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日报记者 田人 通讯员 毛激流
一
九嶷山，湘南名山。南接罗浮，北望衡岳，联两广而控湖南，纵横两百里。岩岩九嶷，峻极于天，奇峰怪石，水峙山流，万峰如画。九嶷山是舜帝过化之地，古往今来圣迹仙踪频多、名人诗文频多，堪为中华民族之瑰宝。
人杰地灵的九嶷山走出来的乐天宇，成为新中国农业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乐桂生是九嶷山下麻池塘村人，1977年高中毕业，以生活秘书的身份服务乐天宇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九嶷山学院搬迁到冷水滩，乐桂生不为城市光怪陆离的生活所纷扰，以清贫心坚守原址，并利用空置的科技楼，收集和整理乐天宇生平事迹布展，自任陈列馆馆长，乐桂生说：“1920年，乐天宇考上国立农业大学，为唐叔平教授学生。唐叔平不仅学富五车，思想也开明，非常喜欢学农业的乐天宇，提携有加。同窗好友杨开智学的是茶叶专业，两人由于兴趣相投，变成了好友。杨开智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教授杨昌济。乐天宇在长沙一中就读时，杨昌济是他的修身课老师。杨昌济一家到了北京，乐天宇天天到豆腐池胡洞的‘板仓杨寓’听杨昌济讲解文史哲学，以及救国救民的新思想。”
在查阅相关资料中获悉，乐天宇不仅在学校是农大足球场上的“五虎大将”之首，还有一身过得硬的内家功夫。乐天宇另一个好友，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子昂回忆说：“乐天宇在踢足球时，腿功非常好，点射进门，堪称一流。右腿带球，不管你防守得再严，他都能带球闯关，趁机射门。教体育的朱恩德老师对他厚爱有加，在校期间，农大足球队长非乐天宇莫属。”关于乐天宇是否有内家功夫，胡子昂这样说：“农大足球队在国内的名气很大，国际足球组委会邀请农大足球队前往比赛。朱恩德老师率领以乐天宇为主的团队远征菲律宾参加国际大赛。在菲律宾的当天晚上，碰上一伙当地的无业游民想敲诈足球队，交涉未果，一家伙举起刀向领队朱恩德老师砍去，乐天宇眼明手快，双手当胸出掌，行凶人被气流逼得连连后退，嘴角流出了殷红的血丝。这群游民见状，知道遇上高手，一窝蜂逃散了，大家也就知道乐天宇练过内家功夫，后来，也就成为农大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
资料显示：乐天宇在“板仓杨寓”结识了邓中夏、何孟雄等进步青年。邓中夏拜师于北大教授李大钊和杨昌济门下，是二人的得意门生。认识邓中夏不久，乐天宇在“板仓杨寓”再次见到毛泽东，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乐天宇第一次认识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其时，乐天宇还在长沙一中求学。湖南人接二连三赶走了两个督军兼省长汤芗铭和张敬尧后，学生们又开始了抵制日货，要求民主。第一师范的毛泽东组织学生要求“湖南自治”，活动有声有色，热火朝天。他文章写得快、写得好，字字如珠，综合局时，陈述利弊，深入人心。当时，一个14岁的女子为反对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在花轿中割腕自杀。毛泽东连续在13天内著文9篇，抨击封建社会制度，语言直白，引经用典，效果极佳。然后，又在坡子街、潮宗街、天心阁等密集人群地发表演讲，他那浓郁的韶山口音，字正腔圆，从小道理讲到大道理，从古说到今，让人听了就欲罢不能。只要他振臂一呼，空前绝后的口号声就会回荡长沙城。只要他一带头迈开脚步，后面就会跟随千千万万的追随者。乐天宇也是在这次聆听中认知了毛泽东，他固执地认为，未来的中国，毛泽东一定是顶梁柱！
在演讲中，乐天宇挤到前面。
乐天宇对毛泽东说：“我叫乐天宇，来自苍梧之野的九嶷山。你的演说，拨开了笼罩在我眼前的乌云，见到了曙光。”
毛泽东看了一眼乐天宇，笑着说：“你来自苍梧之野的九嶷山，我来自舜帝南巡留下韶乐的韶山，九嶷山、韶山，我们两个都是山沟里出来的。两山相叠曰‘出’，我们要走出山沟沟，冲出湖南，寻找山沟沟没有的光明大道。”
两人的对话没有客套般的寒暄，各自畅谈着对时局的见解。毛泽东说：“以后多加联系，我现在要去天心阁做一场演讲，暂时别过，来日方长。”毛泽东来去匆匆，但是，这个身材修长、一头长发、一袭灰布长衫的高大背影，深深地刻在乐天宇的心中。
刘怀剑是宁远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他说：“1921年，为了在农大开展党的工作，李大钊指示邓中夏、乐天宇、杨开智在农大秘密成立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杨开智任组长，乐天宇和另一位云南籍同学为组员。社会主义研究小组成立后，李大钊指示乐天宇，‘小组成立后，人员太小，不利于开展工作，要扩大人员数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工作。’乐天宇在这次谈话中，愉快地领受了任务，在邓中夏的指导下，以原来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为基础，吸收李启耕、左士元等8名团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农大支部，简称‘S·Y农大支部’。随后，乐天宇指导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邓中夏、何孟雄、赵世炎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中国共产主义的党、团工作，由此迈入一个崭新的台阶。”
