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阆中古城的贡院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景点，实际全国各地一些有文化底蕴的古城，在古代社会都有科举考场，这并不是什么罕见稀有的地方。但是，四川阆中的地方贡院在清朝初年却一度代表全省举行科考，因此阆中贡院闻名遐迩，是全国唯一还能够看到贡院全貌的省级乡试考场，为什么这一地方的贡院会宣称代表四川全省，并没有设在众所周知的省城成都？背后的原因却往往淹没无闻，很少触及。
阆中市状元坊
一、阆中贡院的背景：宋代科举繁荣和阆州陈氏状元家族
贡院是古代科举考试举行省级“乡试”和礼部“会试”的专用考场。贡院的设置有严格规制，成为科举制度的缩影和象征。
隋朝创立的科举考试，到清末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都巨大而久远。西方撰写剑桥中国史的学者就评价：“古代中国文武官吏所由产生的这种……无可比拟的制度，被东亚邻邦所仿效，并被西方社会借鉴采用，形成西方的文官考选制”，至今，大多数国家的官员以及行业人才依然通过考试择选。
有关科举考试的遗迹，今天国内许多地方都能见到，比如国子监和一些文庙，古代每一次科举都要在文庙祭拜孔夫子，最后在京师金榜题名的士子可以进入国子监学习，然后安排到如翰林院或集贤院，一步步踏上仕途。
四川阆中的贡院号称今天留存最完整一处地方省级贡院，究竟为什么会在阆中有代表四川全省的贡院，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
阆中本就是当地悠久的古称，秦朝当年设置的巴郡就有阆中县，之后县境虽不断调整，但名字一直存在。到唐代普遍实行州县制，阆中改阆州，但辖区内仍设有阆中县。五代时期藩镇军阀兴盛，另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名字保宁出现，当地有保宁军驻扎在阆州（北宋一度改名安德军）。
随着南宋对四川长江上游地区的军事倚重，宋代以后跨行政单位军事色彩更重的路要大过州县，以此具备行省的雏形。阆州的保宁军升到府级，阆州改名保宁府，到元朝的四川行省都没有改变，保宁府实际可以管辖几乎整个川北地区。
在两宋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科举繁荣远超之前唐代。因为唐代还遵守三年一考的习俗，进士科的选拔也比较严格，每一次选出的进士非常少，几十人上百人不等，所以进士很吃香，受到朝野青睐。
宋代自太宗赵光义为收买天下文士的人心，用来掩饰他夺取太祖赵匡胤之位以及几次收复燕云失败的不利舆论，几乎年年进行科考选士，提拔了大量文官进入各部门，虽然推动了人文繁荣，但也为官僚队伍庞大臃肿种下了非常突出的弊端。
宋代阆州陈氏三状元塑像
两宋时代的四川，从唐朝后期就收容众多南下的士大夫家族，唐僖宗李儇为躲避黄巢，在成都待了四年，以升级南京的名义在成都举行过科举殿试。之后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后蜀都以成都为中心在巴蜀地区选拔人才，最著名就是出现所谓“花间派”的文人群体，尽管文学水准不算一流，也能说明当时各类文人雅士相当多，为后面宋代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
当时巴蜀各地书院教育，乡试府试条件全都具备。在苏轼、苏辙等人的文章中都提及，前后蜀对基础教育非常重视，成都之外，眉州、阆州、嘉州等蜀中多地都文化气息浓郁，为出现像苏氏家族这样创下蜀学名号的文化巨人奠定土壤。
实际在三苏父子之前，北宋的阆州就出现过因科考出名的陈氏家族，一家人就出现过三个状元，兄弟三人都高居宰辅，这就是陈尧叟、陈尧佐和陈尧咨三兄弟，他们的父亲陈省华也是尚书一级显宦。
陈氏家族为阆州新井县人（新井以当地发现盐井为名），今天属于南部县。很多文化旅游宣传都将陈氏家族三状元称阆中所出名人，南部当地的群众意见很大。因为古代的阆州范围和今天的阆中范围有蛮大区别，今天的南部县并不属于阆中市，而是另归南充市。
陈氏的祖上陈翔是唐末追随王建占据蜀中的心腹，起初为掌书记一类幕僚（好比石敬瑭身边的桑维翰，赵匡胤身边的赵普）。后来陈翔曾劝王建不要急着称帝，这令王建很不舒服，就疏远了陈翔，让他离开成都当了新井县令，所以陈家子孙定居在新井。
