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朝历代的亡国之君中，崇祯绝对是极为特殊的一个，他虽是事实上的亡国之君，但却并非祸国殃民的无道昏君。崇祯是个非常复杂的皇帝，他继位之时大明已是摇摇欲坠，这个责任并不在于他；然而相较于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崇祯手中的牌却也没有烂到不可收拾，偏偏在他的勤勉治理之下最终迅速灭亡，这个锅他是甩不掉的。
崇祯的勤勉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由于能力实在有限，大明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开始持续恶化。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源于崇祯从未经历过系统的培养。
朱由检本与皇位无关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对皇位的传承顺位有着明确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毋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因此，作为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弟，朱由检原本已经注定与皇位无缘。
明朝的王爷本就是闲散王爷，注定与皇位无缘的信王朱由检自然也就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培养，这是造成其能力有限的主要原因。当天启七年（1627年）兄长朱由校突然去世，朱由检成为皇帝，一个16岁的少年，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压力可想而知。同时，当时的大明已经是风雨飘扬，并没有给他足够的适应和学习时间。
崇祯并未经过系统培养
在执政期间，朱由检的这一缺憾被无限放大，“勤能补拙”显然并不适用于治理国家。例如他虽然看到了阉党对于国家的损害，但却并未考虑到朝廷势力的平衡问题，最终反而导致朝廷局势持续恶化；又如在平衡“攘外”和“安内”关系上，在数次有机会彻底剿灭农民军的情况下，却将军队调去抵御后金，使得农民起义军多次起死回生，士兵疲于奔命，却最终被双线作战拖死。
崇祯前后执政不过十七年，然而却先后更换了五十多位阁臣，导致朝政极度混乱；而前线将领更是走马观灯一般的频繁撤换，结果空耗本就不宽裕的财政，反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才人方面，明末时期并非无人可用，陈奇俞、洪承畴、熊廷弼、孙承宗、卢象升、孙传庭、赵率教等人均可堪一用。如果崇祯帝能够知人善用、宽怀对待，这些人完全可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然而，崇祯在启用一个人时，虽然能够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却不能长期贯彻，由于太过急功近利，在看不到效果之后，便又会迅速否定掉之前的决策，再度更换人选。
例如，在平定农民起义时，崇祯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结果虽然数次重创农民军，却始终未能将其彻底剿灭，反而使其总能起死回生。
再如任用袁崇焕方面，就因为袁崇焕一句“五年平辽”，崇祯初期对他的确信任有加，要权给权，通过撤巡抚、罢内臣、赐尚方宝剑等方式，将其权力最大化；要钱给钱，当时国家的大部分收入全部流向了辽东；极力支持，即使袁崇焕擅杀毛文龙，崇祯仍然认可了他的做法，并未对其进行任何惩戒。然而，就在毛文龙被杀四个月后，“己巳之变”爆发，后金军队杀到北京城下，导致崇祯对袁崇焕失望到极点，又将其迅速处死，结果导致辽东局势再度恶化。
崇祯这种用人策略，频繁更换大臣，不仅没能取到预期效果，反而使得朝廷政策持续贯彻，最终落得个一事无成的下场。
明朝末期，朝廷面临的局势已经极为危险，而朝廷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方面源于朝廷腐败，另一方面便源于财政匮乏，崇祯事实上也曾尝试改革，意图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导致动荡持续加剧。
在改革朝政方面，崇祯最大的动作便是瓦解阉党。然而，正如前文所说，他虽然看到了阉党和党争的危害，但却并未仔细考虑阉党存在的价值，结果虽然将阉党彻底铲除，全面削弱的厂卫职权，然而不仅没有消灭党争，反而使得文官在失去监察之后更加为所欲为。我们以浙江的茶税为例，天启年间时尚有二十余万两，而在茶监撤销之后，到崇祯十年时，竟然下降到了每年十二两白银。
而在财政改革方面，作为以农业税为主的国家，由于明末时期土地兼并极为严重，占有大量土地的官僚阶级却可以用各种方式合理避税，在工商杂税无法支撑收入的情况，所谓的“开源”反而是将压力压在了普通百姓身上，导致百姓怨声载道。而在“节流”方面，各级官员为了避免自身利益遭到损失，却将基层“公务员”作为了节流主要群体，结果导致他们被大量裁撤，例如李自成本是吏员，收入本就微薄，被裁撤之后，走投无路的他只能杀了债主，最终变成乱民，且对朝廷怀恨在心。
由于当时朝中文官集团势力太过庞大，崇祯的改革最终误入歧途，不仅没能使得朝廷局面好转，反而加剧了天下的动荡。
综上所述，严格来说崇祯并不算是一位昏君，而只是一位才能较为平庸的君主，可他偏偏又太过勤勉，结果不仅无法扭转局势，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是崇祯的悲哀，同样也是明朝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