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是皇宫内苑中为帝王和后妃生活服务的官员的总称。先秦文献中记载的“宦者”、“宦者令”，其中的一大部分就是经过阉割的男人，典籍中称“寺人”、“阉人”、“阉官”等，东汉开始，宫室内苑才全部使用阉人，不再杂以士人。可见秦汉时期是阉官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宦官究竟何时开始出现，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远在周代就有宦官”，更多的人认为“宦官之举，肇于秦汉”，近日还有人认为，“商代宫刑奴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宦官”。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已经可以找到较多的史料根据。《尚书·吕刑》中记载的五刑之一就是宫刑。
事实上此刑在商代已经存在。如卜辞“庚辰卜，王，朕羌，不其（死）？”就是商王对被俘的羌人施以宫刑的明确记载。奴隶或战俘被施以宫刑后，主要用作家内服务。《周礼·秋官》有“宫者使守内”的记载，可以印证商代的情况。这些宫刑之后用作守内的奴隶，应该是历史上最早的宦官。
夏商时期，中国宗法奴隶制的王朝巳经建立，国王和各级奴隶主贵族都实行一·夫多妻制。因为王、侯的位置即职位和财产都由子嗣承袭，所以他们特别注重维护自已子孙血统的纯正。尽管他们自己可以与任何其他女子发生性关系，但却要求自己的妻妾保持绝对的忠贞。
为了满足国王、诸侯及其后妃嫔妾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的需要，必须有大批男女奴隶为之劳作。而为了使自己的后妃嫔妾在与男人接触时不发生非正当的关系，于是使用宫刑奴隶就成为一种最恰切的选择。商朝的宫刑奴隶在后宫服务，其职责显然与后世的宦官差不多。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繁荣期，制定了周礼——奴隶制的典章制度。
周朝的宗法制度较商朝更加完备和严格。在王位继承上，一改商代还盛行的“兄终弟及”的原则，实行较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因而王公贵族对自己后妃嫔妾的贞操看得更加重要。为了维护王权继承血统的纯洁，王室内苑严格禁止成年男子的出入。
《周礼》
一切需由男子承担的劳役、职事，均由施以宫刑的官员或奴隶担任。随着王室贵族宫内服务活动的大量增加，需要的宦官数量亦逐步扩大。《周礼》中记载的王宫内的八官，除“掌王宫之戒令纠禁”的宫正、“掌王宫之士庶子弟”的政令、秩级、徒役等事的宫伯、“掌天子六寝之脩”的宫人其身份尚有不同说法外，其余“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之政令”的内宰、“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的内小臣、“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的阍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的寺人、“掌内外之通令”的内竖等，都是施以宫刑的宦官。
宫内的下层服务人员则更无一例外地都是宦官。如记载中的酒人、浆人、醢人、醯人、盐人、幂人、内司服、缝人、舂人、稿人、守祧等，除宫女、女奴外，都是阉人。这一时期，宦官制度初步形成。他们的服务主要集中在后宫，职司是饮食起居。虽然部分宦官头目已升到较高的地位，摆脱了奴隶的身份，但绝大部分都是供驱使的奴隶。
此一时期，宦官与政治、军事还没有发生关系，后世宦官专政擅权的事情还没有发生。
宦官参与政治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的500多年中，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步崩溃，封建制度渐次确立的时期，各诸侯封国中不断出现内乱，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进行着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宫廷政变、废立阴谋不时酝酿和爆发。这时，各派政治力量都企图利用国君身边的宦官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从而使宦官得以冲出宫苑，干预政治了。
与此同时，各国国君都肆意追求享乐，生活糜烂，终日生活在国君身边的宦官，通过投其所好，阿奉奉承，获得了更多谋取国君信任和重用的机会。特别是随着专制王权的不断加强，国君们便越来越多地使用宦官为耳目，委以重任，以牵制和监视其他文臣武将。
由此，宦官开始涉足国家的军政大权，成为政坛上一支日益活跃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各诸侯国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宦官，如齐国的寺人貂、贾举、夙沙卫、竖刁；晋国的寺人披、孟张、竖豆须；鲁国的橑祖；卫国的寺人罗；曹国的竖侯儒等。
竖刁
他们公开参与废立太子的阴谋，如齐国宦官竖刁与易牙、开方等勾结，与齐桓公宠妃卫共姬结成死党，多次密谋废掉太子昭，而立卫共姬的儿子为太子。结果在齐桓公崩逝后引发了一场大的内乱，使桓公创立的霸业从此衰落下去。
宦官还可以带兵，操生杀之权。如晋献公时骊姬乱政，迫使公子重耳出走、而奉命率兵追杀的就是寺人披。大的宦官又有养士和荐人的权力。如战国时赵国的宦者令缪贤很受赵惠文王的赏识，他推荐门下客蔺相如出使秦国，不辱君命，取得了完璧归赵的外交胜利。
