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伟涛. 《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的妈祖信俗[J]. 文化遗产, 2019, (6):76-87.
[摘 要]自元代妈祖信仰传入天津地区以来，在当地得到了长足发展，妈祖由最初的海神转变为天津城市的全能保护神。在与天津本土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妈祖信仰演化出以天津天后宫皇会为核心的妈祖信俗，它集合了天津建城以来多种民间文艺形式，深具天津地方文化韵味。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天津天后宫行会图》就是一部关于天津皇会的风俗画卷，真实记录了清末天津妈祖信俗的靓丽风采，是研究我国北方妈祖信俗的重要实物。
[关键词]《天津天后宫行会图》 天津天后宫 天津皇会 妈祖信俗
天津有600多年的建城历史，其与妈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我国北方地区妈祖信俗的中心，天津天后宫更是我国妈祖三大宫庙之一。妈祖信俗是天津早期城市文化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皇会则是天津妈祖信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是天津独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皇会原为旧时天津民间纪念妈祖诞辰而举办的祭祀庆祝活动，由于受到了清代皇帝的封赏，声名远扬，在历史上被称为是中国北方唯一的“神话盛事”(1)。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天津天后宫行会图》就是一部关于天津皇会的写实性的珍贵画卷，是一件记录中国北方妈祖信俗的有力物证。
一、关于《天津天后宫行会图》
《天津天后宫行会图》是一件描绘清末天津各阶层人民为纪念妈祖诞辰，在以天后宫为始终的街市上行会的大型创作。该作品为纸本，设色，现存89幅，每幅纵63厘米，横113至115厘米。除年久底纸变黄发旧及少部分画面残损外，保存基本完好。估计原作可能为90幅或略多一点，可惜其他几幅早已遗失。全图所绘参加行会的各种组会共117个，所绘人物4350多名，民间歌舞、杂技节目近70个，涉及乐器20多种。“展观所画，如临其境。唯见幡幢林立，冠盖云荫，会档骈比，香烟如练，百戏杂陈，鼓乐聒天，其势恢弘壮丽。”(2)
从全图结构、内容关系看，此作原计划裱成一个长卷，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多数图幅都留有原先的起签，标明第X起，现在的图幅排序则是国家博物馆老一辈学者梳理后的结果。有的图幅局部没有设色，仅存墨线，应该是未完成之作，如《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四十五图最左侧就有3个人物只做线描。现存的图幅不加接纸，如若连接起来，长度可达100多米。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天后宫行会图》每幅图均有题记，共计4万余言，述及各组会的缘起和表演形式，既是图画的注脚，也是民俗学的重要资料。图画与其题记应是一个互为补充的整体，因为二者的创作时间相同，所要表达的主题一致。
图1《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四十五图(原第五十八起)
“会”在中国民间有着多重意义，但主要是指宗教庆典、纪念日活动等，“凡神所栖舍，具威仪、萧鼓、杂戏迎之，曰会”(3)，也就是俗称的“香会”或“庙会”。而在“会”上结队游行表演，这就是所谓“行会”，或曰“过会”“走会”等。清人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过会者，乃京师游手，扮作开路、中幡、杠箱、官儿、五虎棍、跨鼓、花钹、高跷、秧歌、什不闲、耍坛子、耍狮子之类，如遇城隍出巡及各庙会等，随地演唱，观者如堵，最易生事。”(4)行会的情景大致如此，但说是“游手”之辈所为则也不尽然。1929年刊行的《北平指南》第十编“附录”之说法或许更为中肯，“走会又名武会，为民间最热闹之杂戏，亦即民间有系统之艺术。各种歌舞技艺，五花八门，均有活泼之精神，而不染营利之思想。会中人员具有坚实勇敢之精神，表演各种艺术，均极精彩，于民间艺术中，占有雄厚之势力。每逢山坛庙集开逛时，或一村一处有典礼庆贺时，皆举行走会，而城外各村亦有例年行之者。”(5)的确，《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所描绘的民间文艺形式就极其丰富，如下表所示：
图2《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二十八图(原第二十八起)
