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往往以“不割地、不和亲、不称臣、不纳贡”称赞明朝的骨气，更是敬佩明朝“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的慷慨。
事实是作为明朝开创者朱元璋看来，所谓“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是极其荒唐的。
在朱元璋看来，适合大明国都只有这四个：金陵、凤阳、汴梁、长安。燕京从来不在朱元璋的考虑之中。
金陵是朱元璋一统的基地，是大明财力所在；凤阳是朱元璋故乡；汴梁是北宋、金朝（后期）都城所在；长安是秦、汉、隋、唐都城所在。作为金朝和元朝都城所在的燕京，从来没有成为朱元璋的都城备选。
洪武元年，朱元璋下诏以汴梁为北京；洪武2年朱元璋在凤阳建造中都。但由于汴梁和凤阳在元末战争中败落，难以成为都城，朱元璋最后放弃了，在洪武11年放弃了北京汴梁，改南京金陵为京师。
洪武24年，朱元璋派遣太子朱标考察关中，为迁都长安做准备，后来因为朱标之死而作罢。
定都长安，还是燕京？各有优劣。
定都长安，有利于中原政权积极和北方游牧民族竞争，积极争夺蒙古草原和西域控制权，是汉人北望的根基
，因此秦、汉、隋、唐才能在对抗北方游牧民族时表现出色。
定都燕京，有利于北方游牧民族展望南方中原汉土，积极和中原政权争夺河北、河南、山东等地平原（江淮以南不利于北方骑兵，但江淮以北，中原政权不敌北方游牧民族），是胡人南望的前哨
，因此辽、金、元、清在对付中原政权时得心应手。
长安和燕京势力展望如下图：
西安北上挥戈，北京南下牧马
定都长安就必须控制鄂尔多斯草原、河西走廊才能保障安全，是属于主动出击以保安全；定都燕京，就必须控制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同样是主动出击以保安全。
而明朝定都北京，所起到的作用只有一个：
强化北京防御，这和朱元璋时期的北平所起的作用一致，只是程度上的区别。
明朝定都北京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让辽东、大同、太原等镇从守边变成守北京，同时让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被忽视。
藩王守边、天子守国——朱元璋时期的守边策略
天子守国，即天子在后方支援指挥，定都南京发展经济，支援北方军事。
藩王守边，即册封各藩王防守边境，为大明保卫边疆。朱元璋时期守边的藩王有：
秦王朱樉镇守陕西，防守鄂尔多斯；
晋王朱㭎、代王朱桂镇守山西，防守山西北部；
燕王朱棣防守燕山一带；
辽王朱植防守辽东；
宁王朱权作为前锋震慑蒙古；
庆王朱㮵镇守宁夏卫，防守西北
藩王守边局势具体见图
朱元璋册封守边藩王所在位置图
朱元璋时期主要军事重镇是：大同、北平、大宁、辽东、开平、东胜、甘肃。
各地形成相互配合：北平可以支援辽东、大宁、大同、开平；太原可支援大同；西安可支援宁夏、山西、大同、东胜、甘肃。
防线各有侧重：北平、太原、西安是属于边防区域支援中心；宁夏、大同、大宁、辽东、甘肃、东胜、开平是边防前线军事基地。
于是大明就形成三级边防体系：
天子的南京（一级调度和总指挥）——北平、太原、西安（二级调度、中转站和区域指挥）——辽东、大宁、大同、宁夏、东胜、开平、甘肃（三级作战前线基地）。
如下图：
大明红蓝绿三级防御体系
红圈是南京后方一级大本营；蓝色线是西安、太原、北平二级区域防御中心；绿色是宁夏、大同、大宁、辽东、东胜、开平、甘肃三级前线作战基地。
具体支援输送层级及路线
分级、分区域输送援助体系
红色线是南京一级体系的输送支援路线；黄色是北平对大同、大宁、辽东、开平的输送支援路线；紫色是太原对大同的输送支援路线；黑色是西安对太原、甘肃、宁夏、东胜的输送援助路线。
三级防御体系，相互支援和配合，各地都不会出现过大的压力。
上面是军事部署体系。现在来看朱元璋时期粮饷运输体系。
在粮饷方面，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问题：仓储、运输。
朱元璋时期的仓储体系是分级分体系
