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咱们今天要讲的这段历史的重点不在“攻破”，而是“内部”。
“十月革命”后，世界上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而对当时的苏维埃领导者而言，俄国的一切都是新的，因为国家未来的走向完全掌握在这群革命者手中；但同时一切也都是旧的，内外旧俄势力和外国干涉军虎视眈眈，无产阶级革命随时都有被翻盘的可能，加上俄国百姓长期处在沙皇的统治之下，他们也许一时间难以理解苏维埃政权，总而言之，在这个时间点上，后者反而与整个国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人，再严重的战争和灾难充其量也就算是一场重病，即便是癌症也有被治愈的可能；骨骼和肌肉的强健才是强大的基础，而对国家而言，若把最高领导层视为大脑，那么各级政府和干部无疑构成了这个国家的骨架，但是苏维埃政权这个年轻的“巨人”眼下就面临着十分棘手的麻烦——或许大脑足够机敏，但骨头太软。
新政权建立后，国家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支援建设。然而，当时负责管理和调配干部的卡冈诺维奇同志却十分沮丧地表示自己难以胜任，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光杆司令”，看似手握大权，可手底下没人：“无论在组织内部还是在登记分配部，关于谁在管理农村的资料都没有，甚至连相关的调查也一点不存在！”卡冈诺维奇的一番牢骚很快便引起了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列宁等人很快便商讨并落实了一套又一套构建干部班子的政策。人们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谁不想当官？谁又不想当大官？从亿万人口中挑出一小撮干部还不是小事一桩？然而大佬们很快便发现，问题远比他们想象得要严重许多许多。
最初，苏维埃高层将民主落实得很到位——他们希望以类似于“海选”的方式来选拔干部，无论出身和背景，只要有能力有决心，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足够赤诚的人，都可以来试一试。政府将大网撒向了全国的各个角落，每一名出色的年轻人都会被纳入考核的范围内。不仅如此，苏维埃政权对曾经为沙皇卖命的官员也相当大度，只要怀揣诚意，前者便既往不咎。按照列宁等人最初的期待，政府应当很快便能从基层群众中发掘出一大批干才，他们会经历层层选拔，最终从末梢流向中枢。
然而令列宁始料未及的是，这个构想的第一步便遇到了挫折。原来，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意味着俄国人民要放弃秉承了数个世纪的信仰，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的局势变得复杂起来，其中既有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又有仍忠于沙皇的旧俄势力，还充斥着大量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极端分子。除此之外，连年战争带来的死亡和贫穷时民众对政府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当苏维埃政权抛来橄榄枝时，大部分基层民众根本就懒得搭理，穷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温饱问题上，而日子稍微好点的人则忙于彼此勾心斗角。
这段时期，苏俄出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当政府召开基层干部选举时，百姓倒是配合得很积极，然而大伙却并不是正儿八经地投票，而是奔着好处去的。可能几个小钱就能收买一个人，也或许有某个年轻人十分出色，但人们嫉妒他，猜疑他的目的，最终把选票投给了路人甲。总而言之，苏维埃政府最初挑出来的这批干部苗子质量参差不齐，但总体而言水平偏低。许多有能力又想要大展才华的人没能选上，选上的人可能又不是那么积极上进，混一个公职的目的不过是吃口饱饭罢了。
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之大令列宁一下子就坐不住了，在俄共（布）第八次会议上，他不得不坦白：“直到今天，我们还远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参加管理的地步……事到如今，只有先让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替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这番话的意思便是想要自下而上地改变整个国家的面貌，如今来看是很难实现的，只能先从高层开始做出改变。1919年3月，苏维埃政府改变思路，着手打造一套体系健全、纪律严明的干部体系。这段时期，苏维埃政权暂时放弃了从民间海选干部的尝试，而是亲自挑选干部胚子，亲手培训。随后，这些年轻干部会被调到政治、经济、文化、工会等机关或是军队中任职。
这一招简单高效，它在极短的时间里就为苏维埃政权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这对百废待兴的的苏俄而言弥足珍贵。然而，富有远见的领导者们心里清楚，这种“暴兵”式的干部培养方式并不很适合苏俄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政府长期大包大揽会严重影响百姓参与民主政治的积极性，时间一长，政治就又变成了一小撮人玩弄的游戏，这跟沙俄又有啥区别？在解决了燃眉之急后，苏维埃政权再一次主动做出改变。