陈省华就是陈翔的曾孙，在后蜀孟昶时期已经出仕，当西水县尉。宋朝占据巴蜀以后，陈省华得到提携，离开四川往其他地方为官，三个儿子仍在家乡读书学习，拜南唐隐士高士安为师。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陈省华做济源县令，妻子冯氏才带三个儿子前往团聚。端拱元年（989），次子陈尧佐先考中进士，第二年陈尧叟考中状元，相继踏入仕途。
陈尧叟后来在地方做转运使、安抚使、制置使一步步高升，最后拜同章平事，做宰相掌任枢密院。陈尧佐也在地方为官多年，出任知州、转运使，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到集贤殿大学士，兄弟俩都是宋真宗时期的一等重臣。
小兄弟陈尧咨于真宗咸平三年（1000）考中状元，据说个性与父兄区别很大，刚毅果断，有父兄的支撑，加上才华突出，他的仕途比较顺利，陈尧咨在各岗位都敢作敢为，实际做了许多有益民生的好事，由于为人过于严酷，导致许多同僚觉得不好相处。在宋真宗、宋仁宗一贯称宽柔的做事风格下，在大臣中显得非常招人批评。
陈氏家族正是代表宋代科举兴盛，四川前期最有声誉的一个家族典型，往往被视为儒学的骄傲。像陈尧叟为人宽柔爱民，在地方弘扬医学治病，去除民间巫术迷信风气。只不过著名的澶渊之盟时，陈尧叟曾建议真宗逃到巴蜀避难，成为一个遭受后世批评的污点，体现宋朝文臣怯战胆小的一面。可在另一方面，陈尧叟为了壮大宋军的实力，在改善军马物资方面也做了不少事。
次子陈尧佐同样地方多年，也做了许多好事，像在广东潮州，和200年前被贬到此的韩愈一样写过一篇痛斥鳄鱼害人的祭文，带着百姓消灭鳄鱼。但他不同韩愈单纯崇儒，陈尧佐似乎终生都信佛，有史料还宣称陈尧佐是某位高僧的转世，见《宋人轶事汇编卷五》，他的文集中有很多游览寺庙和题字。
宋真宗到宋神宗的半个多世纪，是巴蜀地区涌现人才，影响宋代朝局最突出的阶段。首先得益于宫廷有强大的后盾，宋真宗宠爱的皇后刘氏是成都华阳人，帮刘氏抚养仁宗赵祯的杨淑妃也是成都郫县人。
其次，由于刘氏在真宗后期和仁宗初期掌握权势，提携了较多跻身高层的巴蜀人士家族群体，扩大交际和影响。比如与阆州陈氏同时，还有四川铜山三苏，诗人苏舜钦的好友欧阳修也生于四川绵阳，欧阳修的岳父薛奎在成都为官提拔了范镇，范氏家族子弟在宋代都很出名。欧阳修本人发掘了著名的眉山三苏父子，尤其苏轼、苏辙在仁宗嘉祐二年（1057）同年中进士，这一届被传颂为龙虎榜，名人非常多，其中还有巴蜀另一很有代表性的诗人冯山（普州茗山人，今天安岳县龙台镇）。冯山后来对王安石的新法不大看好，选择回到家乡，后来同为老乡的范祖禹推荐冯山，被婉言谢绝，后来冯山的诗文集就起名《安岳集》。
但是，三苏同乡的另一大北宋重要儒学先生龙昌期（陵州人，今眉山所辖仁寿县），却被欧阳修压制。
苏轼在朝廷最先就得到司马光好友，也是成都籍前辈范镇的举荐。苏轼与苏辙后来名动天下，结交许多朋友，以至于形成一个很出名的小集团，其中也有一些巴蜀人，比如阆州的鲜于侁，在四川绵州、利州等地为官比较长，正是鲜于侁为龙昌期写的墓志铭。
神宗时掀起风浪的王安石虽然生在江西，其父王益曾到新繁做知县（今属于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少年王安石跟随王益在四川待过两三年。王安石后来得罪了很多人，他却一直比较欣赏巴蜀人才。如从仁宗到哲宗的成都华阳人王珪，为人温和，算他在朝廷的搭档。王安石也想拉拢和司马光关系密切的范祖禹。范祖禹不给面子，但另一成都人邓绾（双流县人）却是王安石的铁杆支持者，邓绾留下过一句令后人很尴尬的名言：“笑骂从汝，好官我须为之”，以今天看就是一个为了当官什么事都肯做的官迷。虽然邓绾的口碑不好，但他当时除了王安石推荐之外，还得到过神宗审核与认可，邓绾做事的确能干，所以哪怕王安石后来被挪走，邓绾继续留下和吕惠卿合作。
再比如提拔元丰年间登进士的成都人宇文邦彦，他几个儿子都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关键人物。差不多同时，另一四川绵竹人张咸也为进士，他的儿子张浚后来是宇文家的女婿，更成为辅佐高宗赵构的重要人物。
北宋一代完全可以作为四川科举成就的典型，也是涌现士大夫家族最活跃的时期。
二、阆中为什么会在清初代表四川进行科举？
宋朝之后，元明时代的四川基本都延续宋代的传统，普及基础教育，举行府试和县试，成都府一直作为省城，阆州的阆中并不具备代表全省的条件（元明都已经有四川行省的概念），虽然已有比较制度化的场所考棚，早年一直非常简陋。
众所周知，元代百年间对科举考试并不算重视，长期废弃，到明代才逐渐恢复，但四川通过科举出现的人才却大不如两宋，不知是不是和考试条件不好有关。据说就是划定一个空旷场所，有固定围墙，然后是草棚式的考舍和门帘。
