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北部地区位于帕米尔高原以南，与我国新疆西南部紧密相邻。境内横贯喀拉昆仑、喜马拉雅两大山脉，吉尔吉特河与印度河在此会合。这里地势高峻，到处可以望见终年积雪的峰峦和晶莹夺目的冰川，只有深邃的峡谷可供人们交通来往。印度河上游水流湍急，两岸陡绝，至今仍普遍使用铁索桥渡河，人行其上，目眩心惊，这就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号称为“悬度”的天险。
但是，在汉唐之间，当丝绸之路兴旺时期，这个地区曾为中国通往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一条交通要道的枢纽，政治使节、商旅僧徒，络绎不绝，沿途留下了许多遗迹和题记。
▲在喀喇昆仑公路沿线和主要河流的交汇处，发现了大量时间跨度极长，汇集着多文种题刻和宗教图像的岩刻，证明了现代喀喇昆仑公路所经路线，从遥远的古代起就是一条“公”路。摄影／陈业伟 @中国国家地理
自唐中叶(公元八至九世纪)以后，这条道路逐渐衰落。一千多年来，这里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神秘”地区，长期与外界隔绝，古迹亦被堙没。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巴基斯坦人民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协力合作，修筑了长达八百多公里的国际公路，才使这个闭塞地区得以重新向外界开放。
这条喀拉昆仑公路，又名中巴公路，北起我国新疆的塔什库尔干，越过海拔四千六百多米的红其拉甫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国境；然后沿洪扎河、吉尔吉特河和印度河岸南下，止于伊斯兰堡。沿途所经地形之险峻，工程之艰巨，在公路建筑史上是空前的。在两国人民英勇奋斗下，历时十五载，始得竣工。这条公路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确可以当之无愧。
其路线与古代丝绸之路的罽宾道大致相符，在修筑过程中，沿途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古代行旅在岩石上所刻画的题记，此外还发现了大量不同时代的岩画和其他文字题刻。为此，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真纳大学的达尼教授(Ahmad Hasan Dani)和西德海德堡大学的耶特马尔教授(Karl Jettmar)一道组织了一支巴基斯坦——西德联合考古队，从一九七九年起，对喀拉昆仑公路沿线的岩刻进行了三年多时间的考察。他们调查、整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对于研究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历史，而且对于研究整个中亚地区的历史、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与中亚、西亚、南亚交往的历史，都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岩刻题记的文字种类很多，数量较大者有婆罗米文、佉卢文和粟特文等，特别使我们感兴趣者是其中还有汉文和吐蕃文。
巴基斯坦为了推动世界各国学者共同研究这批宝贵的考古文物资料，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下旬，在其北部地区的首府吉尔吉特召开了一次由达尼教授主持的国际学术会议，称为“喀拉昆仑文化会议”。
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亚、欧、美三洲十六个国家(包括巴基斯坦本国在内)的学者一百余人。会议期间，全体与会者沿喀拉昆仑公路作了科学考察性的旅行，起自伊斯兰堡，止于中巴边境。我有幸出席了这次会议，因而得以在考察途中着重查勘了岩刻中的汉文题记。现将个人所了解的情况略作报道，并对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即具有“大魏”国号的使者题记进行初步的探讨。
▲印度河上游河谷岩刻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Karl Jettmar
