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变奏曲

旅游 24HOURS 2021-11-04 09:30

在大同一家装潢如居酒屋的面馆里吃过菌菇豆面后，我们踏上了朝向应县木塔的旅途。

为了避开二厂高速上的一段红线，导航为我们指引了全程的国道。淅淅小雨中，路况实不算好，能见度可怜，还常常有看上去并不稳当的运货卡车压速占道，忍无可忍时，只得看准时机踩紧油门从旁道超过。车轮将泥水溅进路旁的草垛中，放眼望去的四周犹如被罩上了一层细细的雾霭，一切可辨物都显得影影绰绰。车内漫不经心的闲聊，好像也成了佐证时空真实感的唯一线索。

现在回想起来，那几日的茂密雨水，好像不久后山西雨灾的前兆。

停好车，撑伞穿过一个前些年随木塔修建的园区（不少卖旅游商品和连环画的小铺）之后，应县木塔就在眼前了。

明层五层，加暗层共九层，高度超六十七米。作为世界最高的木塔，辽代工匠们在九百多年前用超过十万块木构件建成的视觉奇观，比想象中更为庞大、协和、壮阔，与其说它怎样美，不如说这座塔本身便带有一种 完美性，足以让人忽略掉它还算明显的整体倾斜。

我环着塔慢慢走了几圈，以期从各个角度看清它。走进首层的开放区域，看到修饰了绿胡子和耳环的释迦摩尼像，代表了建造木塔的契丹人对佛的理解。大佛旁是被拦住的木梯，我怅然看着它通往的幽暗地带，那里有已对世人永久封存的深邃。

应县木塔建造全程未用钉铆

全靠多种斗拱和柱梁穿插吻合

突而听到不远处有导游在为游客解说，并用手指向塔内当年冯玉祥军队进攻时留下的弹孔。遂而使人联想起千年之内，这座塔又经历过多少苦楚？——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曾在塔顶建立了机枪阵地，造成塔身被十几枚炮弹击中；几十年前，当地百姓在努力拆卸塔中木板用作自家建房；十几年前，旅行者还可以随意上塔，不会有太多人觉察到它高大身躯中的内核孱弱。而在人灾以外，从木塔建成那一刻始，来自鸽子、小虫、雷电、地震的蚀腐之力.....让它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坚忍之塔”。

即使不谈那么久前的事情，最能伤害它的，还是雨。

彼时彼刻，雨就在下着，触手可及的雨中，塔是否正在我们的见证下被持续消耗着，带着逐渐走近消泯的必然宿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事实就是如此。中外专家们多年前便开始考量有关修复、加固它的议题，可还是不能确定实操的方式——即使可以搞定登上月球的必要事宜，慢慢揭开癌细胞的秘密，我们却弄不清该怎样给予一座塔它想要的慰藉（在保持其基础结构的前提下）。好比无法让一位病入膏肓的耄耋老人焕发新生，我们向来难以对抗自然的不可逆性。

想起这座塔所经历的过去，我有了心疼的感觉。意识到从脸颊划过的雨水对塔的侵袭，我同样心疼。几天后，听到山西暴雨的消息时，我又在心疼。我绝对承认，心疼无济于事，这只是一种蚂蚁对大象的心疼，可蚂蚁.....应该就是会心疼大象的吧。

我带着轻盈的骄傲和沉重的悲伤离开了。那一日直到暮云之时，雨才停了下来，在朔州看过金代巨构崇福寺（始建于唐代）后，当晚就在小城中宿泊。星月舒阔的一夜过去，与晨曦同步，雨水再如履约而来，轻易不绝。

这一天先去看佛光寺，经过被雨水深灌后的泥泞村路，车子停在寺边的小道上。下车，撑伞，入寺，顺路向前过两层平台，踏入低矮的砖拱门，弯腰爬上三十七级极为陡峭的青石阶，我们终于抵达了佛光寺的东大殿。

雨中佛光寺

大多时候，“期待”本身会明显干扰到我们对事物的实际体验，与飞驰的想象力对垒，现实总是败下阵的那一方。可这里真是例外，以看到东大殿的一刻为始，期盼之心便被它的幽朴之美所紧紧填满，林间葳蕤，远山隐约，亦与此座千年古刹相得益彰。想想做过充足了解和心理预期的我们尚且如此，多年前的梁思成，仅凭着敦煌壁画中《五台山图》的指引（应该还有日本的相关资料），最终在这片荒野山林中看到它时，心中又会翻滚起怎样的波澜？除却圣殿之美，这波澜更源起于终于颠覆了日本学者对于“ 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也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的论断而生出的无垠欢悦。

