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天津，三座鼓楼跨五六百年时光，说这高台重楼，即是在说城。
三个鼓楼，论体量，现在立于老城中的最大。新鼓楼四面门洞的匾额，沿用第二座鼓楼的内容，南曰“定南”，北曰“拱北”，东曰“镇东”，西曰“安西”。这是天津历史上四面城门额最初的一组。
新鼓楼建于本世纪初。其时，老城拆迁改造，在鼓楼北、鼓楼东、鼓楼南、鼓楼西这四条街交会的原址处，重建鼓楼。响铜三吨铸钟，钟铭由冯骥才、张仲撰文。老城里留下的一些老建筑，如东门里的徐朴庵旧居（现老城博物馆）、仓门口教堂、文庙，南门里的广东会馆、民居套院，西门里的中营小学，北门里沈家栅栏的卞家大院里院，如今成为寻觅旧城街巷方位的地标。鼓楼坐落老城中央，也起着这样的作用。
筹建新鼓楼，照搬旧时高矮大小，还是高而大之，有过议论。选择建“大号的”，是考虑周边高楼拔地起，要能与环境协调。在近半个世纪空留十字街之后，鼓楼作为凝结老城情怀的广场建筑，为市民所接受。
纵观三座鼓楼，并非是越建越大。建于明代的鼓楼，到上世纪20年代已成危楼。1921年实施原拆原建，有了第二座鼓楼。将两座老鼓楼的照片作对比，一个明显的差别是正脊。民国鼓楼九脊歇山顶的正脊，比明代鼓楼的正脊短了许多。古建筑专家魏克晶分析，“城台的体量变小，城楼的大木檩枋因糟朽而锯短使用，脊檩短了，因而正脊也就缩小了”。
三座鼓楼之间，横着一条“代沟”，那就是：前两座为传统砖木结构，新鼓楼则使用当代工程材料与施工技术。砖木结构的两座，造型有不同。墩台的拱券门洞，民国所建拱脚很高，形状高挑；而第一座鼓楼，门洞为半拱券式，下部拱脚低矮，宽度的尺寸大于高度的尺寸，显得门拱大跨度，风格拙朴粗犷而富有力度。光绪十年《津门杂记》的形容，用语“砖穴最古”，反映了得于视觉冲击的感受。两座老鼓楼，墩台“宽广而虚其中，如穹下覆”，重楼之下四门通道的交叉，拱顶状若穹隆。中国哲学讲究的天圆地方，古人关于空间奥秘的遐想，在鼓楼有了表现。
古代钟鼓楼之设，则着眼时间，即对社会公共时间的管理。敲钟击鼓司晨昏，城门启闭，构成日复一日城市生活的节律。古都北京中轴线上，兼有钟楼鼓楼，是一种规制；钟鼓合于一楼，钟鼓楼又是一种情况；较为普遍的，单建一鼓楼。津城属于这种情况，却是悬着钟的鼓楼。
因为敲的是钟，清人对鼓楼名称提出异议，改以“钟楼”者有之，称“古楼”再附上句“俗作鼓楼”者有之。特别是后者，似是而非。总不能说当初楼成，先不命名，只等楼变古旧，再取“古楼”之名；并且，天津卫还尽出“白字先生”，舍笔画少而用笔画多，把“古”字冠名的楼，捣鼓成“俗作鼓楼”——这怎么可能？
鼓楼之称相沿既久，是因昔时家喻户晓的更鼓常识，“一更鼓““三更鼓”“五更鼓”之类生活用语，作了约定俗成——鼓楼者，把时辰弄出声响来的楼。鼓楼上打鼓，自然名实相符，撞钟虽有异，司时功能未变。此其一。其二，《大金国志》记燕京宫殿钟鼓之设，“有两楼，曰文曰武”。元朝因循，《南村辍耕录》记“钟楼，又名文楼……鼓楼，又名武楼”。这或可参考。天津城市的起家，设卫之城、军事建制，钟、鼓二选一，也该是鼓楼。至于武（鼓）楼而文（钟）声，文武兼备，不正是这座城市历史发展的美谈吗？
旧时天津鼓楼的钟声，早晚两次，每次敲54声，总计108声。这是吉祥数，一年中的12月、24节气、72候相加，即为108。撞钟有规范，“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咸丰年间周楚良《津门竹枝词》：“本是钟楼号鼓楼，晨昏两度代更筹。声敲一百单零八，迟速锅腰有准头。”如此操作，单一的钟声就敲出了不同节奏。间隔长短有规律的变化，具有排序意义。54杵钟声分成三段，有如“倒计时”，提示城门开闭时刻一点点临近。
这提示，面向城内外大众，特别传送给守城门的士卒，还有西门里临街的镇台衙门。晨光熹微之中，钟敲54杵将尽，总兵署鸣炮应之，城门遂开。
所谓“鼓楼司晨昏，启闭城门”，中间尚有环节——打开城门的兵，要听候总兵官署鸣炮发令。因为这环节，过程更有了仪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