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曾经在任何偏远山林乃至大漠戈壁中出现，有一种人群聚落，非村非镇，但几乎所有边远地区都有。现在这种人已经被历史的长河湮没，或者说已经成功转换了身份，融入了正常社会。咱们今天要聊的，就是一种被称为“盲流”的人群，和一种叫做“盲流点儿”的地方，在八零后九零后印象中，好像并不曾存在这样一群人，也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地方。
?笔者是跟随被称为“兴安拓荒人”的农垦人父兄一起来到大兴安岭南麓的，那时候农场周边就有数不清的“盲流点儿”，农场的小麦和大豆，经常被他们少量割走，以师、团、连为单位的农垦人并不在意，发来“看青”的步枪，只用来对付野猪黑熊，是懒得吓唬“捡麦穗”的妇女和小孩的。
后来相处时间长了，农垦人与“盲流儿”们也经常走动，有的还成了朋友。深入了解后才发现，“盲流儿”们也都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们居住的“盲流点儿”，可以说是桃花源，也可以说是放逐地，他们成了天不收地不管的上古遗民。
不管是被放逐还是自我放逐，在某一个时期，确实存在过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种地方。现在这群人的后代已经过上了想当幸福富足地方生活，有的孩子还考上了清华北大，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自己来自这样一个曾经的放逐之地。
?“盲流点儿”的形成，有点类似闯关东，不同之处是这群人抛弃了一切
电视剧《闯关东》大家都看过，但是“盲流点儿”的形成跟闯关东只是有点类似，但是却有很大区别，区别就在于这些人已经抛弃了一切：背井离乡之后，他们没有了户籍，甚至也不在使用原来的姓名。
实话实说，一开始的“盲流点儿”，是鱼龙混杂的，而且可能是鱼多龙少，少数几条“龙”，就成了“点儿长”，那个“点儿”也就以他的姓氏命名。笔者所在的农场，周边就有姜家点儿、马家点儿、高家点儿。还有的聚落没有一呼百应的权威人物存在，农垦人就按照距离的远近，叫他们“七里地”“八里地”，他们也接受了这个名字。
这时候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盲流儿”，下文也可以把引号去掉了。
所谓盲流儿，就是盲目流动的人口，这是字面上的解释，其实这群人一点都不盲目，他们之所以流动，有的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有的是为了多生几个孩子，特别是一定要生出儿子来。还有的是为了躲避仇家和债主，当然也不能否认这其中有一些畏罪潜逃者。这些人都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活下去。
为了活下去，他们一开始住的都是叫做“马架子”“地窨子”的简单庇护所，后来条件好了（农业开发还带了商店和锛凿斧锯），才开始盖一种叫做“杆夹泥”的房子。也就是以松木为框架，用碗口粗的杨树捆扎成山墙，里中外三层糊泥。
玻璃自然是没有的，采光的窗户是用木头框撑起来的“塑料布”，不用折页，想通风透气，直接拿下来戳在一旁。
因为“塑料布”防寒效果极佳，农垦人冬天也会在玻璃窗里外各钉上一层塑料布，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也不知道是谁跟谁学的。
?盲流点儿最有权的人是点儿长，他跟领主还有一些差别
盲流点儿没有法律，但是却有规矩，这个规矩是由点儿长和一些有威信的人制定的。所以说在盲流点儿，最有权的是点儿长，但他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也要受规矩的管束，这一点这跟欧洲的领主有区别的。
盲流儿们闯荡江湖而来，他们已经身心疲惫，不想再继续游荡，所以他们都非常珍惜眼前的安宁。而且江湖中人都在极力避免与人“结死仇”。点儿长有时候确实会有点欺负人，但绝不把人往绝路上逼，因为你断别人生路，别人就会跟你玩儿命。
点儿长是拓荒者，但并不是这片土地的所有者，敢当盲流儿的，几乎没有一个善茬子。他们不受法律保护，所以一切问题只能在盲流点儿内解决。点儿长是话事人，首先要做到起码的公平，否则就会在半夜里被人家拉出去埋了——本来就没有户口，也无需报失踪。
点儿长死了，盲流点儿的炊烟第二天依然袅袅，无论是农场还是猎民村，都不会去过问点儿长换了什么人。至于死上几个点儿民，更是司空惯见——只要别伤害有户口的人（农场职工和猎民），有关部门才不会没事儿找事儿。
记得很久以前看过一本描写点儿长的小说，该书作者有一定阅历，但好像并没有跟点儿民有过深入接触，那本书里把点儿长写成了土皇帝，那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盲流点儿不讲法律，但是盲流点儿几里之外就有警察。农垦人基本都是专业而来的五湖四海青壮年男士，他们也会娶点儿民为妻，有些点儿民，是点儿长不敢惹的。