贡院内部考舍
宋元明清几代举行考试的流程差别并不大，尤其明清两代连内容都基本一样，就是所谓“八股文章”，针对程朱理学标准读物——四书中的选题进行一种解读，每一个考生没有多少空间进行个性化的思想和文才展示，一旦顺着自己的见解洋洋洒洒的议论太过头，很可能被判定偏离解读的“方向”，若有大胆的伯乐欣赏还好，否则一定落选。
从朝廷选拔考生的角度说，明清两代比之前更重视对各行省文人士子的均衡，有时会倾向选北方士子，压制南方各省，因为南方人口比较多，州县学问也相对普及较高。但士子的来源毕竟要经过府、州、县三级选拔，换句话说，并非是各地州县文人随意报名就能参加科举考试，本身就经过一定基础培养的学生，分别来自府学、州学和县学，要么往往是各地各级官员的子侄，要么是民间大户的平民，年纪在十五岁以上，受过四书五经熏陶。比如明初著名人物方孝孺就是在汉中府学校做教授，期间被蜀王请到成都府做“正学”，就是地方官府学校专门的教书先生。
明末大西军占据四川时，成都的蜀王府被毁坏，首领张献忠并没有把王府改建王宫，而是住在城南一座王府的别苑。张献忠战死，大西军退走云贵，又和清军进行了十多年的拉锯。
直到康熙初年，天下烽烟才基本消除，所以清初的顺治一代，四川境内并没有在省城成都举行过科举，顺治后期清军才比较稳固占据川北地区，这就是要由阆中来代表四川举行科举考试的最主要原因。
顺治三年，即公元1646年，阆中保宁府的明方将领李国英归顺清军，任命继续驻守保宁府城，阆中成为四川的代行临时省城，也成为清方进入四川省的一个象征，长达近二十年。
这是一段特殊的历史，并不是意味着清朝当真把阆中保宁府改设成为四川的省府，而是当时与大西军一直在作战。大西军是以云贵为基地，也试图以封号蜀王的刘文秀主持收复四川，一度还打退吴三桂，驱赶清军退回汉中。但后期刘文秀被刻意排挤，大西军除了守住川南的宜宾、西昌一带，清军还是逐渐占据了四川全省。
正是这二十年中，清朝在阆中设立象征代表全省的贡院开科取士，前后举行过四次四川乡试。《阆中县志》记载：“顺治九年壬辰（1652），全川未靖，补行辛卯科乡试，围设保宁府。甲午、丁酉、庚子三科皆在保宁，至康熙二年癸卯（1663）始移成都”、“嘉庆二十二年，川北道黎学锦率属重修……”
一直到清康熙五年丙午科，即1666年才恢复在成都举行考试，而这时的成都贡院就是被毁弃后的明代蜀王府旧址，明清两代成都民间一直习惯称“皇城坝”，也就是后来成都市非常著名的天府广场原展览馆。
原本顺治八年辛卯科打算举行乡试时，阆中原有的考棚规模较小，唯有暂停举行，先进行改建和扩建，直到顺治九年八月，辛卯科乡试才补上。从顺治九年（1652）到顺治十七（1660）年，阆中考棚共举行了辛卯、甲午、丁酉、庚子四科乡试，被称作清代四川第一考棚。
原本明代之前的阆中贡院始建于何时无确切记载，从明代嘉靖年间的《保宁府志》看，至少明代前期就有建筑叫明伦堂，设立有四十间考棚。今天保留下来的阆中贡院已全是清代风格，甚至主要还是清代后期修复的面貌。嘉庆二十二年（1817），时任川北道道台的黎学锦组织人力进行抢救性修复和扩建定下的规模和格局。整个考棚占地增至10余亩，布局分出了前院和后院，属于典型的三进两院式建筑。
整个贡院为三进四合庭式院落，房屋为纯穿斗木结构，高出其他街坊民居一头。前院是现在保留的清代考棚，也就是今天说的考场，后院是斋舍，四周都是号房。
过去考试会按照天、地、玄、黄等不同称呼对考舍进行编号，所以俗称号房，每间号房有进出小门一道。每间考舍不大，约十来个平方，每次乡试时，这十来个平方的空间一般要被分成六格，每格坐一人，仅正南面出入和采光通风，其它三面均被隔断，这样前排与后排之间的间隔就不足一米，看起来就像是一排排鸟笼式的建筑，过去把这称巷号。
另外贡院与大门相对的正厅是一楼一底的殿堂，为考官唱名、发卷、监考的地方。庭院中间为十字形走廊，走廊两边栏杆连带靠背木椅，供考生休息候点。
后院是斋舍，为一楼一底的四合院，楼下庭院纵贯走向，配有水池、花园等，主要提供给考官们休寝。因为古代每逢考试，前后需要三天左右时间，考生和官员们都要在贡院里解决日常生活。
清代的200多年是科举最后的辉煌，一直到清末，由名臣张之洞、刘坤一上疏推行西式现代化的学校教育，传统科举制度被废除，阆中的考棚因此闲置下来。当时贡院一部分场所还被“挪用”作了川北道署，直到重新打造景点才基本恢复了贡院的全貌，作为给后人了解过去的科举制度和传统文化，算是一个非常具体形象的实物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