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武我头一回去。我就是辽宁人，都一把子年纪了，有点不像话是不是？同行的朋友里有重庆的，山西的，北京的，人家没去过彰武没什么问题，我就说不过去了。我大半辈子可都待在辽宁。
但我要是说，我和彰武的沙子早就亲密接触过了，这算不算已经一定程度地去过那里？
彰武并不似歌中唱的那样，“黄沙万里长”。彰武的沙子是白色的，很细小，可打在脸上照样疼，像针尖轻扎。当然它们是借助了大风，尤其在春季。
半个世纪前，我还是少年读书郎，曾随父母下乡“走五七”，插队到了彰武和沈阳之间的一个县，新民。彰武在沈阳西北的100多公里处，新民则在沈阳西北的几十公里处。从风沙侵袭的角度讲，新民算是沈阳的“门户”。
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大田播种之际，忽起大风。当时农村都在学大寨，关键词是“大干”，凌晨四五点钟，必须下地了。那天早上即开始刮风，级别越来越高，一直到六七级怕都不止。可再大的风，春播也不能停啊。怕种子和粪肥在风中流失，就哈下腰弄，还能使身体摇晃得差些。再看大路上赶集的人们，一路小跑，跌跌撞撞。他们倒想歇歇脚，抽口烟，可做不到啊，衣服皆似鼓起的风帆，人都成了疾行的飞舟。当地管“快走”叫“欢走”，那个大风天里，露天地儿的人们想不“欢走”都不成了。
近午时，大风又卷来白沙，遮天蔽日，几步不见人。春播实在搞不下去了，小队长只得宣布回队部学习。这样的事情只有雨天才允许发生，年轻后生都兴奋地附和：学习喽！却不敢张大嘴高喊。
而一回到小队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炕上，地下，靠着，倒着，很快便鼾声一片。乡亲们不是不爱学习，是起得太早了。况且，队部的窗户纸全都刮破了，飞沙满室，没法睁眼睛。闭着闭着，就都进了梦乡。
小队长连鬓胡子，长长的红脸，是个不怒自威的汉子。他先不住地呵斥，不许睡！谁打呼噜呢？可一会儿工夫，他自个儿也打起了呼噜。
哨子一样呼啸的风声，比催眠曲更催眠。屋子里鼾睡的人们都像披上了白衣，所有须发尽皆变白。炕上睡醒的人眯缝起眼睛，刚要笑别人睡在沙窝里，很快发现自个儿也被沙子埋了一半。
新民以东百公里外还有个县，辽宁昌图。也是那段时间吧，某日午后，乡村小学刚刚放学，忽然刮起狂风，弥天白沙漫卷而来。孩子们失掉了方向，都被风沙裹挟着走。大部分孩子总算摸到了家，有一个女孩子却失踪了，她正在读小学三年级。她姐姐已经到家，没见到妹妹，急了，告诉了哥哥。哥哥是大队治保主任，迅即顶着风沙，摸到大队部。一些党员和干部正在开会。党支书闻讯，即刻宣布休会，全体出动，去找那女孩。广播喇叭一遍遍播放着寻人通知。
黄昏前，小女孩在一个生产小队的场院里被寻到，正躲在大草垛的背风处打着瞌睡，脸上有泪痕。她是被大风沙强推过来的，她也不知这是何处，直到党员、干部、乡亲们，还有爹妈、兄姊出现在眼前。
这个小女孩长大后成为我的妻子，还当了画家，众多作品中有一幅名字叫《风和水静》。
2022年初秋，我即将随“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家采风团赴彰武、朝阳、盘锦等地，就要乘电梯下行时，她忽然拉开家门问我，带没带雨伞？要是从前，她知道我去风沙之地，一定又会问我，带没带风镜？
我们来到科尔沁大漠的边缘，辽宁西北向的门户——彰武，近距离聆听了刘斌、董福财等治沙模范的动人故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就是在这里戴着风镜，扛着铁锨，推着装满树苗和水的马车，在流动沙丘和固定、半固定沙丘间，深一脚浅一脚奔忙，与大风年复一年地较劲。
新中国第一个固沙造林研究所就诞生在彰武。也曾考虑过放在大西北，但“共和国长子”辽宁，工业重镇沈阳，对于百业待兴的新中国意味着什么，无需多言。
科尔沁草原又叫科尔沁沙地，有点奇怪是不是？19世纪前，称它“草原”还真名实相符，那曾是清代“三大皇家牧场”之一，水草肥美，相传茂密的草丛高可及腰。而19世纪后，由于气候变化和一代代垦荒者粗放式过度农耕、过度放牧、砍伐等，大片草原渐成荒漠，沙化面积逐年扩大。20世纪后，生态更为恶化，每年春季风力最大时，按七级风速算，彰武风沙两个小时便能“攻”入沈阳。再不治沙，不必太久，沈阳也将沦为荒漠。
