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妇嫁十三团练尔
治平元年（1064）曹太后撤帘，英宗开始亲政。但皇帝与太后的冲突并没有随着英宗的亲政而迅速化解，司马光与富弼还做了长时间的协调工作，此后的“濮议”也是这种冲突的延续。那么在英宗与曹太后的冲突中，原来曹皇后的养女、这时英宗的皇后高洮洮又是怎样的处境呢？这时高皇后满腹怨恨却无人可以诉说，这种处境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宋朝今后的命运。
曹太后
首先她怨恨曹太后。在曹太后与英宗的冲突中，高皇后势必处于里外不是人的状态。作为皇帝的妻子以及曹太后的儿媳妇、外甥女、养女，高皇后大概是希望调和曹太后与英宗的关系。但曹太后还政之后，高皇后显然受到冷遇，以至于司马光直接给曹太后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曹太后善待皇后。司马光说，皇后自幼由曹太后带大，原本是亲密无间的，“皇后自童孺之岁，朝暮游戏于殿下之怀，分甘哺果，拊循煦妪，有恩无威”，现在皇后理应照顾皇太后的饮食起居，“今既正位中宫，得复奉膳羞盥帨以事殿下”，但可能因为以前过太亲密，现在礼节上有些不够周全，“其意恃昔日之爱，不自疏外，犹以童孺之心望于殿下”。这种情况下曹太后教训高皇后也是理所当然的，“或有所求须，不时满意，则愠怼怨望，不能尽如家人妇姑之礼。殿下虽怒之责之，固其宜也，谁曰不可”，但是曹太后也不能因此就把一家人的关系弄到破裂的地方，教训之后也需要有所抚慰，“但事过之后，殿下若遂弃之，不复收恤，憎疾如仇雠，则臣以为过矣”。司马光说他现在听到传闻，英宗亲政之后，他与高皇后对曹太后比往常更加谨慎周全，“恭懃之礼甚加于往时”，但曹太后对他们过于冷淡，“殿下遇之太严，接之太简，或时进见殿下，虽赐之坐，如待疏客，言语相接，不过数句，须臾之间，已复遣去”。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第4874页）司马光的意思当然是劝和，但这个奏疏显示，曹太后因为撤帘之事大为懊恼，对皇帝连带皇后强烈不满。
如果只是如此，皇家的婆媳矛盾不过是一时之事，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化解，但高皇后对曹太后的怨恨可能不止于此。蔡絛的笔记《铁围山丛谈》记载了治平年间的一个流传甚广的宫廷轶闻，说高皇后对英宗看管得十分严格，不让英宗亲近宠幸任何一位嫔妃，以致曹太后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让亲近之人来劝高皇后不要这样对皇帝。高皇后一听就不高兴了，而她的答复可谓道尽了幽怨：
奏知娘娘，新妇嫁十三团练尔，即不曾嫁他官家。（蔡絛：《铁围山丛谈》卷1，惠民、沈锡麟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高皇后说她只是嫁给了排行十三的团练使赵宗实这个宗室小官而已。这句话包含着多层怨恨之情：官家是宋朝对皇帝的习称，高洮洮明明嫁给了宋英宗，怎么能说“不曾嫁他官家”呢？当然因为她跟英宗结婚时英宗连皇子都不是，只是一个宗室小官。但一个宗室小官最后在曹太后的密谋下成了官家，那高洮洮不应该喜不自胜吗？曹太后理应听得懂弦外之音，高洮洮说的官家首先是指宋仁宗，因为当年曹皇后收养高氏，原意是进御于仁宗，如果能生下子嗣，那么现在继位的应该是仁宗与高氏的亲生儿子。所以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是怨恨曹氏当年在与张贵妃的宫斗中一败涂地，连带养女高洮洮被送出宫赐婚嫁给了“十三团练”，这对于高洮洮而言应该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实际的地位也可能是一落千丈的。