《天津天后宫行会图》没有落名款，真实作者实难考证，但由绘画风格分析，当为清代晚期天津民间画师手笔无疑。
至于《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绘制的确切时间，也可以根据画图的内容和题记的文字推断出大概的创作年限。第五十九图题记中提到“嘉庆十三年(1808)，老主下天津，到天后宫拈香”，还说道“太后活佛”，因此《行会图》绘制年代不会早于同治(1862-1874)时期。而根据戴愚庵《沽水旧闻》记载，1875年为庆贺光绪登基，天后宫出皇会时新添了一组“报事灵童会”(6)，《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恰有此会(第三图)，且题记中有“报事灵童圣会，当初一兴时候……”等文字，可证《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绝非光绪元年，而是在此后的某一年。
图3《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三图(原第三起)
早年天津皇会用于巡游散福的妈祖神像在三月十六日“住娘家”，都是要“送驾”到闽粤会馆，后因该会馆狭促，神像改送如意庵。光绪末年，又因如意庵失火被毁，神像再次改送至千福寺。《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一图题记提到“历年三月十八日，门幡到城西如意庵接驾”，可知当时妈祖神像还是送往如意庵的，由此证明《天津天后宫行会图》年代下限不晚于光绪末年。光绪皇帝在位三十四年，清代最后一次皇会是光绪三十年(1904)，但此次皇会是为庆贺慈禧六十“万寿”而办，故时间提前到头年十月，路线也不同于以往，且只出天后华辇一驾，均与《天津天后宫行会图》所绘不符，可证此图绘制当在光绪三十年之前。特别是第七十七图题记中有“民有洪运，十年洪化，国有洪福，能齐天下”等语，不禁让人断定“十年”即指光绪十年(1884)，此图所绘就是这一年皇会时的盛况。
然而，《沽水旧闻》还提到光绪十年(1884年)天津皇会时，“抬阁会”扮“西王母”的幼童中暑而亡，此后当局规定“以后再出皇会，不复见抬阁矣”(7)。1936年《天津皇会纪念册》也记载，抬阁“其中有《上寿》一节，上为王母，下则不拘，为此会中必不可少者，闻被取缔，或不能演出”(8)。前后比照，“晒死西王母”及当局禁止此会当为确有其事。再看《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一架抬阁(第十四图)描绘的恰好是《上寿》，同时详细查看《天津天后宫行会图》所有题记，均未提及“晒死西王母”一事，说明绘制此图时尚无发生这一悲剧。由此可证，《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绘制于光绪元年(1875)至光绪十年(1884)之间。
图4《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十四图(原第十四起)
《天津天后宫行会图》规模浩大，绝非短时间能够绘就，作者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必定有其深刻用意。毫无疑问，作者是被天津皇会壮观场面深深打动，于是述之丹青，这样既可以颂扬皇会的盛大，也可以使未能亲临皇会的人或者后世之人都能将皇会尽收眼底。作者与当时参加行会的人们一样，对妈祖怀有无比的崇敬，多次提到“天后圣母灵应”，如“若无灵应，世人来进香？多远路途，谁来行会辛苦”(第七十二图)，还有“天后圣母若不灵应，皇帝家焉能够常常敕封、挂匾”(第五十九图)，等等。和当时的众多妈祖信仰者一样，作者有着朴素的心理，认为“嘴说好话，心里害人，求之不应”(第四十一图)，还多处谈及“积阴功，立德性”(第六十六图等)和“善恶有报”(第八十四图等)，言称妈祖救助的是“修善修好”(第四十六图等)的人。当然，作者也有其局限性，比如在图画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第八十二图等)的宿命思想，说“生来贵人体，才穿贵人衣。长贵人齿，才吃贵人食”，劝世人“人家命好别生气”等(第七十六图)。此外，题记还有不少信口开河、文句不通、事理荒唐的地方，这可能是由于作者文化水平不高和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有关。
图5《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七十六图(原第八十四起)