@中国国家地理
喀拉昆仑公路沿线古代岩刻中的汉文题记，迄今仅发现四处。
第二处汉文题记位于上述地址以东不远的契拉斯(Chilas)。契拉斯是一个山间盆地，印度河由东往西，横贯其中。这里的居民点分布较多。河岸两旁均有许多岩刻群，南岸尤多。按考古工作者的编号，其东端刚刚进入契拉斯盆地的峡口南岸岩刻群被称为“契拉斯一号”。喀拉昆仑公路从这里穿过，路北面向河滩，路南依傍高崖，两边都有大量岩刻。汉文题记刻在路南山坡较高处的一块岩石上。这一处题记仅两行，直书，似共计五字，其中两字模糊，不可辨。右行三字为“张□如”，左行二字为 “高□”。应系两位旅行者留下的姓名，别无其他内容。字体正方，笔势在楷、隶之间，就书法推测，其时代最晚不至隋唐。
第三处题记位于契拉斯盆地印度河北岸，地名塔勒潘(Thalpan)。该处岩刻群与南岸之契拉斯岩刻群隔河相对。汉文题记在“塔勒潘四号”，仅两字。其侧旁为窣堵波图形。因此处不在我们的考察路线上，故未经目睹，不得其详。
第四处题记，也就是最北的一处，为本文所要着重讨论的内容。这一处题记位于距离中国边境不远的洪扎河畔。洪扎河发源于中巴边境的冰川，向西再向南流至一个名为哈勒德伊基什(Haldeikish)的地方，复向西折流，穿过一个峡谷，便进入旧日号称洪扎王国的一个土邦的中心地区(洪扎王宫所在地今称为巴勒提特)。在哈勒德伊基什附近，洪扎河南岸石崖高耸，为过去洪扎王家行猎时举行祭典的场所，故名“洪扎灵岩”(Sacred Rock of Hun-za)。这里的岩刻数以千计，内容至为丰富，其时代大约上起公元前一世纪，下至公元后十五世纪。题记中有大量贵霜帝国时期的佉卢文铭词和笈多帝国时期的婆罗米文铭词，还有不少粟特文题记(个别题记中夹杂吐蕃文字)。这些资料揭示了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事实。这一处汉文题记刻在喀拉昆仑公路一段支线路北临河的岩石上，在考石编号中属于“洪扎灵岩二号”岩刻群。
题记所刻的岩石高约数丈。刻纹深而不宽，像是用尖锐的金属器凿刻的。文字直书，一行十二字，大部分字迹清晰，其词如下：
“大魏使谷巍龙今向迷密使去”
▲汉文题记：
“大魏使谷巍龙今向迷密使去”
“谷”字较其他字形为扁，其上端岩面破损，也可能为“容”字，但无确证，故仍以释“谷’’字为妥。“今”字仅存“ ”，中间破损，除“今”字外，别无他字可当。“密”字下半已漫漶，上半颇清晰可辨，因“迷密”系地名，见于史籍，故可确认。“去”字据照片似不清楚，但我曾就岩刻本身扪辨，亦可确定。其余各字均无疑问，不待赘释。
词义至为明了，“谷巍龙”为魏朝使臣姓名，“迷密”为其出使之目的地。这行题记是该使者路过此地时随意刻下作为纪念的，非正规性的铭词，故无纪年及其他内容。谷巍龙之名亦不见于任何史籍。
字体虽系楷书，笔势略存隶意，风格古朴，结构真率。
在题记的“龙今”二字右边有一行横书的婆罗米文，其左端的字母压在汉文之上。显然，汉文的题记必定早于这行婆罗米文题记。据达尼教授的考证，这行婆罗米文题记属于笈多帝国时代，即大致在公元四世纪后期至六世纪中叶之问。换言之，汉文题记的年代下限亦不得晚于公元六世纪中叶。
在这个年代下限以前，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可以自称“大魏”的王朝，其一为三国时代的曹魏，其另一为南北朝时代的拓跋魏。两代魏朝都曾派遣使者赴西域诸国，其使者都可能路经洪扎河畔。从字体上亦难以判断这处题记究属曹魏或拓跋魏，因为这种略带隶书风格的楷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都可能习见。但是，为我们解决这件题记的年代提供线索的是“迷密”这一地名。
按“迷密”这一西域国名的译称，始见于拓跋魏时期，此前任何有关西域的汉文文献中未曾出现过。《魏书卷四下·世祖纪第四下》记载，正平元年(公元四五一年)正月，“破洛那、罽宾、迷密诸国各遣使朝献”。又《北史卷九十七·西域传》云：“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其国东有山名郁悉满山。出金、玉，亦多铁。”今本《魏书卷一百二·西域传》抄入《北史》此条，文字全同，惟“去代一万二千一百里”作“去代一万二千六百里”。按此当从今本《魏书》，《北史》“一百里”之“一”字乃“六”字残缺转写之误，说详下文。