然而高洮洮所嫁的十三团练毕竟成为了皇帝，但她偏说“不曾嫁他官家”，所以这句话又包含着十三团练是不是官家的问题。可以想象高皇后在曹太后谋划废除英宗那段时间该经受怎样的煎熬，就不会觉得这样的怨恨有多少突兀。所以这句话也可以理解成英宗在曹太后眼中到底还算不算是一个皇帝？而高洮洮这个皇后在曹太后眼中到底又算个什么东西？这是高皇后对曹太后的第二层怨恨。
从收为养女到送出宫去，从再次入宫到废立之议，曹氏其实从未在乎过高氏，高氏从来都只是曹氏的工具人。这个过程中，高氏先成为仁宗的弃妇，再成为地位低微的十三团练的家妇，所以她对仁宗应该也是一片怨恨，对英宗却可能相当鄙夷。高氏入宫前为英宗生下四子，其中三子健康成长，如果高氏不是因为仁宗怨恨曹皇后而被连带嫌弃，宋朝的皇位继承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所以此后的种种政治危机，高氏都可以理解为宋廷亏欠她而付出的代价。至于她不让英宗幸御其他嫔妃的问题，既然高氏当年所嫁并非官家，今日也没有必要以官家的身份改变与她之间的契约。何况当年仁宗御女无数却无子嗣，今日英宗三子长成，又有何必要再有侍御？若与其他嫔妃再有生育究竟是福是祸？曹太后既无子嗣又因为与张贵妃宫斗而给宋宫制造种种政治危机，现在难道还有资格出来干预英宗的后宫生活？这可以更理解为高氏对曹氏的第三层怨恨。
此后英宗虽然亲政，却在濮议的争吵中不得安宁，政治上尚未施展，至治平四年（1067）正月便去世了，虚龄仅36岁，在位时间不足四年。由于三子均为高皇后所出，嫡长子继位毫无悬念。但即便如此，英宗临终前韩琦等大臣仍如临大敌，非要英宗留下亲笔遗书，指定长子赵顼为皇位继承人。英宗病倒是在治平三年（1066）十一月，当时就有台谏官刘庠请立皇太子，英宗还很不高兴。当时韩琦就提醒赵顼，说你现在一步也不能离开皇帝，“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赵顼回答说这是当儿子的应该做的，韩琦说不是这个事，“非为此也”，赵顼才有所领悟。这时英宗已经病得不能说话，有事情必须由皇帝处分只能用笔写下来。十二月英宗病情加重，韩琦请英宗亲笔写下立皇太子的指示，于是英宗写了“立大王为皇太子”几个字。韩琦说得写清楚是颍王，颍王是赵顼的爵号，英宗又在后面写了“颍王顼”三个字。韩琦拿着这个要求翰林学士起草制书，于是学士承旨张方平来到榻前请旨，英宗说话已听不清楚，就又写了“来日降制，立顼为皇太子”，但是那个“顼”字写得很不清楚，因为另两个儿子名“颢”、“頵”，字形还有点接近，张方平又拿笔请英宗写得清楚一些，于是英宗又在后面写了“颍王”及“大大王”几个字，这样才正式立赵顼为皇太子。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8，第5068页）
治平四年（1067）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时年二十”。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9，第5073页）时年二十的赵顼就是宋神宗，他的继位是宋朝历史上第一次、甚至唯一一次没有经历任何宫廷斗争的皇位交接，这也充分展示了高洮洮能为十三团练生儿子的优势所在。继承地位明确清晰，也就确保了神宗皇权的牢固，这是神宗朝轰轰烈烈兴起变法运动的政治前提。同样，在皇权牢固的年代，宫廷政治就显得毫不重要，神宗朝几乎看不到太皇太后曹氏与皇太后高氏的政治活动。
上自有子复何议
元丰二年（1079），虚龄64岁的仁宗曹皇后去世。《宋史·曹皇后传》在记曹皇后去世后补述神宗朝三事，分别涉及反变法、反战及为苏轼乌台诗案说情，应该是元修《宋史》史馆依据笔记材料增入的内容。 （脱脱：《宋史》卷242《慈圣光献曹皇后传》，第8622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在记述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追述太皇太后曹氏反变法的两条材料。一是依据《邵氏闻见录》，说有一次神宗与皇弟赵颢来到曹氏的宫殿，曹氏请神宗罢青苗法与助役法，遭到神宗的当面拒绝。这时赵颢说“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神宗为此发怒，说“是我败坏天下耶？汝自为之”！吓得赵颢哭着说“何至是也”？结果三人不欢而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第6169页）另一条可能出自官方史料，说“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为上言新法之不便者”，称：