少数宦官权大位尊，个别得到宠信的宦官甚至可以得到封侯的奖赏。如假宦官嫪毐得到秦王政母亲的宠爱，就被“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毒，事无大小皆决于。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由于宦官权力介入政治，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腐败力量，因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活动中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秦皇朝建立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在全国确立，从而也就在客观上为宦官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由于秦皇朝短祚，宦官的势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即使如此，以赵高为代表的宦官擅权乱政，仍然成为秦皇朝加速灭亡的重要原因。赵高从小生活在秦国的宫廷里，秦始皇时做到中车府令。他利用自己精通律令、娴熟文字的特长，取得了秦始皇的信任。他一面参与帷幄，一面做秦始皇最喜爱的小儿子胡亥的师傅。
当秦始皇于巡行途中病死沙丘后，他勾结胡亥，胁迫李斯，通过一次宫廷政变，逼死太子扶苏，诛杀朝廷重臣蒙恬、蒙毅兄弟，将秦始皇子女中的胡亥推上了帝位。以后，赵高变本加厉地推行秦始皇那些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政策，同时又把妨碍自己专权的李斯等重臣和宗室贵族大批杀戮，使秦朝统治集团迅速分崩离析，从而加快了秦皇朝灭亡的步伐。
汉朝的宦官为祸之始
西汉建国之初，统治阶级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高、惠、文、景几代皇帝自奉简约，吏治比较清明，加上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并不十分激烈，因而宦官在政治生活中还难以找到施展其手段的舞台。汉武帝即位后，汉代历史进入新阶段。
刘彻
汉武帝一方面从丞相手中收回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权，创立并大力加强中朝的权力，另一方面又赋予宦官许多重要权力。他设立宦官担任的中书令（或称中书谒者令），主持尚书的工作，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是汉代室官权力的一次大扩张，为后来的宦官擅权奠定了基础。
武帝以后，大权落在外戚霍光手里，宦官势力一时受到压抑。但宣帝清除霍氏外戚集团以后，宦官势力开始抬头。宦官中书令弘恭、石显等“久典枢机”，专权用事，排斥打击正直的大臣萧望之等人，给西汉政坛罩上一片昏暗。
《汉书·石显传》记载：“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但元帝以后，因王氏外戚专权的局面形成，宦官势力又受到压抑。终西汉之世，宦官们未能掀起大的政治风浪。王莽建立新朝以后，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对朝中官员十分戒备；而将好多事情交给宦官办理。
王莽“自见前专权以得汉政，权务自揽众事，有司受成苟免。诸宝物名，帑藏，钱谷官，皆宦者领之；史民上封事书，宦官左右开发，尚书不得知”。
这实际上给宦官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不过，因为新朝是个短命皇朝，宦官的势力还未来得及发展就同这个皇朝一同走向灭亡。
刘秀
东汉建立以后，刘秀鉴于王莽以外戚篡汉的教训，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同时，还特别注意限制外戚的权力。由是对宦官加倍重用。
《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熬，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宫始盛焉。”
从光武帝开始，由于中宫的官吏全部任用宦官，使他们进一步取得了接近皇帝、插手政务的机会。中常侍、大长秋这类过去主要由士人担任的重要官吏，此后都由宦官把持了。从此开启了东汉宦官专权的新阶段。光武、明帝、章帝三代皇帝当政的60年间，国君励精图治，文武臣僚兢兢业业，宦官的活动大体还局限于宫中，专权的局面远未形成。
但从和帝开始，随着外戚专权局面的出现，官也相应地变成了皇帝用以对付外戚集团的工具。此后，东汉皇朝也就在外戚与宦官的激烈斗争与交互擅权中由没落走向灭亡。永元四年（92年），和帝依靠郑众等人诛灭了窦氏外戚集团以后，升任郑众为大长秋，不久又封其为别乡侯，使之成为经常与皇帝议事的重要人物。
后来外戚阎显专权，宦官孙程等又诛灭阎氏外戚集团，拥立顺帝继位。孙程等19人同日封侯，势力大大膨胀，形成又次官专权的局面，他们寝章，矫诏，为所欲为，玩皇帝于股掌之上。质帝死后，宦官曹腾勾结外戚梁冀拥立桓帝，使梁氏外戚集团的权势达到顶点。延熹二年（159年）、宦官单超等人利用桓帝从梁冀手中夺回权力的热望，合谋诛杀梁氏外戚集团，单超、具瑷、唐衡、左信、徐璜等5人获得同日封侯的褒奖。
此后，宦官开始典领禁军，把专权推向顶点。接着，宦官挟持桓、灵二帝，在延熹九年（166年）和建宁元年（168年），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对直派官史和太学生进行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他们操纵选举，引进父子姻亲，其至使用武力强迫皇帝与大臣按其意愿拟定诏书。把东汉皇朝推向最黑暗的深渊。汉献帝时，当袁绍等人以武力对宦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诛杀之后，东汉皇朝也面临日薄西山的穷途末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