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辰亮 摄于兰心大戏院
对一个久居城市的居民来说,纯粹的黑夜是罕见的。
在上海市区,我从未肉眼见过“漫天星光”。事实上,在这个人造的琉璃球里,自140年前的夏日上海街头第一次亮起弧光灯后,便日夜通电。由此上海的苍穹,各处的灯光与霓虹烘托得云层绚丽多变,整夜轮番显出红色、紫色,或者靛蓝色,总不会是完全的墨黑。人们就管这里叫“不夜城”。即便一个人独处室内,把屋内所有的电源关闭,窗外总还是透进人类驯服夜晚的奥秘——
路上驶过的汽车的灯、楼下的街灯、邻人家的窗户,都是亮的,还有远处的楼宇,即便夜已深沉,楼内的人都睡去,楼内扇扇窗都暗下,那在楼宇顶层一闪一闪亮着灯总是不灭,提醒着夜航的飞机注意,要飞过一片城市的峰峦起伏,这里山岛竦峙,暗礁密布,但一切都在亮处。
到了夜晚也拥有光线,对在城市长大的小孩来说,就像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像笃信打开龙头总有水。像走到街上必有商店。我小时候家里客厅的电灯开关还是拉绳,每晚亮灯,对成人来说是一个寻常的动作,于我却是某种仪式时刻。我总期盼着自己的身高能够到拉绳。所以我比谁都盼着黄昏的降临,盼着全家吃过晚饭,盼着祖父母和父母收拾碗筷,我一次一次看着窗外,希望太阳快点收走余晖,然后我急不可耐地问——可以开灯了吗?再等一会儿吧。可以开了吗?还没有很暗呢。很暗了很暗了,我已经看不清楚了,现在可以去开了吗?我已经等不及了。老人笑着叹气,终于点头。也好像是放手,让这紧紧攥在手里的一日翻页。
如今我或许能明白那种不自觉的拖延,成年人总是希望一天的流逝过得慢一些、再慢一些,但孩子却在后头踮脚催促了。我伸长手终于拉到那根绳,雀跃着去够。整个房间,就在光芒之中了。
拉绳受过弹力又跳上去,在雪白的墙壁上荡来荡去,显示出不受人掌控的自由意志。
夜晚的世界,和白天的一切相同又截然不同。比如一只粉色的柜子在黑暗中看起来是白色的。但如果开了灯,它看上去就是金色、肉色和白色的叠加。陈列在柜子上的摆设,那些无锡泥人偶、小猪扑满、两个丽人造型的卷笔刀还有小瓷马,各自站在明明暗暗中,像舞台上的主角和配角,因为光线的不同,自然分出了忠与奸。我可以看着它们脑补一出戏,然后改变他们在光线里的位置,由此派生出一场新戏。
那匹小瓷马是我参加演出所得的奖励。那时我参加学校的民乐队,周末和节庆日常到各处的少年宫和剧院参加演出,反反复复演的那些曲子,无非是《关山月》《渔舟唱晚》和《战台风》,对演出的内容我已记忆模糊。但记得为了准备上台,带队的老师在后台用摩丝替我们梳头,梳得紧极了,女孩们的头发都被拉扯得生疼,但我们都不敢吭声。忍着头疼,等待老师在我们的发辫上夹上镶嵌银色波点的蓝色大蝴蝶结,给我们抹上夸张的腮红和口红。我们就像被施了咒,要去扮演另一个人。
穿过剧场长长的后台,我们手拉手依次从化妆室走向帷幕边候场。光线属于台前,幕后是一片宽阔的黑色的平原。我们踮着脚走,不发一声,在帷幕后听着台上正在演出的声响,话剧演员在说台词,舞蹈演员在跳,我们感到化纤演出服和白色丝袜在皮肤上造成的瘙痒,等着属于自己登台的时刻。
舞台上的光线和家里的光线完全不同。家庭的照明只是温存照亮那些日常,但舞台上的光线是左右千军万马的指挥棒。光线明亮,就是白昼、是主角的坦途,是宽阔的战场,是群舞的山河壮丽。光线黯淡,就是聚焦的收缩、是一个人的内心戏,是窄小的房间,是歹角占了上风。被光线照到的人,就开始演出、舞动、展示,没有被光线照到的人,即便在台上,也等于不存在,他们可以偷偷从舞台上下场,台下观众也不会发觉。一切就像大卫·科波菲尔的魔术。
帷幕拉开,藏在褶皱里的灰尘飞扬起来,被舞台上方发热的灯光映照,只有正在台上演出的人才能看见,漫天金屑,这也是另一种关于光线的咒语。
我总是在后排,坐在自己的琴前,望向黑压压的观众席,想此刻我的母亲在台下还能找到我吗?或者我虽然在高高的舞台上,但对她来说是不是看不清甚至看不见。我在光线之外,就等于不存在,就逃脱了剧场外真实的世界,也逃脱了舞台上戏剧的时间。
有一次演出结束,我回家时太阳已落山,小区显得比平时暗,居委干部一边摇着铃铛一边通知今晚要限电几个小时。九十年代初上海每逢高温时节饱受断电之苦,大家已经习以为常。回到我自己家,楼道里的光线里弥漫着谁家在煎鱼的气味,和小菜轰一下进油锅的声响。祖父母看到我进门,不慌不忙从夜壶箱里取出旧报纸包裹的白蜡烛和火柴,祖父点燃蜡烛,等待着火苗跳起来后,他微微倾斜烛身,让刚融化开的烛油滴在垫板上,然后在一汪油里插上蜡烛,等待烛油重新凝结起来,以此固定底座。