王安石变乱天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第6169页）
这些记述的重要性在于，神宗变法时，两朝太后及皇弟赵颢均持反对立场。由于神宗独断乾坤，后宫的反对在神宗朝没有产生实质影响。问题是再过到元丰八年（1085），神宗英年早逝，终年仅38岁。神宗去世之后，长子赵煦继位，庙号哲宗。
宋哲宗
哲宗看似是继承皇位的不二人选，但继位时虚龄仅九岁，完全没有能力真正掌控皇权。所以这时权力斗争的核心并不只是由谁继承皇位，更是谁来填补幼君留下的权力真空的问题。这场斗争在已经成为太皇太后的高洮洮与宰相蔡确之间展开，虽然高洮洮大获全胜，但在她身后，亲政的哲宗与继位的徽宗重新确立蔡确的定策之功，并指控高氏当年本无意立哲宗为皇帝，从而形成了宋史的另一桩谜案，即所谓的“宣仁之诬”（高洮洮谥号“宣仁圣烈”）。关于宣仁之诬，学界始终沿袭南宋的历史叙述，很多重大而关键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澄清。由于情况复杂，以下先介绍“宣仁之诬”的传统论述，然后层层剥除“宣仁之诬”叙述中的谎言，尝试还原哲宗继位过程中被层层掩盖的勾心斗角的本来面目。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八年（1085）二月末，宰执大臣入宫问候，发现神宗已经病危，便回到枢密院南厅讨论奏请立储之事。首相王珪胆小，不敢直接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蔡确、章惇怀疑王珪是不是有别的什么想法，催促王珪赶紧决定。王珪答复说皇帝本来就有儿子，这其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上自有子，复何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1，第8411页）
于是大臣们再入宫请神宗立延安郡王赵佣为皇太子（哲宗原名赵佣，立为皇太子之后改名赵煦）。这时神宗已经不能说话，以王珪为首的宰执大臣们说了三次立储之事，神宗只是三次看看王珪，然后微微点头而已，但这样就算是同意了。王珪等又请神宗病重期间由高太后“权同听政”，等神宗康复后再还政，神宗也点头同意。然后宰执大臣们来见皇子赵佣及高太后、向皇后、朱德妃，朱德妃是哲宗的生母。王珪等奏请高太后同听政，高氏“辞避”，这时已年满70的内侍张茂则劝高太后这个时候不应该推辞，高太后就在王珪等人的反复请求下“泣许”听政。
高太后就这样获得了“同听政”的权力，可以代行皇权了。三月初，大臣们再次入宫问候，高太后垂帘听政，皇子赵佣立在帘外。高太后宣布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同时正式宣布由高太后同听政。四天后，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洮洮升格为太皇太后，并取得了仁宗天圣年间刘太后一样的权力，成为宋朝的实质统治者。
