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东北，有一座千年古县铅（yan）山，铅山历史悠久，人文丰富，这里有千年古镇——河口，千年纸都——石塘，千峰之首——黄岗山，千载寺观——葛仙山，千首词圣——辛弃疾，千古名臣——费宏，千篇华章——蒋士铨，更有一场千古之辩流传至今，这就是被载入史册的“鹅湖之会”。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宋淳熙二年（1175年），“鹅湖之会”的交锋发生在铅山鹅湖寺，这是一次被载入中国哲学史的辩论，被认为“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
故事要从宋淳熙二年（1175年）的初夏说起，浙东大儒吕祖谦与朱熹合著完理学著作《近思录》后，准备结束福建之行返回浙江，朱熹依依不舍，一路相送。五月底，两人抵达信州铅山的鹅湖寺，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理论分歧，使两人的哲学观点“会归于一”，于是出面邀请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前来与朱熹见面。六月三日，陆氏兄弟依约来到鹅湖寺。“鹅湖之会”的主角们于是悉数到场，辩论准备开始。
先来介绍一下“鹅湖之会”的四位主角吧，朱熹和吕祖谦都算是南宋学者胡宪的门生，算是同一个导师不同时期的学生，而公元1172年，34岁的陆九渊考中进士，主考官则正是吕祖谦。朱熹和陆九渊兄弟走的是两条截然相反的学术道路，理学和心学，在那个年代算是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
“鹅湖之会”发起者吕祖谦，“东南三贤”之一，“婺学”（又称“金华学派”）创立者，时年39岁。
“鹅湖之会”主辩手朱熹，“东南三贤”之一，理学集大成者，闽学代表人物，被后世尊称为朱子，时年46岁。
“鹅湖之会”主辩手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其学术思想，为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时年陆九龄43岁、陆九渊37岁。
从辩论双方的学术地位来说，朱熹19岁便中了进士，被公认是天才，师承儒家大学者李侗，专门学习“二程”程颢、程颐之学，可以说一直走的就是儒学正统之路。而陆九渊34岁才中进士，既没有显要的官位，也学无师承，凭着自己的悟性开创了儒学的分支“心学”。所以，陆九渊兄弟相对于当时的学术权威朱熹来说，更像是一个挑战者。
双方辩手已经就位，地点就定在了铅山鹅湖寺，也就是吕祖谦和朱熹住宿的地方，朱熹算是占有了一点主场优势吧。
辩论的场地当时还是一座寺院，后来由于这场辩论的影响太大，宋淳祐十年（1250年），改名为“文宗书院”，后来为了纪念“鹅湖之会”，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正式定名“鹅湖书院”。
那辩论双方到底辩了点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为学之道，教人之法”。先来了解一下双方的学术思想吧，其实朱熹和陆九渊都是唯心主义思想，但朱熹认为“理”是在一切事物之先就客观存在的，这种说法在哲学上被叫做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认为“理”存在于人们的心里，人的主观意志能体现“理”，这种说法在哲学上被叫做主观唯心主义。
除了“为学之道”上的分歧，双方作为当时的大儒，全国知名学者，在“教人之法”上也存在分歧，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即先多读书，多观察、研究、总结事事物物，只有这样，才能在博的基础上归结到精深的道理上来。；陆九渊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反对先在外界的事事物物上做穷理之工夫（包括博览群书），强调要先体认本心，去此心之蔽，先学做人，然后由人及事，再扩散到事事物物中去。
对于这些哲学理论和学术思想搞不明白不要紧，总之一句话，就是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学术道路截然相反，而作为双方的朋友吕祖谦，搞这么一场辩论的目的是想要居中调停一下，以期双方互相认可。
按理来说，当时双方都是引领学术界的大师级人物了，吕祖谦的本意是让大家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学术，求同存异。但没想到，知识分子比较执拗，脾气也不小，双方一坐下来，连客套话都没说，上场便直接开干，互相争论不休，针锋相对。
辩论会开了三天，反正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特别是第二个关于“教人之法”的辩点，朱熹认为要先博览群书，根据先贤的经验，再分析归纳，提高自己的认知，这就是所谓的“格物致知”。
而陆氏兄弟联合反驳，他们抛出了一个“发明本心”的主张，认为没必要多读书外求，重要的是认识自己的本心，先立志，然后“六经皆我注脚”。
朱熹听到这个观点，认为太过幼稚可笑，直接抨击他们“自信太过，规模窄狭”，他们的学问将会流于非主流，还不自知。谁知这时善辩的陆九渊举了一个先贤的例子来反问朱熹，他说“尧、舜之前可曾读过什么书么？”他们不也照样能成为后世称颂的先贤。
极端愤懑的朱熹一时也想不起更有力的辩词，于是愤然离席，拂袖而去。鹅湖之会也就不欢而散。这场辩论会对于朱熹的打击不小，当时他不仅年龄大，学术地位也更高，被两个后生说得无语反驳，当然会耿耿于怀。所以后来他在给吕祖谦的书信中说道，鹅湖之会让他痛苦地需要“深山静坐数月”，才能消解心中的怒气。
有人认为，“鹅湖之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吕祖谦没有调解成功，是一次失败的学术聚会。果真如此吗？其实思想和学术就需要争辩，而不是统一，尽管朱熹和陆九渊兄弟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对于中国的哲学史来说，这场辩论收获十分丰富。
当然，如果“鹅湖之会”也只是就此不欢而散，两派从此结仇，那么确实不足以名垂青史，难能可贵的就是，尽管双方互相容不下学术上的观点，但依然大度地包容了对方。
“鹅湖之会”的学术争论是没有结果的，谁赢谁输，孰好孰坏并没有定论，但800多年前的这场辩论，却实现了“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承诺。
后来朱熹还请“持不同学见者”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席，当陆九渊讲到《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时，朱熹大为感动，说：“我应当和学生们一同恪守，不忘陆先生的训诫（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朱熹还请陆九渊把他的讲词写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讲义》，并亲自作跋。
鹅湖之会后的第六年，宋淳熙八年（1181年）春天，陆九龄病故，陆九渊请朱熹替兄长写墓志铭，并到江西南康（朱熹时任南康太守）登门拜访，两人还一同泛舟湖上，相聚甚欢。
宋绍熙三年（1193年），另一位主辩手陆九渊去世，朱熹闻此噩耗，率领门下弟子到寺院设灵位祭奠，哭得肝肠寸断。
在中国哲学史上，朱熹和陆九渊都是当时的巨擘，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学术主见，另一方面，前辈也不以位分之尊强迫年轻人改弦更张，而是充分尊重其学术自由，兼有提携之意。尤为可贵的是，尽管互为“学敌”，却彼此欣赏，私交甚笃，演绎了坦坦荡荡的君子之度和儒者风范。“鹅湖之会”被载入历史，理所当然；鹅湖书院跻身江西四大书院，实至名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