“迷密”一名亦仅见于拓跋魏朝。这个国此后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却不再使用这一译称。隋代已改译为“米国”，见《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北史·西域传》既列“迷密国”，又别出“米国”，前条抄自《魏书》原本，后条抄自《隋书》。因李延寿不谙西域地理，不知两名实属同一地，故未予合并，而造成重出之错误。玄奘《大唐西域记》又将此国名译作“弭秣贺”，而注云：“唐言米国”。《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西戎传》未列“米国”条，但其名见于“康国”条下。《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传下》云：“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似隋唐以降，人们已忘记拓跋魏时对此国曾有“迷密”的译称了。
因此，我认为，“迷密”一名仅用于拓跋魏朝，而洪扎河畔汉文题记中之“大魏”应即指拓跋魏无疑。
迷密国遣使者来到魏朝，亦仅见正平元年一次，别无其他交往可考，故魏朝使者谷巍龙之出使迷密，似当在正平元年前后不久。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其一，魏朝先遣谷巍龙使迷密，因而迷密即遣使者随谷巍龙献一峰骆驼于魏。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果尔则谷巍龙出使迷密当在正平元年以前，至少要早一两年，因为往返途程即需一年左右，而迷密使者到达代都的时间是正平元年(公元四五一年)正月，然则谷巍龙赴迷密的时间不得晚于太平真君十年(公元四四九年)。按《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五年(公元四四四年)三月，“遣使者四辈使西域”。从此年至十年，未见另遣使西域的记载，故谷巍龙很可能即属太平真君五年所遣使者四辈之列。自太平真君五年至正平元年，其间不过六年多时间。以代都至迷密道路之遥远，当时交通条件之艰难，使者来往途中均需多处停留休整，则两国通使之一往一返，按六年时间计，亦不为长。
另一种可能，即迷密使者先来，随后魏朝遣谷巍龙送其使者归国，这种情况也是常见的。按古代制度，一般情况下，外国使者不得在京都停留过久。如果谷巍龙系护送迷密使者归国，其时间当在正平元年以后一两年内，似应不晚于文成帝兴安二年(公元四五三年)。
如上所述，无论属于何种情况，我们将谷巍龙出使迷密的时间定在公元四四四至四五三年之间，大致是不会错的。这段时间正属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统治时期的晚年。当时北魏新平凉州，大破吐谷浑，又征服了鄯善、焉耆、龟兹等地，声威大振。丝绸之路亦由此畅通，故中亚、南亚各国均与魏朝通使频繁，迷密仅其一例。洪扎河畔魏朝使者谷巍龙的题记为当时中外关系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古代丝绸之路
此后，北魏与西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这种关系更日益发展。有如《洛阳伽兰记》所云：“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大家所熟知的宋云、惠生之出使西域，启程于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年)，上距谷巍龙之出使迷密，已有七十多年了。
值得我们特别探讨的是谷巍龙所经行的路线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需要简单地说明一下迷密国的地理位置。
如前所述，迷密国即隋唐时代的米国。米国属昭武九姓国之一，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国胡人来中国者以“米”为姓，著称于史籍者颇不乏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对于这个国的位置是相当清楚的。其地在康国(即今苏联境内之撒马尔罕)的东南不远。按“迷密”在古阿拉伯文献中称为Maymurgh。玄奘译作“弭秣贺”似较准确，译为“迷密”或“弥末”则略去其字尾之辅音，亦无不妥；至译作“米”则系仅取其第一音节的省称，并为了适合汉姓之故。