民国的匠人们曾给东大殿的唐代佛像上过一次色，新色艳丽，因此被一些日本学者贬为“恶俗”，可经过百年的岁月洗尘，彩绘在逐渐褪色中再度绽放出了质拙之美，那些批判也变得毫无意义了。在以古为美的审美语境里，有时间孜孜不倦的默默加持，又何须忧虑“新”物不古呢。在时间为万物带来的更迭面前，批判会与赞扬都会失去真义，时间可带来腐蚀与摧毁，也能带来剥离与回归。

除了塑像、壁画和建筑形态，我亦被大殿的斗拱深深吸引。和明清时代相对繁复的斗拱相比，唐代的斗拱在木构建筑中承担着更大比例的承力责任，因此它形大、敦实，毫无造作的简约之美也由此而来，其特有的风韵和沧桑，连接着一种不止于斗拱、亦不止于建筑的极致之美。

有时就是如此：当我们能力有限时，不免想得单纯，可某些卓越的美感就是在这样单纯的思维中被创作出来；相反，当我们能力很强、选择见识都多时，与天真烂漫不复有缘，美亦与我们无缘了。就像如今最风靡的宋代美学，本质上并非来自于宋朝人审美的天生优等，那些平铺直叙又意蕴幽深的宋代器物、家居、建筑，倒不如归功于烧釉、上彩、建造技能的并不完善。可是，随着技术日益进步，样式选择在不断扩充，那种超脱的朴素美感反而难以寻得了。就说清朝各代瓷器，我看雍正朝最好，从乾隆开始，工艺的大幅进步反而造成了审美水平的下滑，让人喟叹。

大多时候，我们会盛赞有知的好处，可总有时候，我们怀念无知的幸福。而自然而然的无知，当然要远远胜过明知后佯装的无知，这也是现在那些美其名曰”以宋代美学为灵感”的设计理念的荒谬所在。产生美的一项前提，是并未权衡过太多利弊后的从心之行。

两千年前，古罗马人从火山的熔浆中找到灵感，发明了最早的混凝土，建造出可以保存至今、依靠穹顶形态代替柱体支撑的奇迹建筑——万神殿，吸引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的轮番膜拜。与欧洲不同，出于冶金技术、岩石质量、自然植被等条件的差异，中国人与“木”产生了深缘，将木构建筑之法钻研至究级，也从中蜕变出了自己的审美系统。

华严寺

得益于历史上多个政权曾在境内建都，山西成为了全国拥有最多古老建筑的地区之一，而气候的干燥——木建筑之福；交通的不便——除了广义的不便，上世纪初阎锡山还在山西修建了特别规格的铁路，变相阻止了破坏者的前来；经济的相对落后——解放后山西多地因预算不足而放弃了拆古计划——等等一系列原因，让不少古迹在山西得以大幸保存。可惜，在更多旅行者偏好于软性体验和打卡地的时代，这个真正顶级的目的地却显出几分寂寥。

走出中国现存排名第二早的木构建筑佛光寺（857年，唐大中十一年），再去了几十分钟车程外那座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第一早”——南禅寺（782年，唐德宗建中三年）。寺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无锡和日本京都的同名古刹。忆起住京都时常去城东的南禅寺散步，再到左近的国立近代美术馆看看新展，去茑屋书店翻翻小说，或在Da Yuki里吃一张铺满火腿和季节蔬菜的烤炉披萨.....思念回转，这次不再有披萨书店和美术馆，我穿越草木之深，置身在了同般美妙的另一世界。

南禅寺

这座南禅寺的规模比那两座小得多，亦比不了作为官修寺庙的佛光寺，只是个村落中的小佛寺，可恰恰因为低等级，它不仅躲过了唐武宗年代的“灭法”，也在古建筑被大规模破坏的年代得以幸免于难。

规模虽小，这里依旧有带着苍古稳健气质的木构建筑，有震撼人心的十七座唐代佛像，还有同样出檐深远的斗拱，而柱头上的皿板，是学料记载中唐代早期木构建筑的独有特征，大多见于汉代墓穴，在人间世是仿若孤品的存在。

那一日是山西之旅的第四天。从北京开车三个半小时，首日行程是由大同浑源县城内的永安禅寺（始建于金代，重建于元代）开始的。当日难忘的画面，除却寺内历史超过七百年的建筑——传法正宗殿，殿内细腻绝美的大幅壁画，还有寺外这幅小城街景：右侧是八百年历史的圆觉寺塔，左边是尚未拆除的破旧砖瓦平房，两位老人在房前下围棋，塔前广场上，几个十几岁孩子骑着摩托车嬉耍，如此街道，如此面孔，很难不让人想起《站台》和《山河故人》。用脚丈量过山西之后，我更理解到为何“山西小城青年”贾樟柯会在创作电影时对过往与如今的参照怀有大兴趣，不妨说，他的作品正是山西情怀的一种缩影。