作为一套风俗画卷，《天津天后宫行会图》所绘为妈祖圣诞时“出巡散福”，接受天津民众香火及诸组会献艺表演的胜景，它既有追求新题材的意向，又印有较深的封建文化的烙痕，但其艺术的最大特点还是纪实性。作者在博采民风、细致观察的基础上，运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思想记录了天后宫行会的壮丽史诗。在绘画技法上，作者采用了重彩画法，使画面既显得庄重，又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比如在一些灯罩上直接贴上一层薄云母(第八十五图)，以增强灯罩的透明质感，这是一种鲜见的装饰手段。在绘画构图上，作者采取横侧俯视的视角，描绘一列列组会，把游行序列表达得十分清楚，把各会的人物、器具以及演出的生动场景状写无遗。在具体人物或表演动作的描绘上，虽有粗糙之处，但大体神态还是有的，如高跷斗对的哏态、地秧歌扭舞的风魔、“箱官”的滑稽、《长亭》的缠绵、“耍幡”的险巧、“捷兽”的雄健等，无不栩栩如生。许多器具的描绘也是细致入微，如举持大型灯幡的兜带、灯亭、香斗上的题字都真实可辨。再者，此套图卷着墨于行会本身，纯画人物、器具，而对街道、建筑等不作任何描摹，这样既省笔墨，又突出重点，堪称作者的又一精明处。
图6《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八十五图(原第八十八起)
总的来讲，《天津天后宫行会图》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水准不是很高，尽管作者用心刻画，但绘画技法的确一般。但对于一位处于社会中低阶层的普通民间画师来说，实在不需要苛求过多。像《天津天后宫行会图》这样一件将妈祖信仰、社会风俗，以及多姿多彩的民间文艺活动熔于一炉的绘画作品是不多见的，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二、妈祖信俗在天津地区的传播
至元十六年(1279)，元朝建都于北京，定名为大都。元朝对东南地区粮食的依赖比前代更重，“我朝疆宇，极天所覆，地大人众。仰东南之粟，以给京师，视汉唐宋为尤重。”(9)然而由于内河运渠狭窄，又时常淤浅，至元十九年(1282)开始海运漕粮。为存放漕粮方便，还在直沽(天津)一带修建有仓廒，如至元十六年(1279)建广通仓，至元二十五年(1288)又增置直沽海运米仓。
在元朝庞大的漕运系统中，直沽(天津)是连通海运和河运的的重要关节，《元史》有载“都漕运使司，秩正三品。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处儹运粮斛”(10)，《重修天津府志》也说“元统四海，东南贡赋集刘家港。由海道上直沽，达燕都，舟车攸会，聚落始繁，有宫观、有接运厅、有临清万户府，昔在大直沽”(11)。处于这么一个交通要冲，“直沽寨”于延祐三年(1316)升格为“海津镇”，三岔河口的“小直沽”—带因此商贾云集、日益兴盛。
采用海漕进行南粮北运既节省了时间，又提升了运量，但海运的过程却充满艰险，海难随时而至，人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面前依旧渺小，如《元史》中记载“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12)。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船工和商人们只能求助于神灵，渴望得到海神的庇佑，逐渐养成了“不拜神仙不上船”的习惯。而元代漕运所用的舟师水手多来自闽浙一带，这些人临海而居，世代信仰海神妈祖。在来往天津的漕运中，妈祖信仰便随着北上的运粮船只来到了天津地区。元朝统治者为了保障漕运顺利进行，同时满足船工们的信仰需求，于至元十五年(1278)对妈祖进行了敕封，曰“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规格之高超过宋代(13)。究其原因，正如元人王敬方《褒封水仙记》所言，“国朝漕运，为事最重。故南海诸神，有功于漕者皆得祀。唯天妃功大号尊，在祀最贵。”(14)《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一图“门幡圣会”龙旗上所书“显神赞顺”尊号，则始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敕封(15)。
图7《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一图(原第一起)
由于是一座河海交汇的城市，天津在漕运中作用极其重要，元朝政府先后在大、小直沽建立起奉祀妈祖的庙宇，即天妃灵慈宫和天后宫。此后，天津地区又陆续建立多处妈祖宫庙，妈祖信仰在天津地区得以不断发展。特别是位于小直沽的天后宫，其修建年代是早于天津设卫筑城时间的，可称是天津城市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摇篮，民间亦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说法。
