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整个城市的人都在回乡祭祖的路上。”4月3日，清明假期的第一天，经历了漫长的堵车之后，终于离开了公路，回到了家乡的青山。1个多小时后，坟头上青烟升起，宁成福忽然觉得，这一路的堵车，其实也不算什么。
清明时节，河北藁城人们回乡祭祖。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一个忙碌的清明
2008年，清明节成为法定假日，许多离开乡村的人，在这个假日踏上归乡的旅程，宁成福的经历，并不是独有的。尤其是在经历了疫情的2021年春节之后，这个清明节，回乡的人格外多。记者注意到，多家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清明，出行人数超过1亿次，基本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相应地，持续近两年的超低价机票，也逐渐恢复原价。同时，也有机构事先发布的预测中显示，疫情后出游的人，有一半选择了返乡。
“我们这里非常重视祭祖，只要能回来的人，都会想办法赶回来。”宁成福告诉记者，所以，尽管刚刚到4月1日，宁成福就看到了广西发布的清明出行提示，但他依然选择了在出行最高峰的时候回乡。
4月3日5点多，宁成福就起床了，开始准备。8点钟出门，和老家的亲戚、同样从外面归来的堂兄弟们一起，走过1个多小时的山路，到达爷爷的坟前，年轻人们开始整理坟茔，长辈们摆放祭品……
祭祖结束，回到村里，亲戚们在宁成福家里聚餐，十多个人坐满了客厅，宁成福的母亲和几个婶婶操持家宴，晚一辈的年轻女孩子们，大多帮不上什么忙，她们更多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习惯了外卖，很少有机会自己动手。
“近年来，乡村的许多习俗在慢慢复苏，比如修家谱、修祠堂、祭祖。”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告诉记者，“尤其在南方，更多人愿意在特殊的节点回到家乡，参与家族性的活动。清明放假是一个契机，其背后，还是城市化的进程中，人们的观念借助这个特殊的假期集中表达了出来。”
观念和情怀没有变
一年多没见，年轻的堂兄弟们聊聊各自的家常，很快就没什么话说了，大家生活的环境不同，工作也不同，许多人一年也就见一次面，比起小时候天天一起上山下田的时候，确实有些不一样了。
“对于那些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人们来说，祭祖、扫墓这样的活动，可能中间有过中断，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并没有中断过。”吕德文说，“几十年以来，仪式、习俗在变化，但其核心的观念没有变。”
但没有变的，也仅仅是观念和情怀。回乡祭祖的人们，面对的不再是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际关系，而是一个互相分割的关系网，“文化和仪式诞生之初，其背后是一整套社会结构和规则，这些规则，规定着社会的运行、规定着人的行为。”吕德文说，“在过去的乡村，宗族文化对人是有约束力的，人们在这个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的乡村空间中生活，必然要遵循它的规则。比如修宗祠，过去是摊派的，是一种义务，穷富不同，摊派的份额可能不一样，但不会有人不给，假如有人不肯担责，就可能会训诫、被惩罚。但现在不同了，这一套规则已经瓦解了，现在人们又开始重视修宗祠，但不再摊派了，而是自愿捐献。捐，是一种观念的表达，不会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了，不捐，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对。”
对于宁成福这样已经在城市定居的人们来说，归乡，是一种难以舍弃的情怀，却并不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础，“就好像有的人远离家乡，一家人都在城市，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保留家中的老房子，只是因为，老房子，寄托着他们的某种情感。”吕德文说。
下一代会忘掉故乡吗
21岁的小林，是一位出生在城市的二代移民。他父母在很早就走出乡村，在城市里打工、做生意，后来在县城买了房子。每年清明，父母会带着他回乡祭祖，村里自家的老宅早就不能住人了，他们每次都在一位叔叔家集合，偶尔会住一晚上，但大部分时候，都是当天去，扫完墓就回城。
对于小林来说，回乡扫墓，更像一次郊游，那些烧香、磕头的仪式，在他心里，并没有太多的意义，“我爷爷奶奶去世早，我小时候见过他们，但已经没有太多的印象了。不过，我还是挺愿意回乡祭祖的，毕竟在城市里生活，去村里参加集体活动的机会很少。”
“从乡村进入城市的移民，只要和村庄还有联系，一般都会重视祭扫这样的仪式，只要有机会回去，都会回去的。只要这一批人还在，文化仪式也就还在。”吕德文说，“当前，进城的移民，大部分还处在半移民状态，老家里还有父母、有亲戚，每年过年还会回去。但他们的孩子，基本上和乡村没什么关系了，他们的根，已经不在乡村，而是在城市了。他们即便也还会跟随父母回乡祭扫，但和父辈们已经不一样了。”
几年前，严真的老家重修了祠堂，广邀在外的亲族回乡祭祖，这几年，每年严真都会带着孩子回乡，参与祭祖，读读祖训，了解祖辈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生在乡村，哪怕后来进城了，也忘不了乡村，但我们的孩子，没有在乡村生活过，长大后，可能就对家族、祖先没什么概念了。所以我希望通过回乡祭祖的方式，让孩子了解，他的祖先是从哪里来的。”
“生活环境变了，身处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变了，人们的观念也就变了。”吕德文说，“同样的仪式，在我们的父辈哪里，是有神圣感的，比如修宗祠，要选日子，要有一整套规制礼仪，但到了我们这一代，就没那么多讲究了，虽然修得看起来更好，但事实上更多注重房子结不结实、好不好看之类的。如果到了下一代在城市出生的孩子身上，宗祠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是一个文物而已。”
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特聘研究员，兼任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受访者供图
家乡文化会如何变化？
千百年的农耕生产，创造了特有的乡村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祭祖，不仅是尊敬祖先、维系宗族关系的方式，也是人们慎终追远、接受生命教育乃至死亡教育的机会。
“一整套祭祖扫墓的仪式，涉及到的是传统时代中国人安顿心灵的机制，这对生活在农耕时代的人们，非常重要。”吕德文说，“家乡为何是家乡？是因为祖先在那里、土地在那里。在传统社会，祖先传递生存的经验、土地提供生存的基础，依托于它们的一整套祭祀仪式，关联的不仅是物质生活，还有精神和心灵的归宿。”
即便是21世纪，生长的乡村的人们，也还保留着相同的观念，“至少这一代出生的乡村的人们，还是保留着这样的价值体系。”吕德文说，“在今天，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乡村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事实上，从文化意义上看，乡村振兴，其根本目的，是要让乡村重新成为现代化中，人们安顿心灵的地方。”
和现代生活的流动不居相对，乡村生活更加稳定，“在流动性很强的现代，人们还是会追求心灵的安顿，追求价值归依。而传统乡村的那一套价值体系、文化仪式乃至祭祀礼仪，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和思考的，至少在今天，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乡村价值，而不是一味地否定。”
不过，吕德文也不太赞同完全恢复，“完全恢复也是不现实的。文化本身是生活实践的体现，传统的乡村文化，建立在传统的农耕生活上。在今天，传统的农耕生活在变化，乡村的结构也在变化，文化自然也会相应地变化。”吕德文说，“只是，这种变化，应该是自热而然的，外部力量少一些干预比较好。我们既不必一定要恢复过去的文化，也不必完全否认。事实上，到了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会对乡村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只会把乡村当作一个旅游景点，不会再觉得乡村是安顿灵魂的地方，那时候，文化自然也就变了。当然，随着乡村振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重新回到乡村生活和工作，他们对乡村，可能又有不一样的情感。”
（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编辑张树婧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