农大团支部工作的开展，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要求参加的人员越来越多。针对这种情况，乐天宇向李大钊汇报，征得同意，在1922年秋天发展了30多名新团员。依照邓中夏的指导，组建一个外围组织——“农业革新社”，以利于公开活动，新社隶属北京学生联合会，重点抓：在北京周边农村办夜校，农业革新社成员轮流担任夜校主讲老师，夜校的课程资料由乐天宇、杨开智负责编写，内容主要是识汉字、学算数、唱新歌、演新戏，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在内容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深入浅出讲解反压迫、求平等的道理，号召被压迫的农民站起来反对吃人的封建社会，受到罗道庄、八里庄、普会寺等附近农民的欢迎，前来报名参加的学员达200余名，其中，有十岁以下的失学儿童、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还有怀中喂奶的年轻妇女，在夜校形成了一道老中青结合的平民夜校。夜校红红火火地办起来了，乐天宇又投入成立农大学生会的工作，隶属北京学生联合会。乐天宇亲自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章程、会员登记表等，吸收会员50余名。乐天宇担任农大学生会秘书，以公开和秘密的不同身份开展各项工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农大团支部的作用得到了巨大发挥。乐天宇认为，既然农大团支部工作有了成就，就应该乘胜发挥更大的活力。于是，他除选定北京周边郊区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外，开始走上和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工运道路。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以后，乐天宇按照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的指示，向广大农民和本校的教授、同学开展宣传活动，募集了一批资金，有力地支援工人大罢工。
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1923年秋在北京地方党团员大会上，经北京地委书记刘柏庄介绍与乐天宇认识，他们一见如故而成莫逆之交。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常去菊儿胡洞看望乐天宇的元帅之子陈昊苏得知乐桂生在九嶷山建立乐天宇生平事迹纪念馆时说道：“乐天宇与父亲认识是在1923年冬，当时，父亲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两人在党团会上认识后，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友情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父亲逝世。父亲极力支持乐天宇搞农大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在李大钊的推荐下，由颜昌颐作为乐天宇和陈毅的介绍人，两人在同一天由团员转入共产党员。农大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也奉命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简称C·Y农大支部。1924年1月，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成员按上级指示，全部转为中共党员，乐天宇任农大中共支部第一书记。在此期间，乐天宇得到著名爱国林学家梁希教授的器重，常以‘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绿荫护夏，红叶迎秋’‘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相勉，乐天宇也以此为终生奋斗目标。”
乐桂生说：“1925年，乐天宇在北农大毕业后，分配到安徽六安第三农校教书。由于党的基层组织需要乐天宇这样的‘拼命三郎’，在安徽教书不到半年的乐天宇由李大钊直接批准，调回北京地方西部区委工作，任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战斗在农民运动的第一线，先后在北京、察哈尔、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为革命奔走。1926年，乐天宇领导西郊工人、农民、学生参加‘三·一八’运动被当局通缉，李大钊指示乐天宇转移到张家口任地委农委书记。”
在张家口，乐天宇利用察哈尔实业厅林业技术员的身份，以进行农业苗圃技术指导为名，到大境门外孤石、东窑子和东湾子开展农民运动。为开展好农运工作，组织上把曾在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的李怀才以及邯郸赵瑞芝、张好古调来协助乐天宇开展工作。根据中共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乐天宇、李怀才等人在张家口郊区的察哈尔农林试验场开办农民运动训练班。他们联系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系统地向农民运动骨干讲述全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农民的阶级性质、农民为什么要革命等道理，组织农民学习文化，对农民运动骨干进行培训，掌握理论武器。参加培训的运动骨干一到天黑，便顺着清水河的山峦、小路，手拿着灯笼、火把，汇集到东湾子村的察哈尔农林试验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参加农民协会的人数也很快达到600多人。
