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屏纪念园坐落于风景秀丽的桑干河畔九龙湾山阴县河阳堡村西600米处。园内建筑按照明代一品大员墓地规划修复,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内有高6.8米的主墓冢和三座小墓冢,四座用来祭祀和安置石碑的享堂。
史料记载,王家屏出身书香门第,可惜,王家屏出生时王家已家道中落,虽然,仍是知识分子家庭,但是,却不得不靠耕作维持生计。王家屏自幼聪颖,智商超乎常人,年仅十三岁便考中了秀才,二十九岁成了一名举人,没过多久,便高中进士入仕。
在踏足官场后,王家屏十分耿直,曾有权臣高拱的兄长贪污受贿,激起江都一带的民愤。很多朝官都不敢与之做对,只有王家屏不顾身边朋友的反对,执意写了一封奏折禀明实情。在那个年代,如此不畏强权的官员是十分少见的。
也正因为王家屏的忠心,万历初年王家屏被提拔为讲官。
明朝初期,皇帝尚看重朝讲,但是,到了明朝中叶后朝讲便不再受重视了,万历皇帝时期朝讲甚至成了一种流于形式的儿戏。即便如此,每逢王家屏轮到开讲,王家屏仍能直言不讳,陈述利弊。神宗颇为赏识这位文采气质绝佳的文人,在百官面前称王家屏为“端人”,意为王家屏言行举止俱佳,仪表端庄,性格正直。
此时的朝廷除了王家屏外,还有张居正这位能臣。当时,张居正在朝中的地位如日中天,深受万历皇帝器重,权势极大。若哪个官员想要节节攀升,必先得到张居正的赏识,放眼望去朝中尽是讨好张居正的官员。
某次,张居正染病卧床,文武百官纷纷闻讯而至,探望这位高官,只有王家屏不为所动,并未前去。万历十年,张居正离世,朝中文武一改对张居正的态度,对已故的张居正诋毁攻击。神宗也因张居正生前对自己管束太严,加上朝官们的诽谤,不但,撤掉了张居正的官职,还将其家产查抄,族人全部流放。
破鼓万人捶,朝廷上下笼罩在一股“反张”的热潮中,此时的王家屏仍未“随大流”,而是仍给予张居正极高的评价,没有为了迎合圣意而违背初心。两年后,王家屏被提拔为吏部侍郎,辅佐朝政。仅仅一月之后,王家屏又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预机务”,成为内阁的一员。明史评:“去史官二年即辅政,前此未有也。”
王家屏进入内阁六年,虽然并未执政太久,但仍给后世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家屏从不滥用职权,注重与同僚之间的关系,在保证秉公执法的同时很少得罪人。
万历年间皇帝是出了名的昏庸,明神宗整天沉浸在美酒美色之中,对天下大事不管不问,文武百官一年都很少见到这位贪玩皇帝几面。由于皇帝的放任,致使朝中出现了许多贪赃枉法的家伙,经济处在危机中,军备得不到保障,军队的士气低迷。
此时,正赶上连年战乱,各地灾荒四起,大明王朝由盛转衰摇摇欲坠。虽说,王家屏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贤臣,但是,大明朝多年来埋下的诟病已深。再加上,皇帝又是个昏君,纵使王家屏有再大的本事也不能拯救大明于危局之中。
伴君如伴虎,王家屏“斗虎”讲究方式方法,不仅自己成功地躲过了“老虎”的血盆大口,还救了别人。
1589年,大理寺评事于仁向皇帝上疏,说:神宗好酒、好色、贪财、易怒。虽说这四句说得一点没错,切中要害,但是,神宗并不喜欢朝臣批评自己,火冒三丈,执意要将于仁治罪。这时让谁都没想到的是,王家屏站了出来,要替于仁承担罪名。
对此王家屏如此说道:“于仁只是个庶官,对皇帝的错误尚能直言不讳,我身为辅臣,对皇帝的错误做不到直谏,这就是我的失职,所以,这件事不能怪罪于仁。”神宗虽然想置于仁与死地,但是,在王家屏的这番慷慨陈词下也不好意思下手了,只是将于仁免官草草作罢。
王家屏是个聪明人,伴君如伴虎,对待不同的“老虎”要有不同的对策。王家屏根据神宗的脾气秉性制订了这样一条对策:“委婉的开导、尽力的辅导、用一颗诚心去感动,倘若皇帝不听从,便据理力争直谏。”
明神宗不顾民生民情,想方设法从民间敛财,以满足自己穷凶极奢的生活,王家屏如此劝谏道:“国民纵欲败坏纲常的源头在上面。”明神宗不理朝政,荒废政务,王家屏则屡次上疏请求神宗上朝。王家屏觉得“堂陛之交所恃以存礼貌者惟有朝讲,军国之政所恃以集其谋议者惟有章疏”。
从史书中的记载来看,王家屏也是个顽固愚忠封建老臣,他的身心都放在了重振朝纲、维护封建统治者上。然而,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就算是聪明如王家屏,也难免在与皇帝周旋中惹恼皇帝。
万历二十年,王家屏屡次触怒龙颜,不得不告病还乡,离开了自己奋斗一生的官场。但有著作传世:一种是收入《四库全书》的《王文端公集》十四卷;另一种则是《复宿山房文集》四十卷。
参考资料:
【《明史》、《明代登科录汇编·十七》、《寻访三晋历史名人故里·王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