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唐前期君主重视储君教育,储君素质普遍比较高,个人能力突出
虽然唐前期的储君资质有别、境遇悬殊，不少储君下场悲惨，如李建成被杀、李承乾被废、李弘暴薨、李贤被废后又被杀。但是，他们的素质普遍比较高，个人能力突出，能在关键时刻挑起重任。史称，李承乾“听断颇有大体”，李贤“处事明审，为时所称”。这些都是唐前期君主重视储君教育的成果。关于唐前期储君的教育培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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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实践方面，君主给储君提供政治锻炼的机会。高祖朝，高祖因担心太子建成“不闲政术”，经常让太子“习时事”，“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太宗对储君的教育培养也很重视，贞观初年，为了增强太子承乾处理政务的能力，太宗赋予承乾相当大的权力。贞观十七年四月，承乾被废，晋王治被立为太子。同年六月，太宗便让李治“知左、右屯营兵马事，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贞观二十年(646年)二月，身体状况欠佳的太宗委托太子处理军国机要事务；次年五月，太宗康复后，又颁布诏令，命“百司依旧启事皇太子”。太宗让李治处理军政事务，是为了提高皇太子的执政能力。虽然高宗为巩固君权加强了对皇族的限制，但高宗并未因此侵削储君的权力，他同样很重视对储君能力的培养，多次让太子行使监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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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理论方面，君主重视提高储君的政治素养和知识水平。高祖建立李唐王朝，深知创业艰难，故而对守成之重要性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武德元年(618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疏指出“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择而任之也”，建议高祖“妙选贤才，以为皇太子僚友”。高祖览之大悦，随即任命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并赐帛二百匹。因礼部尚书李纲不肯为建成宫官，高祖虽然不悦，但是仍恳请李纲继续辅佐太子，并全力挽留李纲：“知公直士，勉弼我儿”。同时，拜李纲为太子太保，并保留礼部尚书和太子詹事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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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太宗对政治的凶险、治政的复杂亦深有体会，正如他自己所云：“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尽管太宗的人生经历很丰富，但在为帝后，他仍然感觉到经验和能力的不足，需要大臣忠谏以减少自己治政的失误。“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正因如此太宗对长在深宫、经历肤浅的储君常常放心不下。他曾经要求太子承乾的两位宫臣于志宁和杜正伦辅导太子时，“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至于如何培养性格仁弱的李治，太宗更是忧心忡忡，焦虑万分，但凡遇事必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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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高宗的性格比较软弱，但他对皇子和储君的教育也很重视。曾为沛王府修撰的王勃，因在诸王斗鸡后，戏为《檄英王鸡文》，高宗读后大怒，认为“据此是交搆之渐”，“即日斥勃，不令入府。”李贤为太子时，太子洗马刘纳言“撰《俳谐集》十五卷以进太子”。李贤被废后，《俳谐集》为高宗所见，高宗故而怪罪刘纳言辅佐不力，“自府入宫，久淹岁月，朝游夕处，竟无匡赞。阙忠孝之良规，进诙谐之鄙说”。为此，高宗将刘纳言除名，其后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不过，高宗对储君的教育常常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