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欣欣/文
那年9月的一天，我与老友Daksh在新德里机场会合。随即我们就驱车前往喜马偕尔邦（Himachal）的首府西姆拉（Shimla）。我们的计划是从西姆拉继续向东北，直到拉达克(Ladakh)的首府列城（Leh）。
从西姆拉到列城一般是经库鲁谷地（KulluValley）直接北上，而我们却是先东北再西北，逆时针方向，沿着印中边界走一圈再去列城。我曾详细记述过喜马拉雅的夏都西姆拉，万仞山中的孤城列城，还有天衣云锦般的班公错，然而那次旅行走过的大多是这星球上人迹罕至之地，无法简单地以公里计数，更不止是那两座城和那一片湖。
一
自2003年起，我的印度行程都是由Daksh安排，他的照顾犹如一把伞，为我遮挡了印度自由行中的各种不快，而那些往往是每个自由行的旅人无法避免的。即便有如此的保护，旅行的艰难仍无法避免。因第一次旅行终结于病痛，我曾发誓再也不来印度。然而仅仅一年，我就自食其言了。
为了这一次旅行，Daksh租了一辆吉普。司机小个子，黑黑的，其模样和作派都不令人印象深刻。我几次在次大陆做长途陆路旅行，如果不乘火车，就必须租一辆车并配一个专业司机。我不清楚为什么外国人不能自驾，是因为当地的法规还是源于种姓制度的习俗？或许是兼而有之？
一坐上副驾驶的位置，我就看到后座的查理。他出生于西姆拉，并在那里度过童年。在西姆拉出生的英国人很多，美国人却比较罕见。几年前，我在丹佛和他见面时，他穿着过时，并没有美国人常见的开朗和自来熟。交往几次后，我觉得或许是特别的经历，他成年后回到西方，生活得相当边缘。他目前的职业似与水力发电有关，经常前往印度或巴基斯坦，但真正的兴趣却是写一本威廉·穆克拉夫的传记。
威廉·穆克拉夫（1767-1825）是英国人，20多岁时去法国学习兽医。他成为英国第一个合格的兽医手术师，后来又离开英国加入东印度公司。30多岁时，他离开了东印度公司，远行中亚寻找种马，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最传奇部分。因老穆在西藏的旅行疑点重重，查理为一探其究，不仅结识了专精印度喜马拉雅山区历史的学者，还向我打听西藏档案馆的查询程序。可惜就他找到的中文文献来看，所获非常有限。
我们驶出机场已是深夜，但逃离大德里依然不易。车子夹在车流中，走走停停。司机一再说一上“GT”就好了。
“GT”是印度大干道“GrandTrunkRoad”的简称。它最初是一条沿恒河的通商道，那条路在佛教文献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均有提及。后来孔雀王朝的开国者（公元前324-293年）将古老的道路扩建，那时起通商路就与波斯皇家大道连接，成为印度次大陆到中亚的主要道路。
这条至少有2500年历史的道路大约长2400公里，沿途主要城市有孟加拉的吉大港和首都达卡，印度西南的加尔各答一直向西北，经过瓦拉纳西、德里、印巴边界的阿姆利则、印控克什米尔的重镇斯利那加，直到巴基斯坦。再经过拉合尔、伊斯兰堡，白沙瓦，进入阿富汗，直到喀布尔。沿着大干道还有近百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历史保护地，其中的瓦拉纳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直有人居住的城市，而白沙瓦的贵霜帝国旧城里也仍有居民居住。