1926年5月，乐天宇在大境门外的孤石、东湾子、东窑子村的农民协会的骨干分子中发展了第一批中共党员。6月，在孤石村建立了察哈尔农村第一个党支部，农民党员贾荣担任支部书记。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乐天宇深入到崇礼、万全、张北等县进行考察，农民运动迅速向张家口周围各县发展， 许多农民成为农民协会的会员。与此同时，农协会还向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输送5名学员。1926年冬，奉系军阀占领张家口，革命转入低潮，乐天宇奉党中央之命回到湖南。
二
湖南，是反封建的红色沃土地。
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有勇为人先的牺牲精神。
湖南人，巍巍如昆仑，有“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气概！
湖南人，心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品性。
冬日，古城长沙，一片萧瑟悲凉，冰冷的雨丝落在乐天宇的面庞上，冷风冷雨对于刚回到长沙的乐天宇来说算不得什么，站在天心阁，目之所及，他仿佛隐隐约约看见的是一簇簇熊熊燃烧的烈火、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自己正置身于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之中。
乐天宇在天心阁以参观为名，向以李维汉为首的湘区党委汇报了自己的工作，以及受党指派回湖南，接受湘区党委的领导，并开展下一步的工作。
毕业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的曾松亭著文称：“1927年初，南方革命运动高涨，李维汉征得乐天宇同意，决定他回到湖南宁远县开展农民运动，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1月，乐天宇回到家乡麻池塘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早上，前往宁远县城，联系上了特派员杨靖。没有多久，杨靖调离宁远县。2月，湖南省农委派来特派员骆昌义领导宁远的农民运动。他们遵照省‘要在3月份前把所有的农会组织建立起来固定下去’的命令，积极建立农会组织。乐天宇身体结实，天天跑乡下，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县农民基本发动起来，各级农会组织也基本建立。4月初，召开了全县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有300多人，乐天宇代表县农协作工作报告，办公地点设在城关镇学宫左侧木楼上。”
乐天宇在《大革命时期的宁远农民运动》一文回忆说：“那时区乡农协的设立，都是根据需要，没有受当时行政建制的束缚。各区、乡、村农协区域是没有明确划分的，据3月底乐遂镗的统计，全县有100多个乡农会，5万左右的会员。”
乐桂生听乐天宇说起过当时的场景：“农民起来了，各项工作有序开展。首先，建立各级农会武装，保护农会利益；然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抓土豪劣绅，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在公审后就地处决，威震全县；成立逆产清理委员会，曾就读于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的柏忍勇敢地挑起清理逆产这个繁重的担子，随即带领农民自卫军到下灌村发动群众，把大土豪李郁英的逆产清理出来，分给贫苦农民，得到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
正当全县农民运动高涨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农民协会遭受血腥镇压。由于消息封闭，远在九嶷山的乐天宇一无所知。一个月后，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湖南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派对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取缔省内所有的农会组织，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湖南，革命转入低潮。这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保存革命力量，组织上要乐天宇离开宁远，由蓝山往郴州，辗转到安徽六安农校当教师。而“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后，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土豪劣绅和反动势力串通一气，四处抓捕乐天宇。
