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之后，雨水之前，正是传统年的辞旧迎新之际，有一种使命般不容拒绝的声音，声声催促，犹如那通天、出征、引音的鼓声，把我从潭州（今长沙）引到了衡州（今衡阳）。大雁在天上飞，我在人间游，一起继续寻找唐人的身影，寻找身边的“诗和远方”。
与子携游，万里人南去
从长沙南下，或者从广东回来，有很多次经过衡阳。但从前的经过或者停留，都没有这一回为着某种感召而去，我和唐人李宽一样，只为一首诗，一个人，去一个地方。
年关已在眉睫，在寒冷和回暖之间，我吟诵着长沙窑诗文壶上的“万里人南去，三秋雁北飞。不知何岁月，得共汝同归”，再一次来到衡阳，径直步入了石鼓书院。书院似一座“三面环水、四面凭虚”的不系之舟，泊在石鼓山。一进院门，得见两面石质的大鼓分立两侧，直入登上合江亭，推开绿净阁的轩窗，眺望来雁塔，左边是蒸水，右边是湘江，耒水横在另一面，三水浩浩荡荡，相约直奔洞庭，而石鼓书院正当其冲，横截江流的气势，连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都叹道“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
石鼓书院得名，是因为建在石鼓山上。而石鼓山得名，则在秦代以前。一说是因为山势的地形，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又载：“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而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的地理特点，每每水浪击石，其声如鼓。
石鼓书院的来历颇为有趣。因为一个人被一个有格局的人的一首诗吸引，跑去读书的地方；后来又因为这个读书的人，而成为一群人读书的地方；最后，竟成了一所天下闻名的书院。大约，这也是一种击鼓传声领音的效应吧。
唐初，瀛州高阳人齐映遭弹劾贬为衡州刺史，建合江亭于石鼓山。贞元十九年（803）韩愈被贬为阳山县令，又在顺宗永贞元年（805）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赴任途中经过郴州、耒阳、衡阳，拜谒杜甫墓后在石鼓山合江亭把酒临风，留下《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
元和年间，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却无意仕途的北方人士李宽，步李泌后尘来到南岳，受韩愈合江亭诗感染和吸引去石鼓山赏游，一去便不肯再走，结庐山巅，读书其中。后被慕名而来求学的人要求拜师一起读书，于是，这里从一人读书的地方，成了私人学堂。
后衡州刺史吕温偕胞弟吕恭往石鼓山，与李宽及弟子吟咏唱和。北宋至道三年（997），李宽后人李士真在其办学旧址上，重建石鼓书院。宋景祐二年（1035），仁宗根据衡阳郡守刘沆的奏请，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石鼓书院逐渐成为全国闻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有风自南，得共汝同归
潇湘大地的独特地理风貌，吸引着诗人和迁客，并抚慰着他们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碰撞的痛苦。无论是有雄心兼济天下而遭贬谪之人，还是无意功名只爱读书的秀才，石鼓书院的合江亭，将千里烟波尽收眼底，又如一艘江河里畅行的旗舰，让人望见更高更远的天地，无论多少抑郁之气，大约都可心胸为之一振吧。
在亚热带季风的吹拂下，衡阳盆地的冬季是偏温暖的，北方来的大雁也会在这里停下聚集，回雁峰和来雁塔便坐落在南岳的群山与秀水里，“平沙落雁”，也留影在潇湘八景的书画里。而那些如大雁一样南来北往的唐人，无论他们是短暂逗留、寓居数年还是长驻忘归，都让他们在这里碰撞思想，一展才华，留下作品和故事，在诗文里、绘画上、哲思中丰富了潇湘的意象，他们行走的脚步、载道的文字、写意的线条，也给后世留下了更多胜似春风的温度，留下了一阵阵精神上相互感召必有回响的鼓声。
在《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提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潇湘意象的灵气与生动，丰富了韩愈的人生体验，给韩愈纵横磅礴的气势，增添了瑰奇的灵韵。韩诗吸引了北人李宽定居在南方的石鼓山；韩诗也留在了岳麓山道林寺里，吸引了更多的学子前来湖南朝圣。
我相信长沙窑瓷上诗文特点，也有六入湖南的韩愈思想与审美的影响。因为长沙窑诗文壶上的一首首诗，中国不可出境文物的名单里那只从衡阳出土的长沙窑瓷罐，我行走潇湘，去愈加细致地聆听前人留下的鼓声。有风自南，吹动人心，而若志同道合，便如鼓振奋人心，无论辗转多少时空距离，终有一日得共汝同归。
文、图/溪客（专栏作者，插画师，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