大干道沿线的三个主要城市拉合尔、德里和达卡位于三个不同的国家，但它们的存在都归功于肥沃的印度恒河平原。然而，出阿姆利则、经过巴基斯坦、直到阿富汗的那一段，不仅是南亚地缘政治最不友好的地区，在地球上恐怕也是除了中东之外最危险的区域。据说自1990年以来，克什米尔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有5-10万，该数字大约是自 1948年以来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死亡人数的三倍。2003年，我乘飞机飞往斯利那加，因天气因素，又因灯光管制，还经历了极其严格的安检，这一切终于将三四小时的飞行折腾成了一天一夜。我本来打算此次旅行沿着大干道直到斯利那加，再从斯利那加向东去列城。岂知该请求一说出口，Daksh就两眼一瞪：“那里经常有袭击和爆炸，正在军事管制！”
二
驶上大干道之后，车流未见疏减，车行依然不顺，但我还是睡着了，毕竟人在旅途已经一昼夜。朦胧中，车子似乎停在一座桥下，公路在此断裂。司机在问路，透过车窗望去，才知干道又在整修。自孔雀王朝至莫卧儿帝国，这条路不断地重修，其中15世纪时的普什图王谢尔沙苏瑞（SherShahSuri）虽江山不过五年，但效率奇高，至今印度次大陆仍鲜有人能及。
大概是因为普什图王对大干道所作的贡献，直到19世纪中叶，大干道仍被称为谢尔沙大道。1830年英国人开始修整大干道，彼时英国人进入次大陆已近两个世纪了。当时的英国驻印度总督威廉·本廷克勋爵一心想把加尔各答与白沙瓦相连，整修大干道就从加尔各答开始。
2006年，我曾到访加尔各答。走在加尔各答市中心，维多利亚纪念碑，圣约翰教堂，皇家保险公司遗址，乔布·查纳克墓地，好似走进一幅伦敦的黑白照片。那时我并不知道从加尔各答沿着大干道向北，还会经过三座欧洲殖民城市。它们依次为丹麦殖民的塞兰波尔（Serampore），法国殖民的查德纳戈尔（Chandernagore）和荷兰殖民的钦苏拉（Chinsurah）。后来英国人从丹麦人手里买下赛兰波尔，又用苏门答腊和荷兰人交换，得到了钦苏拉。现在查德纳戈尔留有一两座法式建筑，赛兰波尔还有丹麦人建的基督教堂和一座亚美尼亚教堂。欧洲人早期殖民印度时，西班牙已经衰落，海上霸主是荷兰人，而荷兰正是当年英国走上殖民路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个原因竟然是荷兰人对每磅胡椒提价5先令！英国为了取得霸主地位，不惜与荷兰打了三次战争。1675年，英荷缔和，荷兰无力再与英国争霸，于是争夺印度就剩下法英两国了。法国支持的莫卧儿帝国孟加拉总督曾痛击英国人，甚至夺取了当时英国人殖民的桥头堡——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可是我从未听过丹麦人殖民印度，据说丹麦人因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中立曾一度主导过印度贸易呢。
夜色隐去了公路上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无论它们是同行还是逆行。我们的车子不断地加速，却少了紧急刹车。想必常在路上闲逛的神牛、猴群也都睡去了。大约凌晨两点，车子停下。星光明亮，周围黑竣竣的山峦散发松香。
如果是白天，所停的路旁一定有一家Dhaba。据说印度公路旁的快餐店最早就源于大干道，它们往往就是一间棚子，棚子下摆了几张塑料桌椅。无论多么偏远地区，Dhaba一律使用黄铜或铜的器皿，但没有刀叉汤勺之类。除非特别请求，食客一律用手吃饭。南方的Dhaba还会有几张吊床供来往的司机打打瞌睡。
