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在台北住过，常给我带回一大堆来自美丽岛的礼物，以弥补我不能去台湾的户籍问题。那些物件依然寄放在家里的某个角落，有的还留着价格标签，只是怎么也想不起当时的心情了，好像它们从未和我发生过关联。后来的许多年里我都不能够去台湾，直到我彻底对户籍改革的进程失去信心，决定迁徙到别的城市。
终于，飞机划破桃园的夜空，远远就望见槟榔店招牌如花束般绽放，一排排车灯延时摄影般滑过，还有五色缤纷的加油站，这些构成我对台湾的最初印象。我原本不喜欢乘飞机，但此刻我想它能多飞一会儿，让我对台湾的印象停在此刻。
法国摄影师余白（Hubert Kilian）曾形容台北『泛着老旧的色调』——这里的夜比别的地方更漆黑，有时被神明桌映得红咚咚，有时被槟榔摊染成惨绿色，有时被日光灯照得白花花，处处弥漫侦探电影的气氛，纵横交错，难分难解。
（台北宝藏岩）
（台北101）
台北不是一座步伐一致的城市。破旧不堪的市场背后是最高的101大厦，大厦阴影下是如深渊一样的骑楼，骑楼上的招牌、卷帘门上的文字、光影斑驳的街道，都像是混入一片时空的断层之中。所有的一切都经历不起岁月的侵蚀，我想到我住的城市里正在崛起的新式建筑，不久后也会如它们一样。
在台北的二手商店里，H买了一个古砚台，我购入一张老照片，取景是1980、90年代的一个露天游泳池，热带的树荫下，女人们像海狸鼠一样排列着身体，在泳池内留下水纹的明亮与身体的阴影。照片背面写着：「太太學游泳」。
我问H：“台北人也要学习游泳吗？”我理所当然地以为岛屿上的人都天生谙熟水性。
“对啊，我就不会啊。”H说。
这些天我跟着H游走在岛屿北部的小城。当热带的云朵漫过葱茏的河川，我们正骑机车穿越一座城市的桥梁，大雨让我俩浑身都湿透了。H戴着浅绿色头盔，穿着绿色连衣裙，像一只湿漉漉的立于江上的白鹭。
（三峡老街）
在三峡老街，我看着祖师庙的多层雕花、三峡溪的三座小桥和站在桥上眺望远方的少年，听着类似广场舞的音乐，想到了奉节。虽然两个“三峡”毫无关联，但我还是宁愿将它们虚幻的置于一起。这不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是我不想和H之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它时常让我觉得我那世界主义的观念会随时动摇——我一直坚信，人和人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哪里的洒水车都一样的恐怖，哪里都有不遵守秩序的人，哪里都有开发不完的不动产。
（三峡溪）
等我把所有人建议我应该去一趟的地方都去完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值得去的和值得停留的。和作家D. H. 劳伦斯的想法不一样，他旅行的动力是因为常常感到“这地方不行”，而我走到哪里都是因为“这里还不错，可以生活”。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我们都无法在一个地方永久停留。
“到这冻止，你也免爱我……”H在摩托车上轻声哼唱着。太平洋的风吹过，我们短暂建构的记忆宫殿很快会在新的地方重铸。一个旅人，他只是路过，于这当下运行的一切，只得沉默以对。
听闻敦南诚品也因租约问题就要关闭，就像爱情也有个期限，一纸合约到期，无法续期。构建我们记忆的商店、街道消失得特别快，城市每几个月就会换一幅模样。而旅行的人，被无数的片段回忆拥塞，你说没有线索，记忆又是可以随意被打乱、编排、遗弃和篡改的，就像没有章法的影像，彼此并无关联，却构成回忆的整体。
（台北西门町）
（台北街头 化缘者）
关于台北，关于穿洋装的少女、被引用的招牌、逛过的米店，水莲菜、凤梨、苦瓜与咸蛋的味道，瓷砖、玻璃花、铅字与陶器的形状，以及白先勇笔下的尹雪艳、光点电影院、台北车站、中山路、二手书店……一切都来不及记录，也无从记录。
每到一处，我都要买上几双袜子，带走几件短袖，或在此地与彼地留下存在过的证据。每一个行李箱，都像我仓皇逃逸留下的肇事现场。还有无数的购物发票，上面印着时间日期与事发地点，就像一个人的罪证，积攒的发票隔月就可以兑奖，但我想我可能永远都中不了奖。
台北于我而言，已是另一个乌尔米耶。我想给一个台北姑娘放宜宾话版的米店，从明天起我们改用四川话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