李葆心的弟弟李昌古发誓要挖地三尺找出乐天宇，为被农会处死的哥哥李葆心报仇。乐桂生说：“李昌古四处搜查乐天宇的行踪，还带人到衡阳对乐天宇妻子唐雍献的驻地搜查，发现了乐天宇在六安农校写给邓中夏的一封没有寄出的信。李昌古据此推断，乐天宇应该藏身六安农校。在衡阳反动势力支持下，李昌古带人秘密前往六安农校，正好碰上乐天宇在上课。李昌古指挥便衣冲进教室，当场抓捕乐天宇，关押在安徽陆军监狱。湖南省主席何健听说乐天宇在安徽被抓，立即与安徽国民党党部交涉，要求把乐天宇押回长沙，关在长沙陆军监狱。”
乐天宇关进长沙陆军监狱的第三天，何健亲自派人提审乐天宇，以“暴徒”罪判处死刑，这时，唐雍献生第二个孩子雁生不到20天，即1928年6月10日，乐天宇刚好28岁。
三
乌云遮不住阳光的穿透，黑暗阻挡不了黎明的曙光，勇敢的革命者不论在任何地方，永远心怀红色的信仰。我们不必说真正的战士，拼杀在狼烟四起的战场。那些不拿枪的革命志士，身陷绝境，用永不屈服的信念书写不忘初心的忠诚！
乐天宇，就是一位没有拿过枪的革命者，以他对党的忠诚，写就了一曲没有硝烟的壮歌。
这是一组让人惨不忍睹的画面：
长沙陆军监狱刑讯室，两个大汉把带血的皮鞭浸放在水里，再拿出来抽在本来绽开的皮肉上，受刑者在抽打中晕死过去。
一桶冰冷的水从头顶浇下来，一个彪形大汉抓起受刑者的头发，狰狞地说：“谁是共产党员？不说，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受刑者摇摇头，说出“不知道”三个字后，晕死过去。
水珠滴在彤红的烙铁上嗤拉一声化成一团白烟，那灼热的气息让人窒息，它像魔鬼伸出的舌头死死地咬住受刑者的皮肤，受刑者紧咬牙关、青筋暴露、双目怒睁，那皮肉烧焦的气味弥漫刑讯室，像在怒斥刽子手，受刑者晕厥过去任由行刑者摆布。
面对这血腥和恐惧酷刑的，是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乐天宇。
何健要置乐天宇于死地。而乐天宇每天清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穿戴整齐，再用手指沾些喝剩的水抹抹头发，练完内功后，静待狱警的传唤。
“乐天宇，跟我走，上峰传唤，你要老实，不然又要吃苦头。”狱警警告他。这位狱警每一次看见乐天宇被打得皮开肉绽，私下里就给他一点伤药，说：“何必为了一个什么党吃这多苦，受这多罪？看看你浑身上下，哪里还有一点好的皮肤？”乐天宇没有回答，他知道狱警的好心。狱警还想说什么，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不要狱警搀扶独自踉跄着回到监狱。
刘怀剑说：“何健之所以判了乐天宇死刑，而不马上执行，是因为乐天宇始终守口如瓶，不肯吐露半点党的秘密。何健认为，乐天宇越不说话，一定有更重要的秘密，乐天宇不说出秘密，对他的死刑就不能执行，他要不间断地用酷刑逼乐天宇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
“乐天宇倔得很，就像九嶷山上的三分石，风雨雷电都无所惧。何健对付共产党人所采用的手段是十分残忍的。在他担任湖南省的统治者时，曾下令大规模清剿共产党。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也是被何健杀害的。在何健统治湖南时，清剿共产党何健是最积极的。乐天宇没有被他杀害，另一个原因是唐雍献的父亲唐叔平不仅在湖南的影响大，在北京的影响也很大。他得知女婿被何健关押在陆军监狱，通过许多关系设法营救。长沙地下党也在积极营救，找到了唐生智请他出面说情。唐生智是何健的老上级，直接打电话给何健，于是，何健网开一面，免除了死刑，对他的提审次数也就少了。唐生智是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至于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把乐天宇营救出来，这是一个谜。”乐桂生拿着一本《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唐生智》的书说。
何健不再怎么关注乐天宇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乐天宇获得了一定的行动自由。他利用放风的机会联系上了陈奉石、唐近仁等几位地下共产党员。陈奉石是零陵县总工会委员长，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受党指派回到零陵开展大革命运动。联络上了陈奉石和唐近仁，乐天宇决定在监狱建立“中共临时支部”，支部下设三个小组，男监两个小组，分别由陈奉石和蒋学广任小组长。女监小组长为王淑兰。王淑兰是毛泽民的原配妻子，父母包办十四岁嫁给了毛泽民。1921年春，毛泽东回韶山动员家人参加革命，王淑兰和毛泽民就随毛泽东一同到长沙，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工作，1926年，王淑兰加入中国共产党。
乐桂生说起王淑兰就心生敬佩：“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后，王淑兰在长沙担任中共秘密交通员，不久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始终严守党的机密，后获保释。1929年，因继续从事革命再次入狱，被关进长沙陆军监狱，王淑兰进监狱时，还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徕崽，两人以母子相称。其实党内的同志都知道，这个七八岁的徕崽是其义子罗华初，再次进来，她带上义子，其目的是利用义子年龄小，不受敌人注意，用义子达到在监狱传递消息的目的。”
乐天宇在心里暗暗赞许这个小脚女人的聪明。