第一代治沙英雄刘斌，当过红军，参加过抗日战争，20世纪50年代初已经是义县县长，后来的级别还要高。但他决意响应国家治沙号召，辞掉官职，主动请缨去了彰武，做第一任固沙造林研究所的所长。他有句名言：“我就不信，这治理风沙比打败小鬼子还难？”我们去彰武采风那几天，当地一位领导干部跟我们讲，1905年出生的刘斌，举家搬至沙区后，连按级别为他配的小车都推辞不要了。县领导关心他，说你不来城里上班可以，但你总有用车的时候吧。他摇头说没有。
国际沙漠论坛有个共识，叫全球治沙看中国，而中国治沙就要看三北（东北、华北、西北）了。刘斌正是东北治沙第一人。从这位了不起的老人开始，一切常人无法想像的大难题——树植了死，死了再植，植了又被连根卷起……一夜风沙后门都推不开，要从窗户跳出去……对那几代治沙人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有四样东西，成为彰武治沙史的标志：男人的风镜，女人的纱巾，午餐的包子，铁锨上的红飘带。先说包子和飘带。据讲，治沙人一接到任务，食堂师傅便要问，明天早上还蒸包子？当然喽。除了包子，大风沙中还能吃啥？一打开饭盒，沙子即刻将饭菜覆盖。只能在头上套个塑料袋，在塑料袋里小心翼翼地吃。铁锨上扎红飘带则是治沙人的传统，我们先还以为是图个吉祥喜庆，后来方知，大风天里，治沙人想让栽下的树苗株距合适、整齐，但能见度太低了，怎么办？看一条条风中红飘带！以它们为准。
有一张刘斌老人的黑白风镜照，拍摄于难得的风歇间隙。老人将风镜移到帽檐上，正和同事们蹲着探究植树固沙难点，一位同事手里捧着一把白沙。他们身后十几米外的沙滩上，站着3位年轻些的勘测者，有的在操纵三角支架上的测量仪，有的拄着高高的红白标尺。他们3位的风镜也移到了头顶。刘斌的胡茬已经白了，但他笑得那样怡然可爱，慈祥得像我们的大伯。
感谢摄影记者，让那个瞬间永远凝固，我们的老所长也好把风镜多闲置一会儿，歇歇眼角，无障碍地放眼彰武大沙漠，畅想着有一天得偿所愿，茫茫白沙向蔓延开来的绿野低头，退避三舍。
刘斌老人在愿望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病逝了。按照他的遗嘱，他被葬在沙地里。如今，那水泥矮墙围拢的墓地已被大片绿色环绕，常有人来为他献花，祭奠者中也出现过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等高级干部身影。
刘斌身后，还有个治沙标兵的序列，他们是董福财、侯贵、宋晓东、阿尔乡派出所“马背110”、马辉、李东魁等。
昔日荒漠面积占96%的彰武大地，如今已一片浓绿，高低错落在我们视野内外。那大片体量参差不齐的樟子松、彰武松、杨树、油松，被称为“百花齐放”式的种植，是在成活率很低（风沙、干旱加病虫害）的恶劣条件下，治沙人一年一年、一茬一茬、一个品种一个品种地反复试错后，才先后立地生根的。
今天的彰武已换了人间，平均风速正在下降，年扬沙天数减了大半，降雨量则有所增长。绿野之上，一架架高耸的白色风车正变风灾为风能；阵列式太阳能电池板不仅利用光能发电，还能遏制风速、沙害，最大限度地保存沙地水分，促进植物生长，保障民生；而曾经恨死个人的飞沙，打在我们脸上针扎似的细白沙粒儿，也退回到它们该待的地方，并已具有了经济价值，其中含有大量硅砂，可作玻璃原料，亦可用于铸造、化工、石油开采、航天航空等建设项目中，由此还得了个“砂中细粮”的美称。中国有三大天然硅砂主产地，彰武即是其中一个。
20世纪70年代初，那个从沈城随家下乡的男孩子，惊恐地目睹小队部窗外漫天白沙和破窗纸而入的不速之客，哪里会想到有朝一日，那些白沙的后继者会被草方格、光伏板、防护林带固定下来，一部分还化作玻璃，补偿着前辈沙群对窗纸的伤害。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踏上昔日飞沙初起之地感慨万端，与全新的阳光、清风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