：京军有军储仓，储放京军粮饷；各省、府、县都有专门用于发放地方官员俸禄的仓库和用于赈灾放粮的预备仓（按照东、南、西、北四方设立四所，以就近赈济）；建立临濠仓、临清仓作为中转仓；边境守军有边境仓，将当地屯田收入作为军饷。
朝廷、地方、京军、边军都有自己的仓库，互不干扰。
在运输上，朱元璋时期主要是通过漕运和海运进行。其漕运路线为：
山西省负责输送大同军饷；南京经大运河入黄河输送到陕西，由陕西中转到宁夏等地。
其海运路线：山东莱州经海路输送粮饷到北平和辽东。
朱元璋时期粮饷输送路线见图
以就近输送为原则
红色线为南京负责输送到西安，黄色线为山西负责输送到太原和大同，山东、两淮负责输送到山东莱州，通过海路运输供应北平、辽东。
朱棣时期，陈暄直接从江南以海运输送粮饷到北平作为运河漕运的补充，但在会通河开通之后，海运就基本上停止，只进行漕运。
藩王养老、天子守边——永乐迁都后的明朝边防策略
永乐迁都后明朝边防的变化主要有：
1、北京从二级区域防御中心变成一级防御中心，南京成为荒废，守边的藩王到内地养老；
2、北京附近新增大量军事防御前线基地，即著名的明朝九边；
朱元璋时期设立的防卫镇有：大同、辽东、大宁、东胜、甘肃；宁夏是建文帝设立的。
永乐迁都后设立的防卫镇有：朱棣设立宣府，明英宗设立延绥（其实是恢复朱元璋时设立的东胜卫），明宪宗设立固原、蓟镇，嘉靖帝设立昌平、真保二镇，万历帝设立山海关、临洮。
3、撤销朱元璋时期的部分军事防御前线基地。
朱棣撤销大宁卫，把大宁卫割让给靖难之役有功的朵颜三卫，把宁王朱权改封到南昌；废除东胜卫，军队调入河北驻守；废除开平卫（即元朝上都），守军迁入河北。
4、朱元璋时期的分区域防边体系，成为防卫北京体系。
防卫北京的卫镇有大同、宣府、蓟州、辽东、昌平、真保、山海关等7个。
5、修建长城防守，成为明朝根本性防守措施。
基本上永乐迁都北京后明朝的边防体系如图：
迁都北京后明朝九边防御体系——毫无战略纵深
整个防御体系路线和明长城基本一致。
不再有朱元璋时期层次分明的3级防御体系，都城和边城混为一体，不再具有防御纵深。
朱元璋时期的防御体系犹如天子指挥、将军率军、士卒作战的三位一体指挥系统；永乐迁都之后，天子、将军、士卒都一起赤膊上场作战了，一场无指挥的混战。
也先突破防御，攻打北京城；俺答同样突破防御，兵临北京城劫掠；皇太极数次突破防线洗劫并攻打北京城。
这些事实都说明，
永乐迁都北京后的明朝边防防御体系，只有在蒙古处于分裂时发挥作用，一旦蒙古统一（瓦刺也先或俺答时期短暂统一）即可轻松突破。面对蒙古骑兵的进入，明朝朝廷拿不出任何反击手段，不管是于谦还是嘉靖帝，都只能静静的等着对方撤走。
上面是军事部署，现在来看粮饷输送体系。
仓库方面。原本朱元璋时期各仓库定位和作用分明，互不干扰。迁都北京后：
1、成化年间，要求各地盐运提举司将罚没的赃银缴纳到北京仓库；
2、弘治年间，要求各省布政司将省财税收入缴纳到北京仓库；
3、明武宗刘瑾时期，要求各省将仓库库存缴纳到北京仓库；
4、隆庆年初，主动派遣御史到各省搜刮各省收入和库银到北京仓库；
5、万历年间，除了省之外，要求府和县都必须将收入和库银缴纳到北京仓库；
6、天启年间，下诏各省必须每年都缴纳收入到北京仓库，魏忠贤更是将南京朝廷的库银搬空到北京。
一句话，朱元璋时期，各仓库都能发挥作用，互不干扰；迁都北京后，迁都北京带来的财政弊端显露，不断的压榨南方省份，以至于掏空南方的经济实力。
在输送路线上，虽然南京可以通过大运河直接输送到北京，但由于路途遥远，成本高昂，又拒绝使用成本便宜的海运，导致南方省份都愿意用白银替代输送粮食到北京和边镇。如此一来北方粮食缺少，导致粮食价格高涨，引发明朝的通货膨胀，最后导致明朝的财政危机而灭亡。
大明定都北京的困境
明朝永乐迁都北京，除了在朱棣晚期偶尔发挥北伐基地作用外，其余时间北京都是在发挥边城而非都城的作用。
对于明朝很多大臣而言，与其北伐，不如防守。燕山和太行山脉给了明朝大臣们最好的防守理由。
当明英宗、明武宗等一心想要效仿朱棣北征、发挥北京作为北伐军事基地作用时，文官们一致反对——好好的燕山险隘不守，跑到别人家里劫掠，既没有必要，更浪费钱财。
在燕山山脉防护下的北京，对于中原汉人政权是拿来守卫，而非进攻。
一个国家的都城，整天处于防守和戒备状态，是无法发展经济，以支持自身发展的。