Dhaba在印地语中是“饭盒”的意思，后来扩展为公路旁快餐店的统称。这个“饭盒”让我想起印度办公室的午餐盒饭。长期以来，上班的印度人仍然吃家里烹制的盒饭，那盒饭并非带到办公室再加热，而是通过午餐盒饭递送系统从家里直接取来，趁热递送到上班族的手中。这个系统源于19世纪后期的孟买，当时很多人从各地移居孟买，而孟买没有快餐店或食堂。那些移民分属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口味也大不相同（虽然我对印度饭的味觉是除了咖喱还是咖喱）。为了满足上班族的需要，1890年，一个名叫马哈迪奥巴赫什的人召集一些人 开始了午餐递送服务。这种服务叫做“达巴瓦拉”，意思就是送盒饭的人。长期以来参加这种服务的人都是男性，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达巴瓦拉骑车去家庭或午餐制作点取回盒饭、汤和奶茶，先送到集散点，再从那里由不同的递送人分发出去。因宗教和种姓的原因，这种递送服务不但不能弄错食物，食具也绝不能混合使用，又因送饭盒的人识字有限，食具上会有不同颜色和形状的标记。如今的盒饭递送服务已使用了火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从2013年开始，也有女性加入递送盒饭。虽然现代送餐服务已经普及，但印度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送餐服务，宝莱坞还以送餐服务拍了一部浪漫喜剧，名字就叫《午餐盒饭》。
前方一点灯光，沿着小路向灯光走去。走近了，我才看出灯光下是一间店铺，店前有一个大院子。以前大干道上跑着牛车和马车，也许还有战象的部队，那时的院子一定堆满了草料。走进店铺，欢快的印度歌曲扑面而至，同样扑面而来的还有不眠不休的苍蝇。歌声和苍蝇都难掩小店沉沉的睡意。
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一个伙计，他揉着惺松的双眼，慢慢走到灶前。若是白天，这里一定会有酥脆的 Parathas（烙饼），配上稀糊糊的扁豆泥。印度店里卖的烙饼都是先合面现烙，即便是食品地摊也毫不马虎绝不偷工减料。除了各种饼，快餐店的灶台上大多还会摆着一堆Jalebi。Jalebi是印度典型的油炸甜食，在制作上和中国的馓子相像，把面条盘成圆形放在油里炸。但这种印度馓子往往被炸成杏黄色，再刷一层糖浆。
随着汽车和西方快餐的普及，一些Dhaba开始西化了。但我感觉印度无论怎样工业化，大都市之外的民众仍然坚守传统，小农户仍据多数，因此保持了食料新鲜和传统的烹调方式。一些Dhaba仍然用木炭烹制食品，比如旁遮普风味的黑色小扁豆，通常在木炭的余烬上炖12小时左右，直到豆子变成带有烟熏味的豆糊。这类豆糊是印度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印度盛产各种提味的辛香调料，豆糊里又一定伴有如姜黄、丁香等辛香调料。印度土地虽然肥沃，但供养那么多人口不容易，我的印度朋友说土地都是种粮食的，没地方种饲料。我想印度教不吃牛肉的传统，恐怕最初也是因为自然条件所限，逐渐被宗教化了，神牛亦如此。对此，马克吐温说：“对于他们而言，所有的生命似乎都是神圣的，除了人的生命。”（赤道环游记）
灶台前，那个伙计开始剁姜末、月桂，随即磨碎胡椒，又不知从哪里变出牛奶和茶叶。姜末、月桂、胡椒、丁香和豆蔻在滚水里打着转，那伙计若有所思地盯着滚沸的水，浮起和沉下的香料，良久。然后，他又在滤过的茶叶上盯视了一番，似乎是在占卜。奶茶之于印度人犹如咖啡之于意大利人，且更有甚之。我的意大利朋友多纳多来美国几天，清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卡普奇诺，否则什么都干不了，但多纳多绝对是要吃午饭的，而很多印度人靠着早晨一杯奶茶能坚持到晚餐。
欢快的歌曲一再重复，苍蝇不知疲累地哼唱着，热奶茶总算是端上来了。一尝，偏甜。然而就在那一刻，我又回到了熟悉的印度——几乎所有未经改良的印度菜肴或是偏咸，或是偏甜，或是偏辣，或是无法言说。
印度这一片次大陆，比欧洲还大，人口将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不必说印度教徒人口全世界第一，它的穆斯林人口也是世界第二。它的语言文化社会风貌如此多样，多样得使我根本无法把握，而这种无法把握感并未随着多次到访和阅读而渐弱。各种印象，努力形成的概念更加碎片化，而我也不知道那些碎片能否拼成一张大致完整的图像。
