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太行，莽莽吕梁。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武乡东。”火车缓缓停稳，太行山深处的武乡县迎来一拨远方的客人。
“过去不通高铁，干啥都比别人‘慢一拍’。有了高铁，人能进来，产品能出去，太行老区的好日子在后头呢！”武乡县砖壁村村支书李文军说。
这里，曾是八路军第一个敌后根据地诞生地，八路军总部等重要机构长期驻扎在此。
这里，群峰峥嵘，壁立千仞，曾是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
斗转星移，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孕育的太行精神，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浩气长存。
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峭壁如林，易守难攻。抗战年代，八路军总部曾3次进驻这里，1940年在此部署指挥了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
“1940年10月30日凌晨，我军向关家垴发起总攻，敌人的飞机盘旋在上空，狂轰滥炸无数次。经过两天18次冲锋，还是没有拿下，我军伤亡惨重。”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第一代讲解员崔韶光介绍，关家垴战斗是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阶段最为惨烈的一场战斗。那一场战斗，成为八路军将士心中永远的高地。
百团大战打破了日军“囚笼政策”，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拖住了日军进攻我大后方的后腿，极大地振奋和坚定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此间一切正常，惟生活较前艰难多了，部队如不生产简直不能维持……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事情更多了……” 1942年5月25日，写下这封家书3天后，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中壮烈殉国，年仅37岁。
为纪念左权将军，辽县易名左权县。在左权县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一张左权和妻女的照片引人注目，那是他们一家三口唯一的一张合影。
左权县史志研究室主任张俊平说，噩耗传来，妻子刘志兰悲痛欲绝，笔蘸血泪，写下了《为了永恒的记忆——写给权》。7年之后，左权母亲才得知，自己日思夜念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老人强忍悲痛，请人代笔撰文：“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
山西洪洞县高公村，朱德当年用过的一张炕桌，被群众保存了下来。76岁的村民李俊全指着炕桌上一处3厘米见方的浅坑告诉记者，当年朱老总寄宿李家祖宅，为处理抗战事务经常熬夜，有一次油灯不慎点燃了炕桌，留下这处“抗战印记”。
“1937年，八路军总部驻扎高公村期间，朱德曾给同窗老友戴与龄写信求助，借款二百元以救济老母。”洪洞县党史办主任张春悦向记者展示了这封信件影印件，“革命数十年，没有分毫私人积蓄，党领导的八路军就是如此忘我无私。”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9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部队东渡黄河，出师华北，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三大抗日根据地，抗战烽火燃遍山西。”山西省档案馆副馆长、研究员巨文辉说。
整个山西沸腾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八路军主力部队由入晋时的3万人发展到10万人。
曾任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研究部主任的郝雪廷说，抗日游击战由山西推向广阔的平原，推向整个华北。抗战军民齐心协力，创造出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窑洞战等多种游击战形式，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山西战场反扫荡作战的频率和规模，在敌后战场首屈一指。”巨文辉说，山西是八路军敌后抗日的重要战场，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足迹留存于斯，太行精神根植于此。
沿着八路军总部在山西的迁移路线一路走来，记者欣喜地看到，一度“山穷水远路闭塞”的老区已焕发新颜，一幅“山里有美景，山上有产业，山下有新居”的美好画卷正徐徐展开。
革命老区兴县是抗战年代晋绥边区政府所在地。2018年6月，往返于山西太原和这里的“蔡家崖号”列车正式通车，结束了这个晋西北老区不通客运列车的历史。
几年前还是贫困户的牛侯伟如今开了一家照相馆，年收入四五万元，还乘着列车去了一趟延安。“新修的铁路连通了太行和延安，今后来老区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说。
在八路军根据地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黄崖洞，吊桥天险、保卫战烈士墓地、兵工厂车间等大批抗战遗迹被保存下来，默默诉说着当年抗战的艰苦卓绝。黄崖洞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4A级景区，游人逐年增长。
站在左权县龙泉乡连壁村的山头放眼望去，对面山岭上的光伏板漫山遍野，熠熠生辉。“山那边，看不到的地方还有。” 65岁的村支书郭应林说，光伏发电让村里2000多亩荒坡荒地变废为宝，连壁村借此一年增收一百万元。
80多年前，一首气势磅礴的“我们在太行山上”在战火中诞生，传唱大江南北。
80多年后，在同一片土地上，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谋幸福初心未改。
新华社记者 刘翔霄 梁晓飞 柴婷
（据新华社太原2月2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