高太后主持政局后，任命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担任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司马光执政后，立即要求废止熙宁变法各项措施。这时原来的宰相王珪去世了，但蔡确、韩缜及知枢密院事章惇仍在朝中。他们都是变法派的官员，坚决抵制司马光的主张，提出“三年无改父道”的古训，反对神宗刚去世就把新法全部废除。司马光针锋相对，提出新法是王安石、吕惠卿等人所为，并强调尽变新法是高太后“以母改子”，而不是哲宗“以子改父”，同时推荐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孙觉、王岩叟、苏轼、苏辙等一大批反变法派的官员担任朝廷要职。元丰八年（1085）七月，宋廷废除保甲法；十一月，废除方田均税法；十二月，废除市易法和保马法。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1086），宋廷进一步废除新法。闰二月，反变法派开始向变法派的宰执大臣发起进攻，由反变法派的台谏官参劾蔡确、章惇、韩缜等人。不久，三人分别罢出朝廷。三月，司马光要求全国在五日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引起反变法派内部的广泛争议。范纯仁、苏轼等人认为免役法有合理的内容，不应全部废除，司马光固执己见。四月，王安石在对新法尽废的失望痛心中落寞去世。此后，反变法的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相继拜相。八月，宋廷废除青苗法。九月，司马光因病去世，吕公著独相，反变法派继续废除其他新法，并要求将全部变法派官员赶出朝廷，吕嘉问、邓绾、李定等人相继被贬。元祐年间在高太后、司马光等人的主持下将熙宁变法措施基本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确有何策立功劳
元祐元年（1086）蔡确罢相并出知陈州后，次年又贬知安州（今湖北安陆）。蔡确在安州出游车盖亭时曾有《夏中登车盖亭》绝句十篇，知汉阳军吴处厚与他有旧恨，于元祐四年（1089）得到这诗后，指斥蔡确诗中以唐高宗传位武则天事影射高太后。吴处厚说十首诗中五篇没有讥讪，五篇有所讥讪，但他的解释非常荒唐。比如蔡确有诗：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唱在沧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第10271页）
这是描写出游的懒散闲适，但吴处厚指这里的“独笑”是在嘲笑朝廷，“右此一篇，称莞然独笑，亦含微意。况今朝政清明，上下和乐，即不知蔡确独笑为何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第10271页）当然最恶毒的是对这首诗的解释：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第10271页）
“郝甑山”是唐朝大臣郝处俊，安州人，封甑山公。蔡确在安州游历时发思古幽情，写了一首咏怀当地名人的绝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而郝处俊最有名的事迹是劝谏唐高宗不要将政权交给皇后武氏，“忠言直节上元间”就是说这件事。然后吴处厚就解释，蔡确写诗咏怀郝处俊，就是用武则天来影射高太后，通过郝处俊来表达他反对高太后垂帘听政。他论证这个观点的逻辑是，如果不是影射太皇太后高氏，那么多的古人蔡确为什么要思念郝处俊呢？安陆那么多的古迹，他为什么偏偏要去偏僻荒芜的钓台寻访郝处俊呢：
蔡确谪守安州，便怀怨恨，公肆讥谤，形于篇什。处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于它，而思处俊，此其意何也？借曰处俊安陆人，故思之，然安陆图经更有古迹可思，而独思处俊，又寻访处俊钓台，再三叹息，此其情可见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第10271-10272页）