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刘怀剑特别关注罗华初这个天生的“小交通员”，他说：“可能和王淑兰长期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有关，怎么传递消息，如何严守秘密，小小罗华初都有一套本领。”刘怀剑指着后来改姓叫毛华初年轻时的照片说：“有一天，毛华初吃饭，吃着吃着就大喊起来‘饭里全部是沙子，发霉了’，还没有吃饭的王淑兰一听，赶忙端起饭碗一闻，不由皱起了眉头。这时，同监吃了饭的人出现呕吐。王淑兰坐久了监狱，晓得是克扣囚粮，为了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她马上写了‘敌人克扣囚粮，联合起来绝食，挫败敌人阴谋’的小纸条通过小华初传递给了陈奉石和蒋学广。陈奉石与乐天宇同监，他马上把纸条给乐天宇看，两人商议后赶忙写纸条让蒋学广、王淑兰快速组织绝食斗争。陈奉石、乐天宇带头绝食，其他两个狱室立即响应。绝食斗争刚开始就惊动了监狱当局，当时克扣囚粮轻则判刑、重则枪毙。乐天宇、陈奉石、王淑兰等人一闹，监狱长就手忙脚乱起来，不断讲好话，保证第二天不再有此事发生。果然，第二天不但吃到了好一点的米饭，也尝到了油星子，大家更喜欢小华初了。”
1930年7月25日，乐天宇从好心的狱警嘴里得知红军要攻打长沙的消息，立即通过小华初把这个消息传递到各狱室，希望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冲出牢笼。乐天宇根据监狱的地形，画了个简易地图，做了干掉看守和岗哨的行动方案。乐天宇告诉陈奉石，一旦红军对长沙发起进攻，自己负责打开各狱室的铁锁和制服看守，陈奉石负责率领人员冲出去。这个好消息，通过机敏的小华初传递到每一个狱室的负责人。
1930年7月26日天刚黑，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进了长沙城，占领了小吴门车站。激烈的枪炮声传到陆军监狱。乐天宇佯装肚子疼，大声呼喊看守人员。一个看守慌慌张张地跑来，吆喝道：“这个时候肚子痛什么喽？红脑壳打进来了，老子逃命要紧，你自己开锁找人看病。”说完，把钥匙丢在地上。乐天宇见状，快速拿起钥匙，打开锁。然后，再把各狱室的锁打开，由陈奉石、蒋学广等人带领冲出监狱。
乐天宇让陈奉石冲在前面，自己断后。在操坪上，他看见一个女人牵着孩子摔了一跤，连忙跑过去搀扶，发现是王淑兰，马上说：“小华初交给我，你先跑。”王淑兰说：“你快跑，我这双小脚是跑不动的。”
一个七尺男儿怎么能在危险时刻丢下革命同志不管！乐天宇对王淑兰说：“我带你们走。”
王淑兰用央求的口气说：“你带着华初去找红军，莫管我。如果我脱离危险，我会去找红军，找你们的。如果有了个好歹，你把华初交给红军，让他跟着红军走，去找他伯伯润之大哥。”
两人正在说话，一队红军战士冲了进来。乐天宇见到自己的部队，将自己和王淑兰的身份向红军连长做了说明，连长指派一名小战士带领乐天宇和王淑兰到韭菜园圣经学堂红三军团指挥部。红八军军长何长工说：“毛泽东同志知道你们被捕，吃尽了何健的苦头。现在你们解放了，当务之急是吃饱饭，睡好觉，不要客气。”
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第五天，仓皇出逃的何健组织五个团的兵力采取南北夹击态势，气势汹汹地向长沙城反扑。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军团长彭德怀亲自前往猴子石指挥战斗。乐天宇受临时安排，此时作为《红军日报》随军记者，来到战斗最前沿。但在猴子石口子阵地，乐天宇被一颗流弹击中脚踝，被抬到了战地医院救治。
8月6日，在占领长沙城11天之后，彭德怀在接到党中央的命令后，撤出长沙。乐天宇因为腿部负伤，无法跟随大部队行军行动，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化妆乘船渡过湘江，前往衡阳唐叔平教授的老家甘泉冲养伤。1938年，在著名教育家雷铸寰的引荐下，乐天宇执教于船山高级农校，才重新和湖南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四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大熔炉。
宝塔山，是中国新青年向往的圣地。
延河水，浇灌了一代革命者对理想信念的追求。
乐天宇向往延安，向往宝塔山，向往延河水。他要把自己的抱负和理想在这里扎下根。
1939年冬，前往延安的路上大雪纷飞，寒冷的风直往衣领子里灌，乐天宇坐在马车上不由得哆嗦，向一路同行的武汉大学生李锐说：“真冷，比我们南方冷多了。”
李锐的双手不断地搓着耳朵，鼻尖冻得紫红，他接过话道：“我怀疑，再呆几天，没准鼻子、耳朵都会被冻掉。”
李锐，湖南平江人，性格开朗，思想活跃，出语惊人。乐天宇与李锐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发时，就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一路上谈诗论文，说古道今，千里之行，毫不寂寞。
到了延安，乐天宇分配到边区建设厅工作。曾松亭撰文说：“乐天宇是学农林科学的，走出北农大十多年了，他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到了延安，才算真正搞到自己的专业上来了。他想，边区目前这么困难，建设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抓好农林方面的建设。党中央立足陕北后，面临着敌人巨大的军事压力，无暇他顾，连边区周边的农林资源都没来得及调查清楚，今后怎么建设？他认为，自己的专业可以在这里大展身手。要想切实大展身手，就必须实地调查，尽快帮助边区政府发展生产，摆脱困境，渡过难关。”
李富春是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是主管建设方面的直接领导人。乐天宇要把自己的想法当面向李富春陈述，他希望立即组建一支科研队伍，对边区的农林资源进行一次大考察。