小小的房间里,所有人的脸被烛光赋予新的轮廓。我们在烛光里用晚餐。餐后本来各自要忙各自事情,但此刻什么事都做不了,所以都不必做,所有人都聚在小小一簇烛光边开始聊天。古代洞穴里原始人一家人,也是这样度过一个夜晚吗?我忽然感念这停电时分。
祖父说起他小时候的故事,江南水乡的长廊,江南水乡的桥与屋檐。他说起在我父亲小时候,他们一家从上海回嘉善看亲戚还要走水路。入夜没有光线,船家不断划桨,却发现小船反反复复在同一片芦苇荡里打转,船家神情严肃地对一船人说,今天鬼打墙了,怎么也找不到本应熟谙的路线,我们不能继续前行,必须等天亮才能赶路。
后来呢?后来是第二天天亮了才开船呀。再后来呢?再后来是可以通汽车去了呀。再后来呢?再后来是我们都老了,老家的长辈都去世了,所以也不必再回去了。祖父说。他又说,最近在梦里总看见他的父亲撑着伞望向他,风雨里叫他他不应答。祖父请托家乡的朋友去看,发现他父亲的坟墓被雨后的积水浸湿了。祖父说着,就哭了。我害怕起来。孩子在成人的眼泪前多么惶恐。
蜡烛烧久了,露出中间长长的芯,满屋的光线跳跃起来,将静静坐着的个人的影子拉长、又赋予动感,变成黑色的舞者,像传说里的灵魂。众人默默不语,祖母用剪刀熟练地剪去一截烛芯。光能照亮的范围缩小一些,但光线立刻稳定下来。此时小区恢复电力。整幢楼亮起来,我听见邻居轻声的欢呼。屋内父母吹灭蜡烛,开始收拾碗筷,催促我去做作业和练琴,好似暂停的时钟又开始运转。我重新能看清祖父,他已经平静下来。褶皱的脸上还残留一点湿润的反光。他用指甲剔着垫板上的白色烛油。然后展开同一张旧报纸沿着折痕收起蜡烛。刚刚围着烛光发生的一切以及说过的一切,好像完全没发生过。一切像我的一个梦,像一场演出结束后的散场,令人心驰荡漾,意犹未尽。可一切已经结束。除了屋内残存的一点点蜡烛熄灭后的烟,轻轻地、轻轻地飘着。
那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新村生活。夏夜里偶然断电和限电的日子很快随着城市发展结束。暑假过去,我长大了,升入新的年级,不再参加民乐队。冬去春来,田林路和柳州路的十字交叉口建起一座超市。那是1992年3月21日,本市的晚报登出当天重要新闻《本市最大自选商场——联华超市田林商场下午二时隆重开业》。“营业面积达900平方米的田林超市,在商场布局上吸收了国外超级市场的经验,在商品陈列、收银机放置及人流安排上更显合理、流畅。商场配有15吨冷库一座,可以不断补充冷冻食品上架。”
这在当时是全新的购物模式,开业第一天,整个新村的人都在排队等待入场。再没有玻璃柜台间隔货物和购物者,孩子们推着购物车像花样滑冰选手那样在货架和货架间穿梭,日用品、新鲜的蔬菜和肉,简直什么都有,“琳琅满目”四个字成为那一周本地所有孩子作文里的关键词。但那也不是应有尽有的。我知道。
偌大的超市里不卖蜡烛。
那些关于烛光的小小技巧:用烛油固定底座,剪短烛芯稳定光线,都随着新事物的到来而消失,像完成演出的人下台。货柜上不再有蜡烛的位置。此后至今,除非在西餐厅增加情调,我再也没有在上海的普通人家遇见过需要蜡烛照明的时刻。甚至餐厅里的蜡烛,有时也只是保留了烛形的充电小灯。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再在纯粹的黑夜里,我擦亮火柴点亮那烛光,会不会像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光线里看到我想看到的一切。
那个带着一脸彩妆,刚刚从舞台上下来的小女孩;那个被小小烛光照亮的桌面,桌子上盛放晚餐的、印有祖母工作过的厂名的搪瓷碗;还有桌边的我的古筝、我的书包、橱柜上我视若珍宝的小玩意们……烛光也一定会照亮祖父的脸,会把已经去世的他的容貌和声音都带回来,带到我的眼前来,他会说他水乡童年的故事,就像此刻我在回忆自己在城市新村度过的童年一样。
我一定不去拉亮那根电灯的绳子开关。我一定会紧紧攥着蜡烛不放手,即便热的蜡烛油滴落我的手上,烫了一下我也不放手。让烛光再亮得久一点,让黑夜和光明都不要来侵扰这光线笼罩的范围,这小小的一束光照亮的范围,像一束舞台上的光聚焦,让其余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存在,让时光在此暂停,我想在烛光里再次看到你的脸,直到一切真实和不真实的存在,开始随着变长的烛芯跳跃。
作者:沈轶伦
编辑:钱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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