在《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八十六图中绘有一驾华辇及四驾宝辇，华辇驾乘为妈祖娘娘，四宝辇所舆依次是送子娘娘、子孙娘娘、斑疹娘娘、眼光娘娘，这四位娘娘是替妈祖娘娘代劳的分身，原来是属于碧霞元君信仰体系的神灵(16)。更有趣的是送子娘娘生有前后二脸，前为慈悲相，后为愤怒相，据说愤怒相是为恫哧天后宫里那些不愿到人间投胎的小孩子的，充满了天津民间文化的风趣和幽默。另外，《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的题记所用语言皆为天津本地土话，也足以证明妈祖信仰经历了深刻的本土化过程。一位起源于东南沿海的海神，就这样成为天津人民的全能之神，并由此形成一个庞大的妈祖民间信仰体系，充分体现了天津城市的包容精神和天津人民的质朴性格。
图8《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八十六图(原起签缺失)
三、天津天后宫
经历代营建，天津地区的妈祖宫庙最多时达27座(17)，其中最大的两座皆为元代兴建。其一是位于大直沽的天妃灵慈宫，建于元延祐三年(1316)，因地处天津城东部，民间称之为“东庙”，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洗劫大直沽时毁于战祸。其二是位于海河三岔河口西侧的小直沽天后宫，民间称之为“西庙”，现在一般称作天津天后宫。《元史》所言泰定三年(1326)八月辛丑“作天妃宫于海津镇”(18)，指的就是此庙。三岔河为众流汇归，东奔渤海，背负京都，形势佳绝，甲于冀北。运粮船只由此经北运河转往大都，此处遂成商民聚集，货物辐辏、舟楫式临的南北通衢之地。又兼西庙殿宇雄伟，气象辉煌，因而香火日盛，祀典益隆。近700年来，“西庙”虽数次毁坏，但历代均有重修、扩建之举，始成今日天津天后宫之规模。
就现有资料来看，天津天后宫是历史上唯一一座由中央王朝最高统治者下令敕建的妈祖宫庙，所供奉的妈祖地位极其尊崇，因为“别处娘娘庙神位没有赶上敕封”(第五十九图)。每当漕粮运达天津时，皇帝都要派遣大臣作为特使专程前往天后宫进行祭祀妈祖活动，以感谢得到妈祖的护佑。元英宗时两次“海漕粮至直沽，遣使祀海神天妃”(19)，诗人张翥就曾领旨“代祀天妃”，有诗为证：“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普天均雨霖，大海静波涛；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20)
由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天津天后宫迅速成为中国北方妈祖信仰的中心，有“南有湄洲妈祖庙，北有天津天后宫”之说，后来又加上台湾北港朝天宫，合称为中国最知名的三大妈祖宫庙。《天津天后宫行会图》就是以此为背景而绘制的，本文所谈及之天津天后宫，均指此庙而言。
与我国传统寺庙建筑的坐北朝南不同，天津天后宫整体建筑坐西朝东，正对着海河，这是出于现实条件的需要。天津天后宫所处的三岔河口一带是历史上漕运的必经之地，来往的商人、船工航行至此必要上岸向妈祖祈福或谢恩，宫庙设置于此可以方便他们就近祭拜。
图9《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五十九图(原第六十一起)
元朝初建之时，天津天后宫由僧人主持，到明代又改为道士打理，宫中供奉的不仅有妈祖，还有众多其他神灵。供奉的神像也是代有增加，最终形成了佛、道、仙、杂神同祀的特殊形式。这在《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有充分的体现，分属于不同信仰系统的各个组会同时出现皇会上，毫无违和感。
举凡人间信仰的神灵，天津天后宫几乎无所不包。其庞杂繁多，实为罕见。这既是中国民间多神信仰的反映，也是天津天后宫不断满足或迎合人们在信仰上的种种需要的结果。在《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描绘的有许多愿心会的场景。愿心会主要指许愿与还愿的组会，目的是祈祷神灵保佑，并许以报答方式，或者就是因为已经得到了天后护佑而来酬答圣恩的。其中有为祖上许愿、有为父母许愿、有为自己许愿、有为儿女许愿、有为灾病许愿、有为买卖许愿、有为遭事许愿，等等。如“积善堂顶马会”(第六十四图)是由于“积善堂”运粮船在海上遭狂风巨浪的袭击，幸遇“娘娘圣母来救”，所以“本家许愿谢神，出顶马会”；“怀古堂顶马会”(第八十七图)是因本家小孩出天花，许愿谢神、唱戏、摆供，“故长大后，出顶马会”；“余庆堂巡风圣会”(第六十图)也是出天花的小姑娘得到妈祖救助，故“长到八岁，出巡风会，随驾还愿”，特乘“玻璃车”游行谢恩。
图10《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六十图(原第六十六起)
妈祖之所以在天津人民心目中拥有如此尊崇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天津人民在接受妈祖信仰的同时，又融合进了天津当地本土信仰，使妈祖的职能愈加多元丰富，妈祖的神力愈加神通广大，以满足民间百姓全方位的信仰需求。由此，天津天后宫一直是中国北方地区妈祖信俗的中心，天后宫周边也成为天津民俗活动最为活跃和集中的地区。
四、天津皇会
