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行万里路虽然早已不是什么难事，但有时难以抽身，只能作一些“诗与远方”的遐想。那么不如在书中登临高山，俯瞰湖光，饱览那无人之处的月色与雪景，来一次穿越时空的逍遥游。
登山观日出，在壮丽的大自然中辞旧迎新，颇具庄严的仪式感。在孔子曾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上看日出，会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跟随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的《登泰山记》，去看看两百多年前的泰山日出：“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以日之正红为主色调，衬以云之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东海之红光摇曳，山峰之绛皓驳色，颜色丰富又不失纯正，流淌变化，如一幅晕染扩散的动态画卷。大自然崇高壮阔的美，足可消除鄙俗之气，使人在人格上有所提升。
姚鼐在文中自述，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二月，与好友朱孝纯由南麓登山。第二天正值除夕，五更时分，他与朱孝纯坐日观亭待日出。此前，姚鼐称病辞去四库全书馆纂修官一职，从京城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抵达泰安。辞官的原因，有人说是学术观点与同僚不合，也有人认为是因官场险恶，志向难酬而心生退意。某种意义上，《登泰山记》也可以看作一篇“归去来兮辞”。因此，我们在文中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日观以西峰“皆若偻”，似乎都在向最高峰日观峰鞠躬致敬，令人联想起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西山：“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土娄（小土丘）为类。”写山，实均为写人，凸显特立独行之高峻人格。“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圆）。少杂树，多松”一段，除了体现姚鼐作为桐城派之集大成者对雅洁文风的刻意追求与“融考据于辞章”的古文主张外，实则也别有怀抱：石之方正，松之高洁，都象征着耿介不阿、难容于世的君子之风，可看作“夫子自道”。
时值冬日，泰山正逢大雪，文中有几处文字与雪有关：苍山负雪，明烛天南；大风扬积雪击面；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白茫茫的大雪中，并无其他游人；虽有友人相伴，但文字所传达出的孤高清冷，颇近于柳宗元之“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大抵是难容于世的高士共同的心境，因此姚鼐的老师刘大櫆说姚鼐登泰山而“慨然想见隐君子之高风”，其中自有幽怀远韵。
我这样的俗世中人，除了仰慕高士之幽怀远韵外，颇为好奇的是，在这样的“雪与人膝齐”的天气里，姚鼐是以什么样的装备登山的？同样是写十二月清冷雪景的名篇，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超凡脱俗的世界，只是这世界在水上而非山巅，时间也要更早，在明崇祯五年（1632）：“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上下一白的大天地中，万物皆小，成一痕、一点、一芥，人也以“粒”计之，不过是“渺沧海之一粟”而已。与柳宗元、姚鼐相似，张岱向往的也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孤绝之境，因此选择了这样的时间独往：“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舟中除他之外只有船夫，连朱孝纯那样的知交也无。与姚鼐不同的是，张岱略略交代了一下出行与御寒的装备：小舟、毳衣、炉火。毳衣是鸟兽细毛编织的衣服，不知保暖程度与今日之羽绒服相比如何。
张岱还曾描述过西湖七月半时的盛况，感慨一无所见，只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须等到游人散尽，方可呼客纵饮，共赏月如镜新磨。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也散去，此时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