：“真的吗？”他说：“我爱你，是的。”
这好像意味着，我们默许了这段长期的关系，在一起了。
所谓“在一起”，就是两个生命签下的合同，它象征着一种承诺：敞开你生命的门，让另一个人完全走进你，塑造你，你成为他，他成为你。这种塑造是建筑壁垒预防不了的。就像我说话的口音会模仿昆汀有点生涩的法国口音，会说一些简单的法语，从完全不吃芝士，到能说出各种种类芝士的名字。昆汀会用筷子夹我做的中餐，会在去度假的海滩上给我写“你好”。我们会讲他爱的瑞克和莫蒂里面的一些梗，会用一些我爱的《变装皇后秀》里面的名句。
当生活的渗透变得自然而然，我开始更介怀一些细小的事情。前些天在白板上教他写的中文汉字，下次去已经被擦掉。上次放在洗手台上的牙刷，下次得从他的旅行洗漱袋底部掏出来。上次用过的巧克力马克杯，下次需要从洗碗台上方的柜子里拿出来。走在路上，昆汀有时会突然放掉牵着的手，或者拉起连衣的帽子，于是在上班的路上，我很自觉从不牵他的手。
我问，“你要考虑同居吗？”
他说，“我的工作很忙，睡眠不好，需要自己单独睡上两三天才能休息好。”
亲密的边界，忽近忽远。这些我介怀的瞬间总在我快要完全信任昆汀时咯噔一下，像在水面砸下的小石子溅起的水花，但是很快又消失不见。那些水花小到我不愿意跟身边的朋友分享。又或许，它大到一旦被别人知道，某些残忍的事实就会被揭露。而我，万万不愿意面对。
2020年初，疫情开始，国内开始封城和出行管控。那时我在爱丁堡一家语音芯片公司的合同快要结束，签证3月份即将到期。不管有没有疫情，我都需要回家了。
因为昆汀，我觉得我和这座生活了一年半的城市仍然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想着终究有一天会再回来。回国，沉淀，申请，再回来。我跟昆汀约定了2月要去第三次旅行，去美丽的摇滚之乡利物浦。
旅行前一周，周二下午的午休，我和公司的中国同事王琳谈起国内的疫情、机票和签证，两个人愁眉不展。我提议，我们来说点开心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王琳说：“我周末约会了一个法国波尔多男人，周末去了博物馆呢。”
“哇，好棒。我的男朋友也是法国波尔多人。他是做什么的呀？”
“是爱大的，计算机专业。”
我说：“这么巧吗？我的男朋友也是差不多。波尔多人都很爱喝酒吧，哈哈。你们约会去喝酒了吗？”
“没有诶。那个男人很奇怪，也不怎么喝酒。我去他家里吃饭，他说他给我做的是他的私藏菜谱。笑死，我一看就是正常的面包芝士放进烤箱里烤一烤。”
我问：“他叫什么？”
王琳的脸迅速沉下来，带着几分惊愕，说：“昆，昆汀？”
我声音里带着颤抖，说：“那就是我男朋友。”
我找到公司一个角落，像疯了一样给昆汀打电话。打了8个电话以后，无果。我冲回家，把他送我的全部礼物、情人节出行准备给他的礼物，打包收进一个袋子里。这个时候，他终于忙完了实验室的工作，回电话了。
我们约在学校广场上的一条长廊处见面。他坐下，我站着。
我眼圈通红，质问他：“为什么？”
他低着头，全身都在发抖。在夜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问：“你们见了几次面？”
他说：“两次。”
我问：“你们上床了吗？”
沉默。
“有没有？”
“有。”
他抖动着肩膀，像是在啜泣。
我深吸了一口气。深冬的凉气钻进我的呼吸道，刺激得我流下眼泪。我说：“要是我不问，你还要瞒着我吗？你还有没有？”
路过一个吊儿郎当的男人，他对着我大喊：“他大概已经跟两三个女的上过床了，婊子。”
我用最大力气对那个男人吼道：“滚你妈的！”
那个男人扭头走开。
我问昆汀：“他说的是真的吗？”
昆汀很用劲地摇头，说：“没有。”
我把打包好的物件全部塞给他，“这些是你生日送我的礼物，你全部拿走。还有，我还他妈给你写了一张情人节的卡片，送给你。我们这就算完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只说了句：“我很抱歉，Sue。”
在2月的冷风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我想不明白，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会让他出轨？他到底对关系有什么不满，会隐瞒我去和别人约会？更要命的是，我明天应该怎么面对王琳？
当晚，昆汀发来了我认识他以来最长的一条消息。我不敢看，复制粘贴发给我的好朋友，问她昆汀说了什么。
朋友复述，大意是：“Sue，我很抱歉以这种方式和你结束。我感到抱歉和愧疚，辜负了你的期待和信任。我不应该出轨，可是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那我也不祈求你的原谅。也许你就快回到中国，我们会离得很远。很久很久以后，我也许有一天会突然想起你，想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在干些什么。”
我的心突然松动了。我给他飞快回复了一段话，“我想不明白，是我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在我以为我们已经要走入很深入的关系的时候这样对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告诉我，要用这种方式？我不想接受这样的结局，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该冷静一段时间，这周日，我们再来谈一次吧。”
朋友很担忧：“你确定要再谈一次吗？谈话是不是说明还有机会和好？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这么快就给他和好的可能性，他可能是不会反思的哦。”
