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中央特科领导人顾顺章投敌，使得上海的中共中央以及江苏省委机关一度面临覆灭之灾。
事后，党组织开始采取措施对中央特科作了重新调整和部署，以防类似之事重演。
就在中央特科在我党的隐蔽战线中处于低谷之际，一批富有爱国情怀的进步青年先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加入中央特科，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
其中，有一位名叫姚子健的青年，他正是这批进步青年中的一分子。他在特科秘密工作了四年，为党的地下情报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但令人不解的是，他本人却直到六十七年后才得知自己曾为特科工作的事实，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从进步学生到地下工作者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小镇上。
1929年，刚小学毕业的他毅然前往灯红酒绿的上海闯荡，在这里有着无数的机会在等待冒险者的来临。
当时，正好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对外招生，其优厚的待遇深深地吸引了身为穷人子弟的姚子健。免收学生学杂费、食宿费，每年还发一套制服，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就这样，他果断考取了该校。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热潮。
姚子健在这几年的学习经历中也深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于是，和同学一起参与到各种请愿活动中去。
学生运动的风起云涌令国民党当局大为惊恐，他们紧急调来反动军警包围学校，并责令师生即刻离校，强制解散了上海劳动大学。
“没书读了，饭也没得吃了，什么都没了。” 姚子健对此愤恨不已。
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在老家镇上的小学找了一份代课教师的工作赖以谋生。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没有放弃思考他还有全校师生为什么会落了个如此遭遇？
最终，姚子健意识到这一切要归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本质上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只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然后再改变这个社会制度，中国老百姓才有出路。
为此，他对加入中国共产党充满了强烈的兴趣。
只是，他不知道如何与其联系，只好先为自己的生存而奔波，至于入党的愿望就留到将来吧。
在家乡教了几个月的书后，姚子健从一份报纸上看到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招生的消息。该校同样免收学杂费，为此他努力考取了该校。
考取这所学校前，姚子健对其没有多少了解。
等对其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姚子健顿时感觉自己来对了地方，将来入了党，自己这岂不是直接打入了敌人内部？他认为，既然将来革命必定少不了宣传人才，宣传就免不了印刷工作，刚好制图班中有印刷专业，于是，就选择了印刷专业。
同年8月，姚子健终于从同乡好友舒曰信那里得到了党组织的消息。这位刚入党的好友告诉他党组织就在上海，于是姚子健就请他帮忙向组织上引荐。
1934年4月，舒曰信引荐了老党员鲁自诚作为姚子健的入党介绍人。
没多久，姚子健和舒曰信等人的组织关系就一同移交到中央特科中的情报科，受特科负责人王学文直接领导。但是，由于中央特科高度机密的背景，姚子健当时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特科工作。
他后来回忆道：“什么特科不特科的我一点也不了解，我当时只知道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学校毕业后，姚子健调到了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第四股工作，主要负责地图底板的印刷。
这是一个好差事，工作悠闲又待遇优厚。
差事虽好，姚子健却嫌无法向组织上传达有价值的情报，于是，便主动请求调到了主管军用地图的收发和保管工作的第五股。
这些军用地图都是军中机密，因此要来这里取用地图都需要登记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每当有人来拿地图时，姚子健便暗暗记下该部队的番号，然后再偷偷抽一张相同的地图自留。这样一来，国民党什么部队调用什么地图，他都一清二楚。
每周六晚，姚子健就会趁休息时间秘密抵达上海。
第二天一早，姚子健就把地图和相应部队的情报转交给已经与女党员沈伊娜结为夫妻的舒曰信。
转交完毕后，姚子健乘火车再秘密返回南京。
在外人看来，他只是趁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而已。然而，由他所传递的军用地图和机密情报则成了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取得长征胜利的关键。
二、退出隐蔽战线后的岁月
1934年底，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妇被调到南京执行地下工作。
这样一来，姚子健就不用再跑上海了，每周就在舒曰信家中或在玄武湖公园等处将情报和地图交给沈伊娜，再由沈伊娜转交给王学文。
不久，舒曰信夫妇调离南京。姚子健的单线联系人就变成了神秘的“熊先生”。