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政府将先前“海选”干部的手段进行了改良，又基层推举出来的年轻人，高层并不急于给他们公职，而是让这些人以普通干员的身份下放到偏远地区接受磨炼，高层密切关注每个人的表现，其中的优秀者很快便回得到拔擢，而展现出卓越政治才华者则会破格提升，甚至有可能直接被调到莫斯科，可谓是一步登天。这种干部选拔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一批苏联人，我们从基洛夫、赫鲁晓夫乃至后来的谢列平的履历中都能发现它的踪迹。
这种干部选拔方式看起来已经是相当科学了，它兼具效率与民主，似乎无懈可击。然而正如咱们之前所说，刚刚从沙皇统治中抽身而出的俄国百姓似乎并不能习惯“当家做主”，许多人的思维仍停留在旧时代——当官不外乎是为了填饱肚子，过更好的日子。因此，当人们发现好不容易通过选拔，却还得被调到荒远的角落里受罪时，群众对当官的兴趣又一次被极大地打击了。1920年，列宁在《告俄共地方组织书》中提及运输业发展时明确表示：“我们现在仍处于危急状态，按照指令，本来应当动员5000名干部，但到目前为止，响应者仅有1000人。”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苏俄民众就像是一块榆木疙瘩，咋也不开窍，着实令人着急。可贵的是，即便如此，苏俄高层仍对民众保持着充分的耐心与信心，前者自我反省，认为也许是核心决策层干涉太多，打击了中下层部门培养干部的积极性。列宁十分开明地放权，将干部的选拔与培养等权力下放到了基层，每一个州甚至是县市都有权按照其具体情况构建独特的干部培养体系，高层会定期审视新干部，吸纳其中比较有能力的；除此之外，地方也可以主动推举出色的年轻人。
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基层培养干部的积极性，在充分保证民主的前提下，尽可能多且快地培养人才，谁料这次尝试依旧碰了壁。其实这次失败也并不难理解，这就像是种庄稼：我辛辛苦苦付出劳动收获的瓜果，凭啥要把其中成色最好的白白交上去？结果，每当高层想要从地方挑选人才时，后者总把出色的年轻人藏起来。反正人才到哪都会发光发热，随随便送给别人，我们咋办？三番五次下来，苏维埃高层也很无奈：“地方组织往往不把最有经验的组织人员、经过考验的优秀干部贡献出来。”
苏俄内战结束后，国内局势又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此之前，高层只强调“人才”，却没能考虑到“怎样的人才”。例如有些人擅长抓农业生产，他们却被派去搞教育；有些人擅长搞意识形态建设，你不能让他去管养猪放牛吧？但参考1921年苏俄高层干部的任免，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在给干部任职时参考的标准是“最有素养”，所谓“素养”包括很多方面，例如学历、名望等等，但却相当程度地忽略了人本身的能力。许多搞政治抓经济的好手就是因为学历不够具有说服力，只能待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上，很难更进一步。
与此同时，大量干部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长，临时“转型”，许多人才由此变得平庸，这种带着临时性特征的干部任用方式给苏俄带来的巨大伤害。一批于1992年解密的档案显示，苏联高层曾不止一次地反省过这一失误，承认这种方式只能被用于某些特定阶段。虽然认错很积极，但政府随后作出的改变并不够理想，甚至为后来颇受诟病的官僚主义埋下了祸根。
从1921年开始，往后的多年里，各种各样干部选拔和任用方式体现出的明显弊端令苏维埃高层一度陷入迷茫，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干部的选用十分混乱，甚至有些部门敢于绕过最高决策层和选举，直接将人手插入高层机关。1923年底的高层会议上，卡冈诺维奇坦言道：“毫无疑问，政府在用人问题上正处于完全的混乱中，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消除。”以他为代表，实权大佬们意识到当下的形式容不得妥协，必须要用一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结束这种混乱局面。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提出建立“国家机关任命名册”，通过对官员的自身情况和过往政绩的持续观察，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派到合适的位置上。很明显，这一措施的初衷是毋庸置疑的，但该建议一经提出，仍遭到许多人的质疑和抨击。有人认为，这种制度很容易为国家套上沉重的枷锁，严重打击国家机关、民主政治和活力，闹不好还会为官僚主义的滋生提供温床。然而，苏维埃政权眼下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建设国家缺乏足够的人手，一刀切式的干部任用模式也亟需解决。在纠结了足足2年后，1925年11月16日，这一提议最终还是变成了现实。
俗话说“政治无关对错只分立场”，我们不以结果来审视初衷，但从目的上看，显而易见的是，领导人的决策还是分好坏的。在英明的领导者手中，“名册制度”无疑会为国家带来许多益处，例如提高干部选拔效率，对整个政府部门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然而，在居心叵测者手中，同样的制度反而可能会贻害无穷。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恐怕就很清楚了：在名册制度实行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苏联干部群体的面貌得到了极大改善，官僚体制的规范化建设也大大加快。然而，以贝利亚、马林科夫为代表的一小撮人为了自己的政绩，通过篡改干部名册的方式对上谄媚，这套制度很快就被带歪了。
干部名册制度越到后来越僵化，它几乎扼杀了其他一切干部选拔方式，造成了权力的过分集中；以此为基础，颇受非议的“管制等级名录制度”应运而生，最终给整个国家套上了“官僚主义”的沉重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