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马
和许许多多从操作台流水线上走下来，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涌向机场、火车站的回乡者一样，我此刻也有一颗忐忑的心——也许每一个回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途中的时候，总希望旅途无限缩短，最好短得像一封电子邮件一样连读秒时刻也不需要，而当你快要达到家门口的时候，却总是想在车上多待一会儿。这样的忐忑来源于现实与内心的双重嬗变，同样需要用时间去和解。
是的，就是时间。在《回乡时代》这部小说中，一个叫王白璐的女子说：“时间真不是玩意儿，没有酒精填充的时间，更不是玩意儿。”她只是想和小说的男主人公周楚阳开一个玩笑，故意以“酒才是人间良药”这句话来嘲讽自己的带病之身。这样的场景，是20年前的一个“爱情事故”的无意埋伏。20年，有多少爱情是值得商榷的？答案是几乎没有。而《回乡时代》写的，恰恰是一段寻找了20年之久的爱情。
当然，并不仅仅是爱情。
写完这部小说，我也想回家。不错，当我把文档里的40多万字交给编辑的时候，我的内心相当忐忑，就像坐在村口的老井边打量房顶上飘散出来的炊烟一样，我想静静地待一会儿。
说不上好与不好，我只是写了一群人把爱带回家的故事。说不上有什么艺术水准，我只是写了一群人真实的经历。
3年前我在浙江永康的一家五金厂采访一个叫何其波的镇雄汉子，说起十几年前创业之初的经历，他说了一句话：“我甚至不敢上厕所，因为怕饿。”我在从永康到杭州的高铁上把这句话写在一本书的扉页上，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一个诗人朋友，后来，他用这句话拍了一个抖音。像一首诗被搬到一个相声作品中去一样，的确有些搞笑。不过，当你置身于一个拥有故乡13万劳务大军的地方，你和他们坐在饭桌上说起过去的事，再荒唐的故事都会是一首好诗。
当然，再近的异乡始终是异乡，何况，这些人都远在千里之外。
贫穷除了限制想象力，还造就荒唐事。觉得荒唐，不是因为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的肚子搞大了，一溜烟跑了完事，而是因为他们是青梅竹马，真心相爱，却因为现实的桎梏而鸳鸯各地。20年里，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不同的苦难，在和死神开玩笑的同时，偷了死神的零花钱，从此“一翅冲天”，完成人生的蜕变，成为一群人事业上的“领袖”。《回乡时代》里，男主人公周楚阳和女主人公彭玉素是这样的人，他们是从我生活的地方走出去的浩浩荡荡60多万人中的极少数。在成就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他们需要打开一个完美的回家方式，于是，在故乡的大地上，有人栽了一坡树；在那些黑暗的夜晚，有人点了一盏灯。
其实，那些通过火车时刻表把身体运回故乡的人，很多都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回乡，至少他们有着无限的迷茫和孤独。我所生活的地方，每年有60多万只候鸟迁徙到中国的每一个东南西北，命运为他们安排了一种奇妙的行程，有的人得到生活的馈赠，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有的人只是在睡梦里侧了侧身子，打一宿呼噜又回到原地……而实际上，官方数据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很多人通过这样的“辗转”兑现了活着的尊严，他们靠“劳务输出”获得物质上的不菲收入，成为“走在前面的人”。
那些只是在睡梦里侧了侧身子的人，至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用贫穷伤害贫穷。
《回乡时代》的故事起始于贫穷的伤害，结束于爱。在这部小说中，爱是一种牵引，一种呼唤，更是一种乡愁。故事里有庞杂的人情世故，也有复杂的戏剧冲突；有荒谬、无知的下沉，也有积极、温暖的攀登……每一种形态都是打工者在异乡的土地上肆意挥霍命运的人生图景。小说里的人情交织、故事推进所指向的必然是每一种人物的回乡，带着使命也好，完成告慰也罢，每一个人都是要回去的，只不过他们有着不同的身段和时段，但目的都是一样——把爱带回家去。
我在磅礴的乌蒙山区生活了40多年，我的老家有一条叫做“大堰”的河，两岸人家的男人和女子从少年时代便开始隔河呼喊对方的名字，却因为一河之隔，非要在多年后到一个遥远得有好几千里的“异乡”去才能相见。我家背后有一座叫“官仓”的梁子，山背后居住着我的亲戚，但我却从未见过我远嫁到山东的表姐……远方成为另一个生活现场，我的身边尽是离开又回来的人。几乎从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到每一个亲戚，甚至包括我，都有着我比较熟悉的打工经历。我之所以没有去写那些被乡亲们从远方带回家的骨灰盒，没有去写那些被贴上灰色标签的“戴罪者”，是因为爱。一个贫穷的地方，实在是需要爱的托举才能走出困境，实在是需要爱的获取和馈赠才能完成自身的蝶变。我曾在饭桌上和很多打工者一起讲荤段子、说粗话，是想真正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我想告诉所有人，《回乡时代》这部小说是轻松的，轻松得像一部电视剧，因为小说里的故事是几乎是一个个温暖“镜头”的组合。我的讲述充满发自内心的诙谐、幽默，我故事里的人物大多有着不惧贫穷的洒脱个性。
我在试图以一种“谈笑式写作”轻松地给人们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告诉生活在这个美好时代的离乡者：下一站，是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