乐桂生对李富春的印象很深，在乐天宇身边工作时，经常听他提起：“李富春在法国留过学，眼界开阔，在经济学方面，与陈云相得益彰，有独特之处。党中央到了陕北，乐天宇就向毛主席汇报，要求对农林资源进行调查，当时没有专业人才，又缺乏精力，此事就搁置下来了。后来李富春听了乐天宇的汇报，当场拍板，指定由乐天宇牵头，立即组织一次调查。获得李富春的批准，乐天宇心里自然高兴，连夜挑灯拟定了一个《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纲要》和人选、各种准备工作，等待中央的批准。1943年3月，在边区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李富春提前拨付了480元作为考察费用，包括6个人的伙食费、马料费等。”
曾松亭记录：“1943年5月中旬，乐天宇带领江心、郝笑天、曹达、林山、王清华，由两匹瘦马和一头驴驮着简单的行囊从延安出发，一行六人辗转47天，走遍了甘泉、合水、正宁、华池、安定、靖边、安塞等15个县，采集了松、柏、槐、榆等2000多种植物标本，考察了整个边区的土壤、气候、林业等情况，行程千余里。”
乐天宇考察回来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没有用完的钱交给李富春。
李富春看着桌子上剩余的400元钱，问：“你们考察个多月，只用了80元钱？你们是怎么生活的？”
乐天宇笑着说：“边区财政困难，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节约闹革命，我们也只有勒紧裤带向中央领导学习。”
李富春消瘦的脸上露出敬佩的笑容：“天宇同志，我代表党中央感谢你们啊，你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节衣缩食，克服重重困难，不容易呢。”
后来，李富春通过了解才知道，为了节省资金，乐天宇一行行走千余里都是步行，原计划每人一匹马只带了两匹。休息时分任务割草喂马，满足马的饲料。从延安临出发前，乐天宇自制咸菜、窝窝头，保证了干粮的储备，减少了伙食的开支。能够在野外宿营，绝不住店。自己掌握资金去向，做到一切有条不紊。回到延安时，经过此番锻炼人有了精神，马长了膘，就连精瘦的驴子也长壮实了。
乐天宇注定是具有忘我精神的，回来后，他顾不上劳累，挑灯夜战赶写出了考察报告。乐桂生说：“李富春看了报告兴奋得通宵未睡，拿起笔在报告后面写道‘天宇同志畅快而沉痛地叙述其对边区森林的意见，我完全赞同其见解，极力赞助其先组织边区森林考察团。经过乐及江、曹、林、郝、王六同志47天的努力考察与研究，得此报告。虽其中有再加考虑与研究之点，但已成为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读的报告，已成为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边区林务局的建立统筹林务，是迫不及待的工作。’乐天宇的这个报告让李富春兴奋，更让他兴奋的还有乐天宇的一个重要发现。”
这个重要发现，源于毛主席在延安的一次重要讲话。
1939年，边区经济困难已经日益明显。毛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2月2日，在延安北门外的中央组织部大礼堂里，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面对党、政、军、民各界的七百多位代表，毛泽东做了一场深刻而生动的动员报告。他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条件，讲到摆在面前的巨大困难，尖锐地提出了“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这一严峻课题。毛主席说：“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怎么办呢？”毛主席诙谐而风趣地说：“现在和大家商量，究竟如何是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应该选择哪一条？第一条是把革命队伍解散，都回家当老百姓。”话音刚落，就引得整个会场哄堂大笑。毛主席也哈哈大笑：“看来，你们不同意把革命队伍解散。好吧，那么我提出第二条道路，叫做束手待毙，就是坐着不动，等候饿死。”讲到这里，他双臂交叉，向胸前一抱，做出个束手无策的样子，动作十分自然逼真，严肃而幽默，再次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毛主席继续讲：“看来第二条路大家也不愿意走，你们既不想解散回家，又不想坐着等死，那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了，叫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不但要完成自己本身的学习和业务工作，还要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吃得饱，穿得暖，要满面红光，兵强马壮，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满怀信心地说：“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自此，边区的部队、机关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在住地周围开荒种菜、种粮，一场旨在拯救自己、拯救革命乃至拯救民族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遂步开展起来。