两人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其余的则一句话不说。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开始全面侵华。
姚子健随测量总局机关撤到武昌办公，而“熊先生”也随即来到武昌，继续同他保持着单线联系。
1938年初，除军事和外交部门外，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又撤到了大后方重庆。
当时，日寇北线已经占据整个华北，南线也从南京开始向安徽一带进犯。抗日形势愈发严峻。姚子健因此开始对自己的地下工作感到厌倦，萌生了上前线浴血奋战的想法。
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通过“熊先生”转达给了上级。
1938年4月，“熊先生”通知他，组织上决定他前往八路军驻香港情报站报到。
得到这个消息，姚子健不露声色地离开了自己“工作”多年的陆地测量总局，然后经广州秘密抵达香港。
在香港，他主要负责整理情报资料，并结识了潘汉年等多位我党在地下战线战斗的传奇人物。然而，这并不是姚子健想要的生活，他想要拥有追求、有价值的生活。
1938年底，在潘汉年的介绍下，姚子健得以辗转到圣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翌年10月，抗大毕业后的他又被调到苏豫皖抗日根据地工作，从此便开始辗转各地。
新中国成立后，姚子健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纪委书记等职，日子过得也算安稳。
只是，到了60年代特殊时期，姚子健早年曾在国民党陆地测量总局工作的经历则成为了“造反派”眼里的罪状。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姚子健又联系到了当年他的入党介绍人鲁自诚。
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的鲁自诚证明了他的潜伏经历，并称赞他当年收集军用地图和相关情报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反“围剿”和长征事业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有了鲁自诚的证言，造反派此后再也没纠缠过姚子健。
姚子健自此却重新回忆起了自己当年那段难忘的情报生涯，没有鲁自诚对自己的那段评价，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当年竟然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他开始好奇起自己当年的真实身份，自己到底是在为什么工作呢？
三、时隔六十七年的身份认证
如果不是传奇红色特工沈安娜的一次讲座，姚子健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曾为中央特科工作过。
沈安娜是沈伊娜的妹妹，她在姐姐的指引下也加入了中央特科。
1935年1月，沈安娜以速记员的身份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凭借每分钟200字的速记和一手工整的字迹，她深受国民党上级器重，后来更是跻身进入了国民党中央。每当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重要会议，都少不了她这个速记员的身影。每次开会，她都被安排在离蒋介石近在咫尺的位置。
蒋介石的一言一语都瞒不过沈安娜的耳目，可以说，她按住了蒋介石的脉搏。
就这样，无数关键的机密情报被她传达给了党中央，这为党和人民军队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1年，已经是八旬老人的沈安娜受邀到江苏某单位讲述从前在中央特科的岁月，期间自然少不了提及姐夫舒曰信和姐姐沈伊娜的事迹。
姚子健的儿子姚一群恰好就在这个单位工作。
姚一群在台下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因为他从沈安娜的口中听到了舒曰信夫妇的名字。
父亲在回忆往日革命经历时，就经常提起舒曰信夫妇。关于这两位的细节，他讲述的竟然与沈安娜所讲的没有丝毫出入。
到了这时，一个令姚一群难以置信的猜测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难道86岁的老父亲和这位大名鼎鼎的沈安娜是一个机构的同志？
换言之，自己的父亲难道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他回家后急忙找到父亲，然后将自己的猜想告诉了他。
“沈伊娜的妹妹竟然还在世？要是能见到就好了。” 姚子健听了儿子的话后也难掩惊讶的神情。
但是，对于自己是否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老人家也是摸不着头脑。为了求证历史真相，姚一群陪父亲去拜访了沈安娜。
两位老人各自诉说着自己的隐蔽战线经历，希望能从中得到印证。
经过一件件事的穿针引线后，沈安娜确认道：“你当年的情报工作是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沈伊娜’这条线的。从你这段经历上来看，你确实属于中央特科！”
姚子健老人听后忍不住落泪，他终于知道了自己过去在为谁而工作。他往日的付出没有白费，没有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事后，沈安娜马上将姚子健的事情向国安领导汇报，再转达给中央部委，这才使得他的中央特科身份正式得到国家认证。
而此时，距他开始参与特科的地下工作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七年！
2018年1月12日，姚子健老人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