据古代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描叙，Maymurgh是撒马尔罕城南一个地区的名称，这个地区土地肥沃，林木茂密，村落棋布。《隋书·西域传》云：“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新唐书·西域传》“米国”条下亦云：“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以上两书均谓米国与康国相距一百里。
按《北史·西域传》称：“悉万斤国，都悉万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悉万斤国即康国，如前文所引，同传载迷密去代一万二千一百里，然则迷密与悉万斤相距六百二十里。这个距离与《隋书》《新唐书》之说相差太大。但今本《魏书·西域传》抄录《北史》者，于悉万斤国条与《北史》里数相符，而于迷密国条则作“去代一万二千六百里”，是两国相距仅一百二十里，与《隋书》《新唐书》之说相近。
由此可知，《北史》“一百里”之“一”字乃“六”字之误。那密水即今泽拉夫善河(Zaraf-shan)。北魏时迷密国之都城迷密城当在今撒马尔罕以东泽拉夫善河南岸，其国土则环绕撒马尔罕之东南。唐代米国之都城称钵息德城，似即迷密城。
关于钵息德城的位置，以前有两说。一说以为在今Guma-a-Bazar，一说以为在今Maghin(或作Moughian)。但据马小鹤同志最新考证，认为钵息德城应即著名的喷赤干(Pendjkent)遗址。其证据充分，立说坚实，可为定论。
▲米国属昭武九姓国之一
谷巍龙从北魏的代都(今山西大同)出发，前往迷密(喷赤干)，而途中经过洪扎河畔刻题记之处，其所取之路线显然不经过今新疆之莎车与塔尔库尔干。如果遵循通常所认为的丝绸之路南道，西至莎车，复向西南折至塔什库尔干，则必然直接往西，由克克吐鲁克进入瓦罕走廊，再沿喷赤河去往迷密。这样就不会由塔什库尔干往南，绕道到洪扎河流域。根据谷巍龙的题记，我们推测，其所取的路线很可能是从新疆的皮山开始分道向西南，溯塔斯洪河而上，经吐孜拉克达阪，转向西，至阿喀孜达阪，再沿今天的公路线，溯哈拉斯坦河，直至麻扎。由麻扎顺叶尔羌河向西北，经阿拉萨勒，转向西南，越过中巴边境，至星峡尔，再沿星峡尔河往西，即至“洪扎灵岩”。这一段路程应即汉代通往罽宾、乌弋山离的旧道。
汉代的罽宾道是南道上的一条支线，这条支线不经过莎车，而是由皮山分道的。《汉书·西域传》“皮山国”下云：“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南与天笃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汉书》此传对于“当道”或“不当道”交待得极为清楚，故上引文谓“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者，即指由皮山往西南为通往罽宾、乌弋山离之道路；而同时又云“西北通莎车”，可见与通罽宾之道路方向不同，其分岔处当然就在皮山。
同传“罽宾国”下引杜钦叙述汉朝历次派使者护送罽宾奉献者所经行的路线，尤为详明。其文云：“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刁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匄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蝾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悬度。”杜钦又建议：“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而还。”
按《后汉书·西域传》亦云：“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所述路线与《汉书》同。
由此可证，两汉时代通往罽宾的南道支线是从皮山开始的，并不经过莎车。汉代的皮山国在今新疆皮山县。据《汉书·西域传》，当时皮山国之西为西夜国，其地当在今新疆叶城县西南谷地间；西夜国之西为蒲犁国，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城附近。西夜、蒲犁皆属汉西域都护管辖，而杜钦谓自皮山通往罽宾，取道西南方向，经过四、五个不属汉朝管辖的山间小国，可见这条道路不经过西夜、蒲犁，而是由皮山直接转向西南，通过今天的中巴边境，有如前文所述。这条路线必然要经过洪扎河谷。由皮山至洪扎河谷的这段道路也就是北魏使者谷巍龙所经行的。但过了洪扎河谷以后，汉代的罽宾道是向南沿吉尔吉特河和印度河上游河谷，其路线与今天的喀拉昆仑公路基本一致；而谷巍龙则当由洪扎河谷转向西北，取道契特拉勒(Chitral)，越兴都库什山，再渡阿姆河，向撒马尔罕方向，去到迷密，其后一段路线与汉代的罽宾道便不相同了。