1940年春，三五九旅在驻地绥德、米脂、吴堡一带兴起开荒生产热潮。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山峦连绵，沟壑纵横，降雨量稀少，灾荒十分频繁。因地理位置限制，这一年的农业生产收获不大，只解决了吃菜问题，粮食未能做到自给。
毛主席的讲话，让学农林业的乐天宇牢记在心。这次外出考察，在回延安的路上，乐天宇惊讶地发现，在延安东南约100里处发现一个叫烂泥洼的地方，方圆有一、二百里，它的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河川两岸，土地肥沃，水源丰足，很有开垦价值。乐天宇在进行实地调查得知，烂泥洼一带曾是人烟稠密，生产和经济十分繁荣的地区。到了清朝中期，清统治者挑起回汉民族纠纷，互相残杀，人民非死即逃，致使这个地方荆棘遍野，莽草丛生，变成了豺狼虎豹的巢穴、土匪强盗出没的场所。乐天宇想，如果能把烂泥洼开垦成良田，种上粮食，边区军民的吃穿就不用发愁了。
听了乐天宇这个重要的汇报，李富春马上把这惊人的喜讯告诉毛主席。毛泽东和朱德请乐天宇当面汇报，汇报完后，毛泽东对朱德说：“拜托总司令亲自前往勘察，早日把烂泥洼变成良田，打破一切反动派的堡垒封锁。”
随后，朱德同乐天宇三上烂泥洼考察，并与乐天宇攀谈：“这片水草地，泥是烂了一些，要是开田种水稻，会变成田连阡陌的江南水乡。天宇同志，我看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乐天宇讲：“你的意思是——？”朱德一字一顿说：“叫它南泥湾。”朱德又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前往延安西川、南泥湾等地考察，了解到边区的北边联结着晋西北根据地，受顽固派军队的威胁较小，可边区的南边，胡宗南的部队总在蠢蠢欲动，必需加强边区南方战线的防御，正好南泥湾与胡宗南的地盘不过一水之隔，一个开发南泥湾的总体计划在朱德的胸中形成：“他决定把三五九旅这支主力部队部署在南泥湾，既可防备胡宗南军队向边区发动进攻，又可实行军垦屯田，开荒种地发展生产。”
当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前来向朱德汇报工作时，朱德询问王震对军垦屯田的看法，王震没有回答，而是反问：“这么多部队到哪里去找开垦的荒地呢？”朱德笑笑说：“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好多人想去啃，都啃不动；你王胡子敢不敢去啃？”王震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总司令，如果有土地，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朱德告诉他，乐天宇发现了南泥湾，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注，八路军总部意欲让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去屯田，他说：“如果你们去搞，希望你们好好搞。”1940年11月，国民党顽军又企图侵犯边区东南的宜川地区。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研究后，亲自下达了三五九旅“军垦屯田”的命令，立即将三五九旅七一七团调往南泥湾以东的临镇一带，团长陈外欧、政委晏福生带领全团将士一面准备迎击顽军，一面开荒生产，至此拉开了南泥湾大生产的序幕。
1943年9月，毛主席邀请乐天宇到南泥湾视察，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在视察时，毛主席看到满山满川的谷子、玉米、豆子长得绿油油的，牛羊成群猪满圈，高兴地对乐天宇说：“你这个九嶷山人，为边区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大好事，你是有功之臣！”
五
九嶷山，一座承载厚重历史的名山。古往今来，令无数人仰慕和向往。
毛泽东主席曾挥毫写下了“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支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的动人诗篇。
乐天宇属于九嶷山，他生于九嶷山，在有生之年回到了九嶷山，以九嶷山命名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九嶷山学院。
记者与乐桂生漫步在舜庙的林荫小道，听他讲述着这段历史：“乐天宇八十岁这年，在党组织的关心下，重新恢复了一级教授的待遇，补发了5万多元工资。5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乐天宇惊呆了，竟然有些无所适从。他一生简朴，吃惯了粗茶淡饭，怎么解决这笔天大的巨款，乐天宇迷惘了。”
乐天宇在巨款前迷惘，但在组织给他待遇的选择上却很清醒。乐天宇的二女儿乐豫生曾回忆说：“全国政协在北京三里河分给父亲一套约300平方米的高级住宅，房子很大，卧室有十一个，客厅、卫生间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父亲让我去看了下，我回来一说，父亲就剑眉紧锁，对我说‘房子是国家的，我这把年纪了，占着这大的房间是浪费，让组织上把房子分给更需要的同志，我还是喜欢菊儿胡洞这个四合院。你明天把钥匙交给政协相关部门，感谢组织上的关心。’第二天上午，我抽时间去了全国政协，把钥匙交给分管后勤工作的领导。父亲不愿意住高级房子，子女又不在身边。为了照顾老人，中组部要给父亲配一台电话、一辆车子、一个厨师、一个医生、一个秘书。父亲给组织解释说：‘我住在四合院有6户人家，装一台电话，谁家有个急事找我要电话打，人来人往我就不能安静了，这个电话不能装；车子是奢侈品，我闲了很多年，没有给国家出过力，分一辆车子给我，是多余的；厨师也不需要，我自己可以动手，想吃什么煮什么，酸甜麻辣，随我意愿，自由发挥；医生更不用说了，我自己学农林的，没有我认不得的草药，我喜欢中草药，北京周边草药也多，有点小病小感冒，自己采一些就可以对付了，所以说，我自己是最好的医生，我还要医生干什么呢？至于秘书，我自己找一个吧，不用组织上发工资。’”侄儿乐桂生不抽烟不喝酒、聪明勤快性格好、加上高中文化学历、字也写得漂亮等优点成为乐天宇的秘书。乐桂生说：“到了北京，我住在四合院偏西的小房间，准确说是一个不拿一分钱的生活秘书。”