神宗元丰年间发生过苏轼的乌台诗案，也是典型的文字狱，但苏轼对新法的不满确凿无疑，只是以诗文讥刺治罪本身不合情理。但蔡确诗影射高氏根本是捕风捉影，或者说高氏根本没有武则天的举动，更无法将两者联系起来，所以告发蔡确的吴处厚无疑是卑鄙小人。问题在于，对于这种诬告，朝廷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此案引起轩然大波，臣僚们为如何处置蔡确形成尖锐对立。一方面是台谏官欲置蔡确于死地，“左谏议大夫梁焘、右谏议大夫范祖禹、左司谏吴安诗、右司谏王岩叟、右正言刘安世，连上章乞正确罪”。 （脱脱：《宋史》卷471《蔡确传》，第13700页）另一方面包括宰相范纯仁在内的众多大臣认为蔡确根本无罪，连高氏特别欣赏的苏轼也提醒应该谨慎处理该案。这种情况下高氏稍有政治头脑，完全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置蔡确于死地而后快的正是这位太皇太后。对蔡确的处分开始不过是“贬光禄卿，分司南京”，这不能解高氏心头之恨，结果“再责英州别驾，新州安置”，最后蔡确“卒于贬所”。 （脱脱：《宋史》卷471《蔡确传》，第13701页）不但如此，“前出语救确”的宰相范纯仁、左丞王存，以及没有及时举报的一大批御史，拒绝起草处罚蔡确的文件的中书舍人彭汝砺，也统统被罢官。 （脱脱：《宋史》卷471《蔡确传》，第13701页）
高氏与蔡确究竟有何深仇大恨呢？后来高氏亲自解释这个问题。高氏知道对蔡确的处理意见很大，有一天就问大臣们这事外面是不是有很多议论：
前日责降蔡确，外议何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第10328页）
宰臣吕大防等说蔡确罪有应得。这时高氏才解释，蔡确写诗影射她的实质是“自谓有定策大功”，他的这种想法极其危险，所以这种人必须清除掉，否则哪天他要回到朝中在皇帝面前以定策功臣自居，那他甚至可以窃取政权：
辄怀怨望，自谓有定策大功，意欲他日复来，妄说事端，眩惑皇帝，以为身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第10328页）
宣仁皇后高氏
然后高氏解释说蔡确为什么没有定策之功。她说哲宗是神宗的长子，“子继父业，其分当然”，根本不需要什么定策之功。她回顾当时的情形，说奏请昨神宗立皇太子的是首相王珪，大家都没意见，根本不需要蔡确做什么事情。高氏又说，神宗同意立皇太子的同时，王珪等也提出由她权听政，她当时就推辞，是内侍张茂则称事关国家社稷，高氏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并在第二天正式下令立皇太子。所以整个过程不可能说蔡确独享定策功的，“何以独更有定策功耶”？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第10329页）所以高氏反复强调严厉处罚蔡确是为了防止他为乱朝廷：
若是确他日复来，欺罔上下，岂不为朝廷之害？恐皇帝制御此人不得，所以不避奸邪之怨，因其自败，如此行遣，盖为社稷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7，第10328页）
由此可以确定，高氏置蔡确死地，根本原因不是写诗影射，而是自谓有定策之功，所以高氏与蔡确冲突的实质是定策之功的争夺。这个问题关系到谁真正掌握政权，结果高氏垂帘听政，而蔡确被贬死，太皇太后当然是大获全胜。问题是，既然哲宗以长子继位理所当然，高太后与蔡确在这个问题从无异议，那么理应合作共享政权。但蔡确是神宗朝的变法派大臣，高氏一心尽废新法，所以两人在政治立场上根本冲突，几乎不可能形成合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高氏与蔡确的斗争只是政治路线的斗争，与宫廷权力斗争没有直接关系呢？如果真的是这样，高氏的解释就完全合理，蔡确不当自谓有定策之功，而蔡确非要无中生有宣称自己独有定策之功，就不能排除今后窃取政权、为乱朝廷的可能。这样的话，问题就变成了蔡确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自称有定策之功呢？这是一个窃取政权的阴谋吗？但在高氏垂帘听政的情况下这样的图谋岂非必败无疑？那么蔡确真的狂妄愚昧到了这种地步吗？
受遗定策殊勋宰相
所以这个问题不能光听高氏如何解释，也要看蔡确一方为什么说自己“独更有定策功”。当然宋朝最终的官方史书是以高氏的立场来叙述历史的，所以蔡确等人自谓定策功是作为谎言来描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就说：