天津皇会一名的由来，存有两说，皆出于《天津皇会考》。一说为乾隆下江南，途经天津，船泊三岔河口，适逢娘娘会，乾隆一时高兴，要看看会，各会从船前经过，竭力表演，各显其能。会后乾隆赏了两面龙旗，又赏挎鼓会每个鼓手一件黄缎马褂，赏鹤龄会每个鹤童一个金项圈，因此娘娘会就名为皇会了；(21)另一说为康熙三十年(1691)圣祖皇帝幸天津谒天后宫时，民间作百戏以献神，又藉此以娱帝，于是有皇会之称。(22)又据戴愚庵《沽水旧闻》之“挎鼓受两朝封赏”一节称：“北门内户部街有浙江乡祠。祠中有大鼓四面……康熙南巡，道出津门，守祠者击鼓迎驾。上喜，赏击鼓者皇马褂。及乾隆朝，亦因南巡过津，击鼓相迎，见鼓手穿黄马褂，知曾受先皇御赐。上喜，并赐鼓以黄衣黄绊。谓鼓名腊，只能迎年，不足接驾。御赐以名曰‘跨鼓’。因鼓大，跨在身上敲故耳。”(23)可见，“皇会”之名始于康熙朝的可能性更大。
举凡大规模的行会活动都要有负责统筹的组织者，天津皇会即由“扫殿会”全面掌管，专司皇会的筹备及行会过程中的指挥调度。“扫殿会”取意为在天后宫大殿前行走洒扫，杨一昆《皇会论》有言，“数杆黄旗在会前，上写着‘扫殿’。逞精明，露强干，薄底靴亦穿武备院，夹套裤簇新月白缎。腰巾儿长，帽梁儿短，青洋绉棉袍齐把袖挽。无事呢，扬扬得意；有事呵，磕了个头山，好和歹出了些汗。”(24)这的确是“扫殿会”的生动写照，且与《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所描绘的形象相为印证。在《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各个组会里都有手持“扫殿会”黄色三角旗子的人员，他们忙碌于维持秩序、照应行会。能够成为“扫殿会”的成员是一种荣耀，想要加入必须要有身份，有人甚至不惜花钱捐功名以求入会，第八十九图题记说他们都称得起“大人物”，要“讲字号、讲礼貌、讲衣冠、讲知事、讲说话、讲调道、讲运筹、讲为人、讲恭敬、讲待人、讲仗仪、讲疏财、讲息事……”，林林总总近30条要求。
图11《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八十九图(原第八十九起)
天津皇会会期一般七天，农历三月十五日天后宫启门，接纳香客，“红颜白鬓，迷漫于途。各种船只，咸集津门”(25)；十六日为“送驾”，将妈祖神像送到闽粤会馆，谓“住娘家”，后因闽粤会馆场地狭促改送如意庵，光绪末年如意庵失火被焚，又改送至千福寺(前文有述)；十八日“接驾”，即接妈祖神像回天后宫，曰“接姑娘”；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为圣驾“出巡散福”。皇会行会路线，每天各不相同，如《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四十三图题记所示：十六日进天津城东门，出天津城西门到如意庵；十八日经双忠庙由天津城北回天后宫；二十日出天后宫向北，进天津城北门，出天津城南门，回天后宫；二十二日进天津城东门，出天津城西门，沿北马路回天后宫。
天津皇会如此大规模的行会活动，其经费来源必定是个问题。一般情况下皇会多由天津当地缙绅士商赞助，或由其承包某会，如《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八架“抬阁”(第十四图)，全部由盐商承办；“中幡会”(第一、五、六图)由天后宫前、乡祠前、院署内等处的“众位好善”承办；“道炬行香会”(第六十一图)则全由道士组成，获得有各方资助，保证行会期间的费用供给。天津缙绅士商之所以有办会的积极性，一来可以借皇会促进生意，二来可以向清室表示效忠之心，如光绪元年的皇会添加的“报事灵童会”，“以贺新君登基故，变本加厉，踵事增华”，“故将小孩打扮起来，附入会中，所为引人注意，借使上闻，封官赐爵，正属易易”，(26)而慈禧“万寿”，皇会破例于头年十月举行……仅此便知，许多慷慨出钱办会的“金主”绝非完全出于“劝善”“济世”的目的了。
图12《天津天后宫行会图》第六十一图(原第五十九起)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妈祖信仰已经逐渐弱化，人们不再需要祈求天后娘娘护航、求子、消灾、祛病等，但历经千年发展的妈祖信俗已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文化走出去”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背景下，妈祖信俗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而天津的妈祖信俗作为妈祖信俗在中国北方的典型代表，凝聚着数代天津人的乡土情结，也是天津走向国际的一大优势资源。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天津天后宫行会图》正是天津妈祖信俗的物化呈现，是记录天津皇会风俗的珍贵文物，因此对其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