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在妙峰山下拐了一个大湾，一片宽阔的河滩上，数百栋崭新的小楼排成行列，干净整洁的村道两侧，三三两两的老人在路边乘凉，身后笔直的小巷子里，秋日的花朵开得正艳，不时有外来的游客停驻在河边，看秋日河中的芦苇和水鸟。
2019年5月，干涸多年的永定河恢复水流，河床上再一次泛起波光，响起了流水声，那些日子，永定河畔，水峪嘴的村民们，每到傍晚，都会聚集在河边，重温水边的生活。
付宏春也是其中一员，从嫁到这个村庄开始，身后的群山，面前的大河，村边的古道，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数十年来，这里经历了无数次变化，村民们曾经开山凿石，用最艰苦的劳动换取新的生活，也曾经植树造林，修复绿水青山，门前消失又重现的河水，见证了这个村庄数十年的变迁。
付宏春站在家门口的永定河前，手里拿着几年前永定河干涸的照片。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河滩地上，数百栋连排民居
从门头沟区出发，沿109国道，顺着永定河西行十公里左右，水峪嘴村近年建成的新村就在河畔，东西两条进村的大路上，各有一座牌坊，东口牌坊后，有宽大的广场、停车场，是村民们日常活动的地方。村道笔直，一排排小楼整齐地排列在河滩上，路上树木成荫，小楼前还有统一的花坛，时近秋分，但花坛里仍有鲜花盛开。
水峪嘴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这些楼房是水峪嘴的新村，新村后的两个山沟里，保留着他们曾经居住的老村，被一道火车道隔开，穿过火车道下幽深的涵洞，就能从新村走到老村。
2022年9月14日，新村到西沟老村的涵洞前，一座木质的小房子前，摆着一个小小的摊位。摊位上，有京白梨、红薯干、核桃等农产品，还有冰棍、饮料等，67岁的郝红志坐在房檐下，只要有游客经过，都会大声吆喝，他嗓门洪亮，远远就能听见他喊“京白梨”“冰镇饮料”的声音。
郝红志骑车来到他的摊位前。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郝红志在新村里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就在村口的一栋四层民居中，一百三十平方米，只有他和妻子住，两个儿子在村里也都有自己的新房子，平常都在市区上班。
每天早晨，郝红志骑着三轮车，把货物拉到涵洞边上的木房子前，下午四五点收摊，有时候，爱人也会过来，在这里晒点儿红薯干、果脯之类的，边晒边卖，大部分时候，没晒干就卖完了。红薯和水果都是买来的，这些年来，村里人基本上不种地了，山上的梯田退耕还林，河边的水地盖成了房子，年轻人进城工作，老人们在村里开发的各种新产业中上班。
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不上班的老人们，大多喜欢在路边的树荫下聊天，村里时常会举行一些活动，那时候，老人们会聚集在广场上，打发悠长的时间。
安静而休闲的村庄生活，并非一直就有。十多年前，他们还住在沟里的老村中，靠山吃山。十多年间，水峪嘴村建设新村，让村民们搬出大山，住进现代化社区。打造新产业，创造新的生活。
水峪嘴村，山水之间的村庄
永定河北京段全长170公里，仅在门头沟区就有102公里。蜿蜒的河道穿越茫茫西山，人们追逐着河流，在沿河两岸的峡谷河滩上，建成一个个村庄。村民们依山而居，临水而生，种田、养牛，繁衍生息。
永定河旁的水峪嘴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水峪嘴村位于妙峰山镇，是永定河冲出群山、进入平原的最后一段，村庄建在东西两座相邻的山谷中，分东沟和西沟。
水峪嘴村依山傍水、又紧靠京西古道，村后山上，则是京西古道，古道上有一座关城，名为牛角岭关城，是进出北京的第一道关口。过去数百年中，沿着古道进京和出京的商人们，在这里停驻休息、缴纳税款，驮着重物的骡马，在坚硬的石头上，踩出一个个密集的“蹄窝”。
牛角岭关城。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村前的永定河滩上，原本有数百亩水浇地，地里种植玉米、小麦等，村后的山上，也被开垦出一层层农田，种植谷子等旱地作物。这些土地里的产出，是山里的村民们赖以为生的主要来源。
1984年，付宏春嫁到这里的时候，老村几乎完整地保留着数百年来的模样，村里的民居，大部分是就地取材的板石房，一座座民居依山而建，村道狭窄而陡峭。土地里的产出也不多，这个山里的村庄，耕地资源很少，二百多亩河滩地，平均每个村民不到一亩。
“我刚结婚的时候，一个月全家的生活费只有八块钱。”付宏春说。结婚后的许多年，付宏春每天骑着自行车，驮着两大筐山里的土产，骑车将近一个小时，到门头沟区里去卖，挣点儿辛苦钱补贴家用。“那时候没有硬化路，都是山里的土路，一路颠簸，特别费劲。”她说。
