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追本溯源，透过现象看本质。
诸葛亮的本质
首先明确一点，诸葛亮是什么人？这个问题很好回答，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发明家。其实提到他是政治家的时候，大家往往一带而过，并没有深究诸葛亮的施政方针与治国理念，那么诸葛亮究竟是以什么思想来治国呢？这个问题也很好回答：
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
乐毅是军事家，《六韬》是军事著作，暂且不提。诸葛亮自比的管仲，是襄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一代贤相。诸葛亮将自己比作管仲，除了向往建立管仲的功业以外，更多的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相通。那么管仲的治国思想是什么呢？答案是法家，虽然在管仲那个时代，法家的思想还没有成体系，但管仲却的的确确地在用法家思想治理齐国，因此他也被称作“法家先驱”。
然后再看诸葛亮给刘禅兄弟们手抄的教科书，《申子》《韩非子》《管子》这些都是法家成体系的理论著作（其中《管子》是托名管仲的伪作）。所以，诸葛亮是地地道道的法家，他的治国理念也是运用法家思想。
法家的本质
估计看到这很多人的疑问更大了，既然诸葛亮是法家人物，那为什么不公正执法，对于马谡和法正差别对待，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别着急，我们继续透过现象看本质。法家虽然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依法治国，主张“以刑去刑”等观点，但实际上，法律只不过是他们治国的手段之一，通过严苛的律法，一丝不苟的贯彻执行，以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那么再深究下去，为什么要使国家长治久安，这看似是句废话，长治久安当然好了，利国利民。但实际上，在古代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大受益人是国家的统治者，这样他们的权威才能被尽情施展，他们的权力才能放大到极致。当然了，这并不是我想当然，而是有依据的：
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
即法家主张一切权力（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等）都掌握在君主（国家）手里，臣下不能擅自行使，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超越于法之外。所以，我们不要望文生义的以为法家就一定讲求法治，其实际上仍是人治，而且是最极端的君主专制，谋求君主权力的最大化。这也是后世皇帝，为何屡屡外儒内法，对外宣扬儒家思想治理国家，但骨子里用的都是法家那一套。
马谡和法正的差别对待体现的是蜀汉的权力归属
现在我们来回到题目中所说的，诸葛亮对马谡和法正的差别处理。先说法正，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多次提到，法正是刘备的第一宠臣，具体原因不做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阅我之前关于三国的文章及问答。这里我只引用部分史书原文：
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我们前面说过，法家的主张是君王凌驾于法律之上，谁掌握了最高权力，谁就可以超越于律法之外。那么蜀汉权力的最高掌握者刘备，对法正的睚眦必报并非一无所知，但他既然选择了纵容法正，那么作为刘备的臣下，法家思想信奉者诸葛亮只能无条件的服从，即使他心里可能十分想杀掉法正，但表现出来的时候，只能是纵容甚至替法正辩解，顶多是说一些有内涵的话来提醒刘备。（详见前作《诸葛亮开玩笑说刘备怕老婆，诸葛亮话中有话，刘备是否听懂？》）
而等到马谡丢失街亭的时候，诸葛亮已经成为了蜀汉的最高权力掌握者，这时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决定是严格执法还是法外开恩，作为一个历来严格执法的人，他最终选择了维护律法，杀掉了马谡。
因此，诸葛亮在对待马谡与法正时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归根结底是权力的归属。并不是诸葛亮执法不公，而是所处地位环境决定了他只能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