经营了这么久的恋情戛然而止，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在那个节点上，即使朋友说得再有道理，我依旧想要进行谈话。这也许更像是我为自己的付出要一个答案，跟昆汀的关系不大。
第二天，我故意避免在任何场合遇到王琳。在洗手间正面碰到她，她拍我的肩，问：“你还好吗？”我当然不好，但是我也不想和王琳讨论任何关于昆汀的事，这对于我来说是种羞辱。我尴尬地回应：“还好。没事。”然后低下头走开。在餐厅、在走廊过道、茶水间，我都想办法和王琳错过。王琳和我没有结怨，只是她曾和昆汀缠绵，我就无法正视。
那一周，爱丁堡飘起了大雪。疫情和失恋，让我本来就伤感的情绪雪上加霜。临近情人节，我悲伤地意识到，长这么大，我还没有和谁过过情人节。我想起出轨的昆汀，他此刻，会不会若无其事地拿起交友软件，找到一起过情人节的人。
他离开时抽泣的肩膀，和他发的那条恳切的短信，好像在说，他在乎我，在乎这段关系。事到如今，我已经相信不了自己的直觉。
那个星期，我的搜索引擎里的高频词条是：“出轨的原因”，“原谅出轨”，“什么情况可以原谅出轨”，“绝对不可原谅的出轨”…在我内心，有一杆倾斜的情绪的秤。看到有评论说自己出轨的丈夫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回心转意，我感到，这说的是我自己，我可以原谅昆汀。看到有人说，出轨只分为零和无限次，原谅出轨就是惩罚自己，我提起来的心又坠落下去。
万一呢？万一昆汀改变了呢？不去挽救的话，我就要回国了，来不及了。我梳理了很多流程图，来决定原谅还是不原谅他的出轨。如果他还和别人有过约会，我不能原谅。如果他只是这一次冲动，那我可以原谅。如果他不想和我异地恋，我不能原谅。如果他不想异地恋，那我们就此作罢…
一桩桩，一条条，我给昆汀，也是给我们的关系修复设置下重重关卡，我做好准备，昆汀翻不过这些关。
折磨的一周要结束了。情人节的第二天，周日，昆汀按照约定来到我家。我们面对面坐着，我看着他。开口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止不住向外流。
我忍住情绪，克制地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读书的时候，是班里性经历最落后最少的那个。我对性拥有一种好奇，总是想去尝试和探索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对王琳，真的是好奇，跟不一样的人的性经验会怎么样。”他的经历，不就是我的经历？原来，他只是想在性上做出尝试。我强烈共情了他的心理，也松了一口气。
关关难过关关过，在艰难的4个小时里，昆汀完美回答了我设计的所有问题。他愿意和我异地恋，愿意和我规划未来的生活，愿意和我更常见面。
而让我真正卸下防备的，是昆汀在最后试探性地伸出纤长的手，碰到我的指尖，看着我，说：“我爱你。”
肌肤的碰撞总是能勾起那些对亲密最深刻而形象的回忆，没有人在这个脆弱的时刻能抵挡身体诚实的诱惑。我走向他，紧紧地抱住他，以为抱住了未来一个避风的港湾，永远不想放手。
这之后的短暂相处里，我们很愉快。我把出轨这件事情深埋心底。这是一个埋伏在我们关系里的暗雷，但是既然选择原谅并且继续，我就必须刻意隐藏我的情绪，才能修复我和昆汀的关系。
2020年3月底，我坐上回国的飞机。离开的前一夜，昆汀帮我打包行李，坚持让我把他生日送我的玩偶带走，这样他会开心。最后一次一起吃晚餐，我在灶台前做饭，他从背后突然抱住我，我感到他全身在颤抖。我转过身，他在哭。我们抱在一起，大哭。我告诉他：“我一定要回来。我不会让这种分别再发生了，很快，很快我就会回来了。”他眼睛通红，点点头。
回国以后，我们每天都会视频聊天，或者发一些问候的消息，以此来消减我对异国恋的不安。我在北京找了一份机构教师的工作，打算边工作边申请英国或者欧洲的博士，争取早日和昆汀结束异国恋情，进入我们规划的生活。
我仍对那次出轨心有余悸。有些时候，他的微信消息会出现一两个我没收藏的表情包，我敏锐地反应：这是从哪里来的？更有一次，他发来照片，说自己的晚餐是韩餐，而照片里的筷子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一双。以他的习惯是不可能主动买新筷子的。这双筷子是谁的？
身体给了我本能的反胃反应。敏锐的直觉用身体告诉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和朋友谈起在我心里拉起的一道警戒线：昆汀还有可能再次出轨。
现实突破了我的防线。
2020年8月4日下午1:27分，我午休起来，头昏昏沉沉。还有3分钟要去给学生讲课。关掉闹铃，我看到学校邮箱里有一封匿名邮件 ，主题是：“Truth hurts.”
我预感到有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匆忙打开邮件，而全文只有短短几句话：“Hey Sue, if you are still talking to Quentin, you might want to know that he has a ten-year long-term girfriend back in Bourduex, meanwhile toying around with some other Asian girls.(嗨，如果你还在和昆汀交往的话，也许你需要知道，他在波尔多有一个交往了十年之久的女朋友，与此同时在爱丁堡还在玩弄别的亚洲女孩)”。
一时间天旋地转。我的恋情不仅在这一刻碎得体无完肤，而且，它从一开始，就不是真的。
都是假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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