盖座房子，是农民一生的大事
结婚后，付宏春住在山上的老村里，一家人挤在老院子里，生活条件很差，1987年，她和丈夫攒钱，在山下的河滩地上盖了新房子。那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在河滩地盖房子，大多都是传统的板石房，这些青石灰瓦的老式民居，有些还没拆，但在现代化的农村社区中，已经越来越少了。
水峪嘴老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对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农民，房子就是一辈子的安稳，要是租房子住，老了怎么办呢？”郝红志说。
郝红志也盖过房子，他的房子，盖在老村里，如今已经近五十年，那是结婚后，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是一座有十多间房的大院子。
郝红志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盖房子的情景，那时候盖房子，还延续着村里人互相帮忙的习俗，农闲时间，壮劳力们聚集在一起，为一家人盖房子，没有工钱，只有茶水和中晚两顿饭，“那时候穷，没钱请人，都是互相帮忙，条件好点儿，买点儿肉，条件差的，就只有青菜。”郝红志说。
盖房子的人就地取石材，买点儿木材做梁柱门窗，半个村庄的壮劳力连续劳动几个月，一座新的院子就盖起来了。
付宏春站在她家老房子前。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河滩上盖新房子的付宏春也是如此，尽管她盖的是砖房，在那个年代，已经显得非常阔气了，但还是要依靠村民们的互助才能完成。
盖完房子后，郝红志觉得已经做好了这辈子最大的事儿，包括儿子未来成家的房子，也不用发愁了，十多间的院子，足够儿子们住。事实上，他的两个儿子，确实都是在这个山沟里的大院子里结婚的。但他没想过，有一天，会住在山下现代化的楼房里。
水峪嘴村的楼房。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新村建设时，村民们可以成本价购买新盖的楼房，郝红志和两个儿子都有了自己的新楼，郝红志在四层的单元房里，两个儿子则买了联排的独栋小院。新村平坦、开阔，而且有公路通到村里，硬化路入户，开车可以直到家门口，老村的山居，虽然也能开车过去，但毕竟太过狭窄和陡峭。
首次创业，村庄发展的契机
依山傍水的村庄里，山水是最大的资源。永定河滋润了两岸的土地，丰沛的地下水也在山上形成了多个自然泉眼，泉水长流。永定河水和山泉水，是水峪嘴村的村民们生产生活的基础。
水峪嘴村前永定河流过。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但身后的大山该如何利用？1995年，付宏春的新房子建成八年后，村里开始了第一次创业，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大山。
当年，水峪嘴村依托山上丰富的石材，成立了采石场，采集石灰石，这些石灰石即是以前村民们盖房子的材料，但事实上，它是重要的化学材料，可以烧水泥、制作漂白粉，同时也是建筑材料。此后十年中，村集体企业不断发展，到2006年，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00万元，而十年前，集体收入是零。
但发展的危机也逐渐暴露，常年开采下，山上的生态不复旧貌，更重要的是，永定河也断流了。
64岁的王山元记得断流时的情景，河道干涸，隐藏在水底的河床，赤裸裸朝向天空，水里的芦苇干枯了，水边的水鸟再也不见踪影。
“以前我们站在后山看，就能看到山沟里的村子，能看到从山间流出来的永定河，拐过几个弯后，又消失在山中，但后来，就只能看到一条干了的河床了。”他说。
永定河干了，山上的山泉也不再流水，两个山沟里新打的井，成为村里生活用水的唯一来源。
付宏春是第一次创业的发起者之一，在永定河断流之后，他们开始重新思考村庄的发展之路。
“当时恰好国家推动生态发展，村里响应国家号召，矿产退出，开始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恢复绿水青山。”水峪嘴村党支部书记胡凤才介绍。
相比第一次创业，第二次创业时，村里的条件更好了，“1995年之前，水峪嘴是门头沟最穷的村子，但2006年第二次创业时，村里的经济基础、村民的观念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胡凤才介绍。