乐天宇有钱该怎么花？他绞尽脑汁！他想起自己刚满16岁考上长沙市立第一中学时穿着一袭青布衣辞别父母，父亲叮嘱他：好男儿志在四方，但不论走到天涯海角，切莫忘记麻池塘，莫忘根在九嶷山！
乐天宇一辈子没有忘记过九嶷山。当他再次思考怎么把这笔巨款花在刀刃上时，他决定回到九嶷山。1980年冬，乐天宇带着乐桂生回到九嶷山。昔日青山绿水的九嶷山不见了，曾经规制宏伟的舜庙只剩一通石碑，什么午门、拜亭、省身亭、朝房全无，乐天宇看见这派情景眼里泛起了伤感的泪花。在数天的调查中，乐天宇摸清了九嶷山区乃至宁远贫困的根子，并根据“病根”开出了以下方子：一、知识贫乏，是贫困的病因，必须尽快建一所专业性的学校，解决知识贫乏的问题。二、宁远人文历史丰厚，名胜古迹众多，自然景观比比皆是，适合旅游开发。三、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葬于九嶷山中，要想发展旅游，必须加快舜庙的开发，吸引海内外游客参观。他把想法与县领导作了交流，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同时决定，把破旧不堪的舜庙交给乐天宇办学校。
乐天宇要办学校，校名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闻名遐迩的“九嶷山学院”。消息一传开，立即吸引了高考落榜青年前来求学，九嶷山学院也就成为一张学知识、学本领的金字名片。
在校展览室，我们看到了一个资料：前来九嶷山学院第一个报名的是鲁观公社一个叫做李群英的女孩子。李群英学习成绩优异，在参加高考时，临场发挥不佳而落榜。一心想跳出农门的李群英急得直哭。当九嶷中学校长李续葵告诉他乐天宇办的民办大学正在招生时，她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马不停蹄地来到九嶷山学院。
乐天宇接见了她，说：“我们学校条件很差，要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学以致用。你不怕吃苦？”
李群英腼腆地说：“农村人哪有不吃苦的？老古话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来了就不回去，我做好在这里吃苦的准备了。”
乐天宇微微一笑：“我们的教育方式不比正规大学，没有教案教材和书本，学的都是农林学科中的知识。”
“只要能够学本领，有一技之强，我什么也不怕。”李群英羞涩地说。然后，看着乐天宇：“您收我做学生吗？”
乐天宇见她很可爱，拍拍她的肩膀：“你很有志气，我怎么不收？”
李群英听了，高兴得跳起来。
乐桂生很自豪地说：“原计划招生30个人，不到一个礼拜，竟然来了百多个。”
1981年9月，九嶷山学院正式开学。开学当天，百多名学生带着小板凳自觉地按高矮顺序坐在舜帝陵午门遗址前。乐天宇佝偻着身子站着，一字一句扣人心弦：“九嶷山学院今天开学了，我们办学的原则是：自费求学，不包分配，打破铁饭碗。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自学成才。想学本事的，我们随时欢迎，如果为要一张文凭而来，请明天离开九嶷山学院。我们的校训是‘贵自学、敦品德、勤琢磨、爱劳动’。”
乐天宇注重学生品德、人格修养。他不但给大家上遗传学、进化论等专业课，还主讲“修身”课，他把自己在长沙求学时的老师杨昌济先生写的《达化斋日记》刻成油印本，人手一份。1981届医学系学生、现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杨林说：“乐老上专业课风趣幽默，但讲修身课严肃认真，目光炯炯有神，可以看穿人心。”
九嶷山学院声名远扬，《湖南日报》记者首先赶来采访，在显眼位置刊发“九嶷山上一香杉”的专题报道。《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羊城晚报》纷纷报道九嶷山学院的办学精神。
1984年7月5日晚上，乐天宇坐在煤油灯旁展开稿子准备写一份暑假期间的工作安排计划，也想写封信给远在北京的好友萧克将军，讲一讲九嶷山办学的愿景。长期艰苦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摧残了乐天宇的身体，就在他准备提笔写字时，突患脑溢血倒在简陋的卧室，经抢救无效走完了漫长又光辉的一生。
2003年8月，九嶷山学院易名“湖南九嶷山专修学院”，2005年3月经专家评估、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正式更名“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2010年5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湖南九嶷职业技术学院由民办转为公办，隶属于湖南省教育厅，成为面向全国招生的普通全日制高等学院。
1983年，乐天宇在九嶷山学院。资料图片
1924年，乐天宇与反对段祺瑞反动统治时期校务维持会同学（前右三为乐天宇）在一起。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