后来国营农场也开始承包，机械和土地承包给“家庭农场”，大一点的家庭农场有成千亩土地，即使有全套农机具也忙不过来，所以就会雇佣点儿民当“工夫匠”，管吃管住，年终发钱。
家庭农场雇人，不查户口也不问来路，也为此闹出了不少案子，具体案例就不说了，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几件工夫匠杀人劫财的事情。
?盲流点儿的生活，曾经在封闭的环境中自给自足
盲流点儿里的人，一开始是尽量避免与外界接触的，他们有一条铁律：绝不与有户口的农垦人和猎民发生冲突，宁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也不能打官司——他们没有身份跟别人打官司。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大兴安岭深处的盲流点儿，除了文化生活比较匮乏之外，物质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
有人说东北人都不小气，而且只要不懒，就不会挨饿。这话很准确：肥沃的黑土地，种一升能收两斗，不用施肥，“榛柴岗”的肥力，能让所有的庄稼都绿得发黑。
盲流点儿的生活，简直就是重走了一遍人类进化之路：先是渔猎采集，然后定居开荒种地。山林里东一片西一片铁锹镐头开垦出来的，农垦人称之为“小开荒”。后来农垦人也学会了：在上班挣工资之余，也开着公家的拖拉机弄一块小开荒，种谢白菜土豆，够一年吃的了。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这话在大兴安岭也一点都不夸张，点儿民们下夹子、套子，每个冬天猎获的狍子兔子野猪，自己家是吃不完的。于是农场连队经常会出现赶着马车卖野猪肉的，几毛钱一斤，人们还嫌不够肥、肉发柴发腥而不愿意买。
野猪肉比家猪肉价格低，这种情况，可能也就在大兴安岭会出现。至于兔子，要是不跟肥鸡一起炖，那简直无法入口，所以当地人发明了一道菜：笨鸡炖兔。
?农垦人都是机械化作业，成千上万亩土地一眼望不到边，盲流儿——现在该称之为点儿民了，他们除了经营自己的小开荒，还会去农场捡麦穗拾豆枝儿。
农场机械化作业，每年至少有一成粮食浪费在地里，这就是点儿民一年粮油的主要来源。事实上农垦人进入之后，也没给点儿民留下什么可耕之地——较缓的山坡，只要装备着俄式坦克发动机的拖拉机能开得上去，基本都开垦出来编号在册了。
一斤干木耳换五十斤一袋白面，多少张狍子皮能换一床棉被，就连农垦人的旧衣服，也专门有人上门收购。这些旧衣服，拿到盲流点，可以换榛子、换蘑菇。
点儿民的生活空间几乎是封闭的，这倒不是因为外界的歧视，而是他们自己不愿意与外界接触——不是伤心无奈之人，谁会躲进深山老林？
笔者参加工作后，曾不止一次进入原始森林扑火（各企事业单位都有定编的扑火队），有时候就会发现被汽车声惊动得空无一人的盲流点，锅碗瓢盆具在，我们也毫不客气地住进去，走的时候留下一些饼干和挂面、榨菜。偶然遇到过几个小孩，给他们火腿肠，他们不认识也不会吃。
?盲流点儿的转变：点儿民变村民，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具体时间就不说了，后来的某次人口普查，上面出台了政策：将盲流点儿变为地方村，给点儿民农业户口。这时候第一代第二代盲流儿早已离世，三四代点儿民要读书，要工作，要出行，没有户口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所以变“点儿”为村，赢得一片欢呼。
这些人不再是“黑户”，也可以走在阳光之下，可以天南海北游玩，但是他们最初建立的聚落，并没有改换名字，如果读者诸君到大兴安岭旅游，还会发现这种别的地方都没有的地名：“某某点儿”。
其实在东北人心中，盲流儿从来就不是贬义词，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讳言自己是“点儿民”，因为就跟闯关东一样，白手起家建起盲流点儿，实在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取得户籍之前，盲流点儿的孩子们，也是有书可读的。当年每个农垦连队都有小学，场部都有初中高中，这些学校并不排斥非农场户口的孩子，他们可以当“旁听生”，也就是他们的学习成绩，不计入老师的业务考核。
取得户籍之后，那么多点儿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起那么多学校，所以他们还是各找门路“就近入学”。
在考上中师中专都包分配的年代，一个农场几年也考不上一个，考上一个就叫“破天荒”。所以点儿民的孩子们还有一个常人想象不到的美好愿望：如果学习成绩优异，有望考出好成绩，农场会替你全家解决户口问题——可以就业，可以吃供应粮。
前年笔者回乡探亲，问起当年的点儿民情况，亲友笑着告诉我：早就没有什么点儿民了，他们也都“村村通”了，那日子过得相当好，除了不能上山打猎有点遗憾之外，其他的生活跟咱们没啥两样。点儿民已经成了历史名词，现在到城镇里工作、买楼的人，要是不往前数三代，谁也不知道他们是盲流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