因此
明朝迁都北京后，在经济上根本就离不开南京。南京成为明朝事实上的经济首都——但由于明朝真正决策在北京，经济首都南京并不能因此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
明英宗初期，明朝每年输送北京的粮食高达450万石。成化8年规定每年运粮北京400万石，北方省份承担75.5万石，南方省份承担324.44万石。每年为运输粮饷到北京400万石必须付出118.97万石的运输成本，约占30%。
由于成本居高不下，到了万历30年，规定输送到北京的400万石粮食，只输送了138万石，其余部分都是用白银缴纳抵扣。
用白银缴纳是方便了，可没有人是吃白银的。北京周边粮食产量本来就少，输送北京的粮食少了，北京城官民和九边军镇士兵的粮价就高了，而俸禄又没有因此提升，官民士卒生活因此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明朝军队中晚期作战不力的原因——生活质量下降。
明朝定都北京的弊端：
1、 北京作为都城，却只能依靠南京输送经济来存活，自身无力支撑的同时剥夺南京发展经济的机会；
2、 北京只发挥防守的边城作用，没有发挥北伐基地以保证北方安全的作用——也先和俺答两次兵临北京宣告了所谓天子守国门不过是自欺欺人；
3、 北京作为都城，大幅侵夺其他边防军镇的军费，让原本是均衡防御北方的防守体系，变成专守北京。其他边城不能主动出击，也不敢主动出击，谁也不能承担北京失守的历史责任；只守不攻，是北京成为都城后明朝边防军镇的基本常态。
保住北京城不丢，就是最大的功绩。远征蒙古，那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明英宗和明武宗想要亲征，却被文官们一致反对——即便是守卫北京城有功的于谦也同样反对。
本来定都北京是想进行主动打击的，结果却变成了被动防守的绥靖心态。
明朝的出路
明仁宗就敏锐的看到了定都北京的弊端。
因为作为20年太子的明仁宗清楚的知道，朱棣之所以能够五征蒙古、南征安南、郑和七下西洋等一系列耗费钱财的丰功伟绩，是建立在他20年在南京兢兢业业辛苦经营经济的基础上。
这就是为什么明仁宗一即位就有意迁都南京，并让太子去南京准备。
朱元璋也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在1368年明朝建立前，朱元璋经常率军作战，以鄱阳湖之战最为出名。但在1368年建立明朝称帝后，朱元璋发动8次北伐，但没有一次是朱元璋亲征，都派遣手下大将去作战。因为朱元璋要忙着治理发展经济，没有时间和空闲去驰骋疆场。
朱元璋8次北伐，背后是朱元璋放弃亲征而默默勤政治理的结果。
而朱棣五次北伐都是亲征。定都北京是朱棣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的表现，只考虑军事，不考虑经济。
因此明朝的出路就在于
朱棣朝模式：皇帝在北京专注防务；太子在南京专注发展经济。
这是朱棣父子所走的模式。
明宣宗无意南迁，明英宗定都北京。既然已经定都北京，迁都就显得非常困难，派遣太子在南京发展经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同时让礼部、吏部、户部、刑部等非军事部门迁回南京，也可以减少很多北京城的压力。
当然如果能够迁都南京、以太子在北京或西安负责北方防务，是最佳选择。
迁都南京，既没有定都北京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南方可以专门发展经济，迁都南京后所节约的每年520万石粮食，可以分配给九边重镇，让九边重镇得到更好财政保障；太子负责北方防务，熟悉军事，也保障了帝国未来保持尚武精神，不至于沉迷享受、不思进取。
朱棣朝的父亲负责军事攻伐、儿子南京负责经济治理模式，或迁都南京、太子防边模式，是嘉靖朝后的明朝就应该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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