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看电影不太感兴趣，但是能玩的东西太多了。 我小时候完全不同，看电影就像过了节一样。 那时，在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这样贫穷落后的大山谷里，一年看不了几次电影。 而且在室外露天看到了。 夏天还可以，冬天站在雪里冻了两个多小时，用眼睛享受了身体却遭罪了。
20世纪60年代初，我刚进小学的时候，关门大队——今救兵镇关山湖涝区，还没有电。 每天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书、做作业。 妈妈在旁边帮我补衣服的同时，也指导了我的作业。 她常说，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学好本领，将来才能过上“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
从前，每当听说大队来电影放映队，家家户户都提前吃过晚饭，然后大人带着孩子，各种各样的长椅，从东西屯、南北街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演电影的学校操场，争着去占位置。 ——太晚了，拿不到好位置哦。
当时的女儿公社——是后来的女儿乡，辖大凌河和东洲河两个流域30多个生产大队。 公社有电影放映队。 其实是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和两个放映员。 他们按照县电影公司的电影发行计划，到时候去租电影，在全公社的几十个大队(行政村)轮流放映。 每个大队每个月才能看电影。
轮到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就派马车去前面的大队接放映队。 其实设备也很简单。 有一台电影机、一个大喇叭、还有幕布和支架、拉绳等。 来接的电影要四个排轮流安排，轮到哪个队，那个队就出车去接。 但是，只要不接，下场演出的小队就会来接你。 来放映队后，由该队负责招待吃饭、安排场地等。 没有地方的小队，必须在街上和田地里挂上帷幕，人们可以坐下或站着，把电影看完。
我记得最先关门的大队还没有电。 放映队专门配备了柴油发电机。 类似拖拉机，点火发电，供给放映机工作。 但是，发电机启动时，会发出震耳欲聋的“突兀”声，干扰人们看电影。 几个棒子年轻人把它运到场地外，但受电源线长度的限制，不能太远，所以总是有噪音。 有些年长一点的学生，前后转动，帮忙立机器、插幕布。
当时还没有后门这个词，但是如果队长做饭很好，喜欢看电影的话，这个小队演电影的次数很多。 但是关门大队是当时全公社唯一没有电的村子，又隔着大岭，生活条件也不好。 再加上我所在的三排队长不喜欢看电影，舍不得从车里出来接电影队，所以放映队不想来。 我们三小队的照片比其他小队看电影多。
每次电影上演，大队的广播喇叭都会早早发出“请广大贫困中农晚饭后去第几排看电影”的通知。 山村顿时沸腾起来，晚饭当然也比平时早了很多。 而最令人兴奋的是孩子们，他们高兴地奔走呼吁，并约定房子旁边的彼此一起去。
我最喜欢的是《战争片》和《破案片》，如《地雷战》、《小兵张嘎》 (图2 )、《铁道游击队》 (图3 )等。 因为下雨或者什么的原因没能看完电影。 在讨论别人评价电影的时候，因为不知道故事情节，所以插不上嘴，很遗憾。 大人摸黑去邻村一看，回来后半夜了，兴奋得睡不着。
我记得，每次放映正片之前，营长、大队书记都要趁机说几句话。 就是当前的形势，努力生产，注意防火。 大家硬着头皮听着，期待电影快点开始。 村子的第一集结束后，还会上映20分钟的“新闻简报”短片。 这让山里的人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中途等待着没有来的观众。 一些下班很晚的员工听说晚上有电影，晚饭也不能吃，所以急忙赶过来。
长期看电影过多，人们根据各类电影的特点，总结出“中影简报、美片飞机大炮、朝鲜片哭有笑、洋片抱、苏联片莫名其妙”的顺口溜。 等等。 也是我们放学后的歌谣，无论大小，学生都可以说话。
由于山村的文化生活十分匮乏，人们每次看新电影，都会被电影的故事、人物形象、主题的含义所感染，久而久之就成了山里大人、孩子们谈话的资金。 一直持续到下一部电影上演。 也有员工说出电影中精彩的台词，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的语言中。 如果使用不当，就会出现很多笑话，很有趣。
例如，“保护苏联！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 《列宁在十月》 )、“……这张联系图一拿到手，牡丹江一带就属于我们了！ ”( 《林海雪原》 )、“鬼子进村了！ ”( 《地道战》 )，等等。
有些孩子第二天早起，回到电影院，找个子母壶(子弹壶)玩。 他们以为昨晚在这里打了半宿战，地上一定掉了很多子母壶！ 我也曾难以置信地怀疑过，一经过电影院就不由得被地下分心。 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奇怪！