自洪扎河谷以南，喀拉昆仑公路沿线多处发现大量的岩刻群，其内容包含了许多旅行者的题记，这正好证明了这条道路即汉代以来的罽宾道。洪扎河谷的岩刻群是巴基斯坦北部地区最北一处岩刻群，此处岩刻之密集、内容之丰富、其时间范围之长久，足可表明当地是古代交通线上的一个大站。我认为，这个大站就是汉代的乌秅国。
据前文所引《汉书·西域传》与《后汉书·西域传》可知，自皮山西南往罽宾，途中之一大站即乌秅国。《汉书·西域传》记载：皮山至乌秅千三百四十里，又皮山至姑墨(今新疆阿克苏附近)千四百五十里，两段距离相差不大。按此比例估测，乌秅国的位置正好相当于洪扎河谷。
国内外学者对乌秅国的位置，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有乌萇(Uddiyana)、色勒库尔(Sarikol，即塔尔库尔干县境)、阿克塔什(Aktash)、拉达克(Ladakh)、喀非利斯坦(Kafiristan)、巴达克善地区(Badakhshan area)和兴都库什山中某处等七说。我感到，所有这些说法，无一能与《汉书》的记载相符，或仅凭字音考订而不顾地理实况，或杂引后出的文献而不据《汉书》本文，故差错很大，不足取信。岑仲勉力主乌萇说而对其他各说进行了反驳，他的反驳都很有力；但他以为乌秅即乌萇，且谓东晋时之乌萇国中心在今吉尔吉特，此地即汉代之乌秅。其说似仍未允。
按《汉书·西域传》“乌秅国”下云：“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山居，田石间。有白草。累石为室。民接手饮。出小步马，有驴无牛。其西则有悬度……悬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当我在巴基斯坦北部考察时，发现吉尔吉特与此传所描写的“乌秅国”完全不符。
吉尔吉特是一个山间盆地，四周尽是大石山，草木不生，不能居人。居民都住在河谷平地，并非“山居”。田园也分布在盆地中，并非“田石间”。盆地内有吉尔吉特河与洪扎河会合，河岸很低，故绝无“接手饮”之必要。而洪扎河中游谷地，即洪扎王国的中心地带，情况与乌秅国十分吻合。此处北面为科拉木山脉，南面为喀拉昆仑山脉的最西段。河谷狭窄，两岸高峻，山上多林木草场。居民尽住在坡度很高的山凹里或临河的高崖上，正符合“山居”之说。田地都开辟在山上，又与“田石间”之说相合。由于河岸陡峻，所以古代居民可能采取接手而饮的汲水方法。
从地名的语音上推敲，“洪扎”一词很可能即由“乌秅”演变而来。按《汉书·西域传》‘‘乌秅国”下颜师古注云：“郑氏曰：‘乌秅音鷃拿。’师古曰：‘乌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声如鷃拿耳，非正音也。’”按颜说是，‘‘秅”字与“拿”读音相去甚远，无由相通；“拿”或字误 ，亦未可知。据颜氏注音，“乌”古读与“鸦”同，“乌秅”当读作azha(或ada)，“乌”与“鷃”是可以相通的(焉耆亦作乌耆，即同此理)，故azha(ada)亦可读作anzha(anda)。由anzha(anda)转为hunza更无问题。果尔，则今天的“洪扎”一名仍保存了古代“乌秅”的音读。岑仲勉认为郑氏所注之音“鷃拿”应与“乌秅”连读为“乌秅鷃拿”，即“乌萇”(或译作“乌仗那”)之原文Uddiyana的音译。其立说甚巧，但在版本上无任何根据，恐未必然。
综上所述，我们从《汉书·西域传》所记载的乌秅国的位置、距离、自然地理景观、居民生活状况以及从“乌秅”一词的读音来推断，这个山间小国应即在今天的洪扎河中游谷地，也就是北魏使者谷巍龙经过时刻下题记之所在。
当然，在谷巍龙出使迷密的年代，中亚地区的政治局面已与汉代大不相同。皮山国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已为于阗国所兼并。谷巍龙虽然仍走皮山的旧道，但此时应称由于阗西南行。北魏时往中亚、南亚的旅行者大多取道于阗。宋云经过于阗东捍𡡉城南大寺时曾见到此寺‘‘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矣”。想见魏朝内地人来到于阗一带者为数甚夥。至于乌秅国在北魏时恐亦不复存在。这一带地方当时的历史情况尚不十分清楚，不知究属于嚈哒人的势力范围或属于其他统治者。“洪扎灵岩”的大量岩刻题记或将对此提供珍贵的材料。
文：马雍
原载于《南亚研究》1984年第3期
附
托马斯·霍尔曼：印度河流域的中国石刻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