确、惇、京、恕邪谋虽不得逞，其踪迹诡秘亦莫辩诘，各自谓有定策功。事久语闻，卒为朝廷大祸，其实本恕发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1，第8411页）
自谓有定策功其实有四个人，分别是蔡确、章惇、蔡京、邢恕，而发明这种说法的是邢恕。史书上没有记载邢恕具体如何描述自己的定策之功，反而说这个四人集团有废哲宗另立的图谋，“帝不豫，恕与确成谋”，“成谋”的具体内容就是：
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讳，延安冲幼，宜早有定论，雍、曹皆贤王也。（脱脱：《宋史》卷471《邢恕传》，第13703页）
就是说他们认为哲宗年龄太小，不应该继承皇位，神宗有两个皇弟雍王赵颢、曹王赵頵，蔡确等人图谋立皇弟为皇帝。这个图谋完全无法得逞，失败之后他们又诬告是当时的皇太后高氏与首相王珪阴谋立皇弟赵颢，而邢恕与章惇、蔡确坚决抵制，这才确保了哲宗继承皇位：
已而恕反谓后与珪为表里，欲舍延安而立其子颢，赖己及惇、确得无变。（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1，第8412页）
这也就是蔡确自谓定策之功的具体内容，由于指控英宗高皇后谋立皇弟赵颢，史称“宣仁之诬”。后来的史书中称邢恕等为掩盖自己谋立皇弟的阴谋，这才制造出了高氏欲立次子赵颢的说法，这就形成了相互指控对方有同一个政治阴谋的局面。
至此可以充分地解释高氏为什么欲置蔡确于死地，因为蔡确不但自谓有定策功，而且蔡确所谓的定策功意味着高氏谋立次子赵颢，这个指控如果成立，将摧毁高氏垂帘听政的合法性。但令人困惑的是，在神宗立长子理所当然的情况下，高氏与蔡确哪方面会谋立皇弟赵颢呢？高氏的解释如果就是事实，那所谓的宣仁之诬应该迅速烟消云散，蔡确更是不得翻身。问题是高氏去世之后，蔡确的定策之功迅速得到了朝廷的确认。
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去世。第二年，章惇、蔡卞、邢恕等人就要为蔡确的定策之功翻案，并指高氏当年一度谋立次子赵颢。《宋史·高皇后传》记载，当时神宗正妻向太后与哲宗生母朱太妃都“力辨其诬”， （脱脱：《宋史》卷242《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传》，第8627页）也就是帮高氏否认了邢恕等人的指控，说高氏当然是想立哲宗的。哲宗听了之后“事乃已”，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再来看《宋史·蔡确传》，蔡确是《宋史·奸臣传》的头号人物，但蔡确唯一的奸邪事迹也只有“宣仁之诬”，说明他就是这个原因而被列为奸臣。这里面就记载，哲宗亲政的绍圣元年（1094），冯京去世了。冯京跟蔡确是儿女亲家，他的女儿嫁给了蔡确的儿子蔡渭，这时已改名蔡懋。当时哲宗亲自到冯家“临奠”悼念，蔡懋作为女婿也在丧礼现场，见到哲宗就跑来为父亲申诉，说蔡确当年为保住哲宗的皇位、抵制高太后谋立其子赵颢才被贬死。这一回哲宗相信了，当时就给蔡确恢复官职，再过一年，应该是经过重新调查，还给蔡确赠官“太师”，又赐谥“忠怀”。蔡确贬死岭南在当地草草下葬，这时哲宗派内侍给蔡确重新下葬，并在京师给蔡家赐了一座宅第。所有这些，都是极高的政治待遇，说明哲宗完全确认蔡确的定策之功。
到了徽宗朝更不得了，蔡确得以配飨哲宗，皇帝去世后进入太庙享祀，他的辅佐大臣也顺带进入太庙陪着哲宗接受祭祀，这里就有蔡确。蔡确其实没有辅佐过哲宗，完全因为定策之功进入太庙。此外，蔡京还请徽宗亲笔书写蔡确墓碑赐给蔡家，墓碑内容是“元丰受遗定策殊勋宰相蔡确之墓”，等于是把蔡确的定策之功诏告天下。所以在北宋末年，蔡确的定策之功完全得到朝廷的确认，他被列为奸臣是南宋的事情。这样问题又重新回到了高氏与蔡确究竟谁在撒谎？哲宗继位前后真的有人谋立皇弟赵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