我们模仿电影的原理，把弟弟和妹妹们拍成电影玩。 方法是用手电筒做光源，在玻璃上画图案，投影在墙上玩耍。 但是光线不强，画面模糊，而且是静止的，很失望。 但是，我之后上了中学物理课，自制了幻灯片投影机，对学习照片的显影等，奠定了基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文大”最疯狂的一天，我走出关门的村头大岭，去了三十里外的抚顺县第十二中学高中。 那里是元娘公社所在地的——唐力大队，这里北离市区还有40多里。 我们背着书包，骑着破自行车去市内找电影院。 ——总之学校整天写大字报，没有正经上文化课。
我乘坐的是“国防”卡28的加重自行车，脚上没有铃铛，真的记得“除了铃铛以外哪里都在响”，中途想掉链子。 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都随身带着修车的工具，“打铡刀还是脱缰”当场修车。 我那时也学会了修自行车。
这样，“文大”期间流行的那些中外电影，就让我们充分看看吧。 我也熟悉市内各电影院的位置，包括抚顺剧院、人民电影院、工人俱乐部、千金大剧院、曲艺大厅等。 另外，还有“新抚顺”的工农兵电影院和各工厂矿山的俱乐部等。 那一年的八个“样板戏”影片，基本上都是第一时间在市内各影院看的。骑行往返七八十里的土路，起早贪黑舍不得吃午饭，就为了看一场电影。放在如今的孩子们身上，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和做不到的。
和我们同样爱看电影的几个要好同学，还专门在日记本上记下所看过的电影片名，经常在一块儿攀比，看谁知道的电影多。如有没看过的，就千方百计盯着影院的放映计划，届时专门去看。我们还把看过的电影片名穿缀成各式各样的短文，像获得满分作文那样精心珍藏着。后来发现不仅我们，还有各地同我们一样的逃学影迷，也创作了不少“影名文学”，最流行的是：
我叫《小铃铛》，家住《槐树庄》，左邻《白毛女》，右邻《李双双》。我出生在《革命家庭》，爸爸是《县委书记》，妈妈是《党的女儿》，哥哥是《铁道卫士》，姐姐叫《赵一曼》，弟弟《小兵张嘎》，妹妹《女飞行员》。《今天我休息》，突然来了《七十二家房客》，据说丢了《秘密图纸》，让我《跟踪追击》。我带上《鸡毛信》冒着《暴风骤雨》，穿过《上甘岭》。追了《七天七夜》，布下《天罗地网》。通过《南征北战》，终于在《激战前夜》《斩断魔爪》，《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看了新电影，聚在一起就有聊不完的话题。特别是往返几十里的进城路，一边走一边侃，有时甚至争论得脖粗脸红，也不觉得路远腿累肚子饿。明明是去市里看电影了，回家怕挨说，便告诉家长“放学晚了”。心里还盘算着明天，乃至后天，到哪个影院去看什么电影。父母并不知道我们打着上学的幌子，在四处乱闯看电影。他们还省吃俭用给我们带饭盒，大了以后回想起这些，很令人心酸的。
好景不长，高中毕业后，我回本村小学当上了民师，再也不能那样疯野不羁了。还要装出一个“小大人”的样子，按老师曾经教我的方法去教学生们。我总给学生们讲有趣动听的电影故事，拉近了师生距离。那些令人头疼的顽皮捣蛋的孩子，和我的关系都很好，我说什么他们都听。
“文革”结束后，农村实行行政体制改革。将原千金公社唐力岭南地区割出，组建了小东乡，我被调到新成立的乡政府主抓文化站工作。在贫穷落后白手起家的山乡，文化工作有干不完的活儿。修图书阅览室、设乡村广播站、建街头照相馆、组织群众文化活动等等，每天有得是事儿要做。
但最令人欣慰的是，县里给拨来一台8.75毫米的便携式小型电影放映机（图四），这对我这个电影迷来说，真是莫大好事一桩。白天上班工作，晚上就和放映员一起，用自行车驮着放映设备，到各村去演电影。全乡10个村，每个村一个月至少可以看两场电影了。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欢迎。
真没想到自己也能成为各村百姓欢迎的电影放映员，无论走到哪个村，都会有人与你打招呼和热情款待。从县电影公司带回来的新电影海报，每次都被一抢而光。这也反映出当时农村文化生活的缺乏，同时也感觉到做好农村文化工作的重要性。
几年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进了城，但思想上却很长时间转不过弯来。我那熟悉的“8.75”、那些热情接送电影进村的村民，还有和乡亲们一起座在露天地看电影、聊家常的情景，始终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如今网络多媒体逐渐取代了电影院，但我对当年在山沟里看露天电影、进城寻找电影院看大片的身历，还是不能忘怀的。以至每每上街，都要在儿时曾经看过电影的地方驻足，——尽管那些影院都早己不存在了。
想不到是自己这个曾经的小影迷，老了老了却也登上影屏，当了一回电影演员。2018年由我出镜主演男一号的微电影《人情味儿》首映成功，并获当年多个奖项。也算是“留点影像在人间”了！
拉拉杂杂叙叨了许多，尽管有些苦涩和酸楚的滋味，但毕竟是自己的经历，并且永远地过去了。无有这样经历的人，读起来或许会觉得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就此搁笔，请君原谅。
附图四幅。 （作于2020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