三
饮茶之后，再次上路。此时车辆更加稀少了，查理和Daksh在低声交谈：“再往前就要和GT分道了，GT去阿姆利则，我们要去西姆拉。”
西姆拉所处的省是喜马偕尔，几乎位于德里的正北，而阿姆利则在德里的西北，其所在省是旁遮普。然而在印巴分治前，并没有什么喜马偕尔邦，西姆拉城所属邦就是旁遮普。印巴分治时，旁遮普的大部分归了巴基斯坦，小部分归了印度。归印度的那部分更名为东旁遮普，后来东旁遮普邦的东北地区再组喜马偕尔邦。同类事件还发生在孟加拉，那片土地从东孟加拉更名为东巴基斯坦，再与巴基斯坦分离独立，成为现在的孟加拉。印巴分治是现代历史的大悲剧，更改地名在那样的人类大悲剧中已是微不足道。
2006年夏天，我曾乘火车到访阿姆利则。那条火车道犹如大干道的影子，跟随着久远的历史向西北延伸。进入旁遮普时，我看到印度河五条支流冲积而成的土地非常肥沃，真无愧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面包篮。阿姆利则的意思是“神酒之池”，大概16世纪下半叶，莫卧儿大帝阿克巴（Ak－bar）将阿姆利则捐赠给锡克教徒，由锡克第四任上师建立圣城，并开始修建锡克教的圣殿（俗称金殿）。印度的旁遮普一半左右的居民信仰锡克教。该教在发展中曾遭到过严厉迫害，因此在印度繁多的宗教中，虽然建立时间最短，但却集宗教和军事化一体。一旦皈依锡克教，男人改姓辛格（Singh），女人改姓或冠以中名考尔（Kauri）。他们留发留须，成年后，不得不用布包起长发以便行动。虽然80%的锡克教徒住在旁遮普，但那些远走他乡的也很为世人瞩目，他们不仅是1940年代在上海或香港看门的红头“阿三”，还在欧美国家成为议员、教授或格莱美奖得主。
黑色的道路一直伸向前方，偶然路灯闪过。司机打开车窗，热带潮湿的草木香飘了进来。看到我已经醒来，查理说 ：“据说为了深入西藏，穆克拉夫不得不为旁遮普王治疗梅毒。这一治疗使老穆进藏的计划又搁置了若干年。”他总是念念不忘老穆啊。“他是兽医，也会给人治病吗？”查理回道：“他在当兽医之前就是外科医生。”我问：“他不是1812年到过西藏吗？”“他是沿着恒河支流，穿过 Niti山口，到达西藏的达巴，现在隶属札达县，也就擦了个边儿。 ”“他后来又去了吗？”“一般认为穆克拉夫1825年在阿富汗去世，但他同一时代的法国人古伯察却声称老穆1826年进入西藏，并在拉萨生活了12年。”
古伯察 (Huc,Evariste-Regis1813-1860)是最早进入西康地区的法国传教士。老古于1845年经玉树的曲麻莱和治多进入拉萨，次年被押解回成都。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古伯察两次提到穆克拉夫。老古说老穆离开西藏前往拉达克，途中被杀。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绘制的地图和照片，从而引起西藏当局的警觉。Daksh插话说：“我听说的故事比古柏察所述更为离奇。据说在拉萨期间，老穆一直靠涂黑皮肤掩藏真身。在回印度途中，他与一藏女行好事，不期露出那话儿。其皮肤过白竟然惊吓了那个女人，她的尖叫暴露了老穆之真身。”
车窗外，东方既白。车子遂转向东方，山道弯弯。晨光为黑色的山涂上一层金色，鸟儿已经起身了。稍微打开的车窗，吹进晨风，也吹进了鸟鸣。
车子正行驶在喜马拉雅南麓，望着苍茫远山，我在想穆克拉夫真的有过另一次西藏之行吗？无论是否有过，近百年之后，瑞典人赫定研读了老穆旅行的记录后，决定启程前往中亚、新疆和西藏，开始其三次探险旅行。
（作者现居美国科罗拉多州。主要作品《恒河：从今世流向来生》、《此一去万水千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