永安禅寺、圆觉寺塔与周边街道

在山西，总有相似的感觉被唤起。就像走进大同的古城区，看到与居民区和商业区相伴的，便是华严寺和善化寺这样的极品古迹。这些纵观历史的礼佛之地通过最日常的方式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杂糅在一起，于润物细无声中进驻到他们的意识之中，并在无人知晓中悄然生根，生长出一种对回眸的偏爱。作为北京人，我也感到自己身上有相仿的偏爱。

我很爱那座华严寺（始建于辽代，金代重建），建筑如何臻美，细节多么讲究，皆是不必细陈的客观信息，外行人只需看看它的尺度规模，便能体会到它在中国璀璨文明史中的地位之高，是无愧于上限之名的美学载体。

华严寺

有时也觉奇妙，不止在山西，国内动辄七八百年历史的现存古建，大都不来自于汉族的创造，那些印象中北方彪悍粗犷的契丹人、女真人，通过留世之作向后人展示出了他们对精致之物的创作天赋，博物馆中的鎏金器皿是证明，雕琢玉器是证明，众多为信仰而生的建筑也是证明。多个归处茫茫的民族用这些建筑将曾几何时的信仰永久传承了下去，或者说，只有信仰能够借助建筑来传承——要知道，宗教净土以外的屋舍，基本会在朝代更替后被新统治者第一时间破毁。

善化寺

说到信仰，到山西，自然也要去云冈石窟，其创作者同样来自于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民族——鲜卑，在北魏将大同（平城）作为都城后，云冈石窟的故事就此开始。从文成帝和平初（460年）起开凿，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止结束——那时候，北魏已将政治中心迁至洛阳多年，北魏人的注意力正在龙门石窟里。

尽管历史研究者们给出过不少成熟的解释，可作为少数民族鲜卑的领导者，北魏孝文帝决定主动进行一场中国历史中最彻底的汉化，还是一件不易想像的事情。只为 靠拢先进，便放弃了本民族的服饰、姓氏、语言，孝文帝之举可谓空前绝后。如果说决定他这么做的动机是削弱贵族势力、稳固政权，那么支撑他的最大依托，我想也逃不开“信仰”两字。心中有信仰的笼罩，一般情况下“大过天”的文化，也是可以舍弃的了，这大概便是孝文帝的心理基础。可以说，作为信仰在那个年代的最终物化，云冈石窟的意义比我们直观想象中还要深刻得多，是大多人无法共感的一种深刻。

没有了木材的保存短板，石窟堪称承载文化的极佳载体，作为中国最顶尖石窟之一，云冈石窟格局之恢宏，雕刻之细腻，东西方文化结合之超前，都事无巨细地留在了资料里，在此不再赘言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被真古迹震撼之后，我也留意起了石窟内那些近代重作的塑像。

很明显，与原始塑像生动自然又有神的创作不同，新像总带着肉眼可见的规矩与呆板。可想而知，它们也会和无数古建中的当代作品一般，得到人们的无数嘲讽。不过，我真想为创作它们的人做一点辩解——世人向来对古匠与今匠带有不同维度的要求，好比看到古人做出“生动”“诙谐”“怪异”之物，大概会顿感有趣，甚至将其视作艺术之美——就像陈丹青无比钟爱的北魏壁画。可若同类之物来自于今匠的“刻意为之”，人们就会对其“肆意发挥”感到可笑了。古迹补完创作的原则，第一便该是保守和平庸。

此外，我们总能在窟内看到几十年前的参观者留下的笔迹涂鸦（刻下到此一游之类），此时多半会为上一代人素质感到失望，可再看看明清几代为了维护雕像留下的众多丑陋孔洞（为了彩绘方便会使用麻绳网，麻绳网要由孔洞中插木棍来固定）就会知道，一千多年中，对这些文化瑰宝保护之心最强的，就是今天的我们。实际上，这与素质并无太大关系，更多与我们如何看待“自我”相关——只有当世界趋于大同时，我们才能深切感觉到自我之可贵。而一个国家在过往中的遗存，是国家的宏观自我中最熠熠生辉的那一部分。

实际上，古寺与石窟的存在，远远不只可以证明我们有多么灿烂的历史文明，更能让人会意到——从古至今，我们向来有“相信”的历史。虽然太多国家有伟大而古老的宗教建筑，可中国还是特殊一点，只有我们在看到那些残存的古建筑时，能感知到即使经历了多次朝代更变，世间风雨，那些“相信”仍会被默许，被并肩的挚友，更被刀戎相见的仇敌。相信能跨越立场，如果相信的背后有善意，那么跨越立场的也有善意。从今天看，这一点好像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