而此时，新村的建设刚刚完成第一阶段。胡凤才告诉记者，2002年，水峪嘴村根据北京市险村搬迁政策，开始在河滩地上建设新的村庄，到2006年矿场退出时，第一批58栋新楼刚刚建成。第二批也正在计划中。
水峪嘴村建好的新楼。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那是最忙的一段时间，我们一方面在推进新村的建设，同时更要考虑可行的发展方向。”胡凤才介绍，那时候，村里开始重新整理自身的资源，山下的水没有了，但山上开始种树，山间还有千年古道。
三次创业，把山水变成资源
水峪嘴村位于京西古道上，古道上的一个关口——牛角岭关城就在水峪嘴村后的山上，关城的另一侧，是写下“古道西风瘦马”的马致远故居所在地——韭园村。关城两侧的古道上，有密密麻麻的“蹄窝”，是千年来人来驼往留下的痕迹。
大片的山林，都属于水峪嘴村，基于此，水峪嘴村开发了一片“古道景区”。
付宏春走在京西古道上。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从水峪嘴村新村出发，穿过铁道下的涵洞，穿过山沟里的老村，头顶上就是古道景区，三四米宽的京西古道，是景区的核心，牛角岭关城，是这段古道的最高处。关城穿过山头，涵洞用石砖箍成，墙上有方形的孔，是当初安放油灯的地方。
关城靠近水峪嘴村的一侧，有一座玻璃桥，站在桥上，可以俯瞰脚下的群山，山沟里的老村、村旁的火车道、另一侧的新村、村外的永定河可一眼望尽。远处更高的峭壁上，还有一道更长的玻璃栈道，站在栈道上，可以看到整个峡谷。
王山元就在玻璃桥的旁边值班，他和许多村民一起，在村里工作，有时候在山下的村里巡逻、值守，有时候也到山上的景区值班，协助游客安全游览。
景区的发展，给失去矿产的水峪嘴村，带来了新的收入，也成为水峪嘴村主要的产业之一。并且带动了村里民宿的发展。
在十多年的时间中，水峪嘴村经历了三次新村的建设，目前覆盖了全部村民，村民们搬下山后，老村也没有拆除，这些古香古色的山村民居，几乎被原貌保留了下来，并且成了新的景点，以及改造和打造民宿的基础。付宏春告诉记者，老村里的民宿非常火，也很知名，尤其是节假日，提前几个月就订完了。
京西古道景区边的民宿。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郝红志的大院子也保留着，就在东面的山沟里，他会经常去看看，收拾一下。板石房质量很好，屋里也都装修过，相比老村里的其他房子，郝红志的大院更宽敞。或许在未来某一天，这里也会成为一座新的民宿小院。
新的村庄，开启新的发展路
从2006至今，十多年生态治理和修复，当年开矿的痕迹早已消失不见，身后的大山，重新变得郁郁葱葱，连续不断的放炮声消失了，山里的鸟儿、松鼠等小动物也回来了。
大山恢复了生机，门前的大河，也终于有水了。
恢复水流的永定河。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2019年，永定河生态补水正式启动，断流多年的河道重新恢复水流。补水的同时，门头沟区还持续进行永定河治理与修复工作，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河中水草丰茂，两岸树木成荫，许多一度消失的珍稀水鸟，也重新回来了。
生活在水边的人们，感触更深，付宏春记得很清楚，“水刚来的时候，一到傍晚，村里人都跑到河边看水，有人看到很晚才肯回家。”
久违的记忆重新恢复，站在河边的人们看着波光和水草，站在山上的人们，看着山间蜿蜒的河流。
付宏春站在恢复绿色的山前，手里拿着的照片是这里之前的模样。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永定河畔的村庄，仿佛回到了旧日的水光山色中，但人们的生活，却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肯定不一样了。”郝红志说，“以前住在山沟里，路不好只是一方面，取暖、用水，都不方便。楼上啥都方便，谁不愿意住楼上呢？”
修整后的老村，也和以前不同了，不仅有了环境优美、古意盎然的民宿，有了干净整洁的石板路，更修葺了防洪、防备泥石流等自然、地质灾害的设施，“以前沟里发过洪水，泥石流还堵住过出村的涵洞，现在建了排洪等设施，也不会再出现险情了。”
水峪嘴老村。新京报记者 王颖 摄
水峪嘴村口的两座牌坊，连通着永定河两侧的石担路和野丁路，村后的水泥路，可以开车一直到古道景区。河对岸的土地上，村里又建起了集采摘、农耕体验于一体的农业园区，种植樱桃、核桃、柿子等。
门前波光潋滟、身后古道沧桑，现代化的村庄周围，环绕着传统的农耕庄园。负责农业园区的付宏春，每天往来于村庄和庄园之间，“再过几天，山上的树叶红了，园子里的柿子也红了，水峪嘴村最美的时候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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