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隋炀帝有点像，商纣王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不过，商朝灭亡的锅，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来背。
纵观商朝六百年，它经历了多次迁都、频繁的盛衰循环，可谓命运多舛。我们先认识下商朝的两大特点：
第一，“殷因夏礼”，商朝本质上是对夏朝的延续。名为“朝”，实际上其实是部落的联盟，商王居住在都邑，定期巡守天下，统治着分散在各地的部落君长（即所谓的“诸侯”）。他们直接关系松散，一旦商王室实力衰落，就会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
第二，商朝王位的继承，前期基本采取兄弟相传的原则，没有嫡庶之别的讲究，直到没有同辈人了才传给下一代，这种模式，后来给商朝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商朝建立不久，就爆发了持续7年之久的旱灾，幸亏在位的是开国君主商汤，他以德治国、体恤民情、知人善用，带领王朝度过了危机。
商汤当了13年的王，病死后由儿子外丙接班。但仅仅过了3年，外丙就撒手人寰，其弟仲壬接班。又过了4年，仲壬也死了，商汤的嫡长孙太甲即位。
随后就发生了伊尹放逐太甲事件：太甲暴虐，被元老伊尹放逐到桐邑；3年后他悔过自新，被迎回。还有个说法，据称是太甲杀回了王都、夺回了商王之位。
在太甲之后，商朝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但却面临了两大难题。
其一，从第10任商王仲丁起，商王室经常爆发夺位之战，严重损害商朝实力。直到第18任商王阳甲期间才告一段落。为了遏制这一局面，其后商朝废除了“兄终弟及”制，王位继承逐渐改为“子承父业”；
其二，王位更迭频繁的同时，商朝的国都也经常迁徙，有记载的多达六次，历经亳、嚣、相、刑、庇等地。
眼见商王室如此混乱，诸侯们趁机发展壮大，有的甚至不再向王室纳贡。第20任商王盘庚即位后，形势终于稳定下来，都城也固定在殷，即我们熟知的殷墟。此后，商朝迎来了又一个发展期，到了第22任商王武丁执政时，商朝终于进入了巅峰时期，即后世熟知的“武丁中兴”。
但在武丁死后的100年间，历任商王都难有作为，商朝长期处于革新派、守旧派的内耗与争斗局面，实力江河日下。
第28任商王文丁在位期间，黄河上游的周氏族发展形势喜人，因此引起了商王室的戒备。周氏族首领季历进京报捷，被文丁扣留、抑郁而死，埋下了双方矛盾的种子。
文丁死后，帝乙接班，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季历之子姬昌，以此缓和双方关系。稳定了西部后，帝乙把注意力转向了东南江淮流域，那里的夷族发展势头迅猛，已经对商朝形成了现实威胁。
在其在位的第9、10、15年，帝乙多次出兵攻打夷族，经过连续几次大规模的胜利，他暂时平定了东南方。
帝乙死后，儿子帝辛即位，他就是后世所称的商纣王（周朝给加的谥号，纣，残义损善是也）。
帝辛并非帝乙的长子，他之所以被破格指定为接班人，只是因为他太过优秀。史称他孔武雄壮、力大无穷，能赤手空拳格杀猛兽，能以血肉之躯倒拉9头牛；并且，他天资聪颖、见多识广、口才了得。种种过人素质，让父亲帝乙对其尤为偏爱、不惜违反祖制传位。
但是，跟后世的智瑶（春秋末期晋国权臣，被韩赵魏联手灭门）、杨广一样，像帝辛这种条件优越、聪明绝顶之人，大多具备一个致命缺点：过于自负。史书称他“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所有人都入不了他的法眼。
遗憾的是，当时的商朝已经步入暮年，帝辛这种自负的聪明人只会加速王朝的灭亡。
当时的商朝面临两大危机：
第一，整体作风堕落。
在武丁之后，历代商王“不知稼穑之艰难，惟耽乐之从”，商朝历代统治者沉迷享乐、荒废政事；
同时，所谓“夏尚忠，商尚鬼，周尚文”，商朝贵族好事鬼神，祭祀活动频繁而奢华，消耗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
更严重的事，“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商朝贵族阶层（乃至平民）酗酒成风，《殷本纪》指责帝辛“好酒淫乐”，“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其实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风格，而是整个统治阶层的集体风气。从后世的考古成果来看，殷商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确实是各种酒器，佐证了史书的记载。
因此，后世把作风堕落、酗酒成瘾视作商朝灭亡的主因：“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
第二，穷兵黩武，国力剧衰。
对于商朝的衰亡，《国语》概括得很简练：“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帝甲（祖甲）乱之，七世而陨。”也就是说，在武丁之后，商朝一直处于下坡路。
特别如上文所提，在帝乙时期，商朝集中军事力量对付东南夷族叛乱，对于西边只能采取联姻等羁縻手段予以笼络。
这种政策偏向导致的后果很严重：商朝国力耗尽，民心涣散，失去了对众多诸侯的控制；与此同时，西部的周氏族强势崛起，他们以与商王室联姻、被封为“西伯”为政治资本，在黄河上游发展壮大、闷声发财，姬昌在位期间，周人已经吞并了密、黎等诸侯，势力直达江汉地区，史称“三分天下有其二”。
但自信的帝辛，并没有看到上述危机。作为一名自视甚高、“雄才大略”之主，他对内对外均祭出了大动作。
对内，为了加强集权，他对王族勋贵进行迫害，商容、微子、箕子、比干等直言敢谏的忠臣被打压排挤，而那些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的崇侯虎、费仲、恶来等人则被委以重任，导致政治越发败坏。（后来的隋炀帝与其异曲同工）
对外，帝辛继续对东南用兵，他亲自率兵征伐东夷、开疆拓土，使商文化深入传播到江淮流域；为了发展生产，他废除屠杀俘虏的旧制，让他们从事生产耕作，开垦荒地。但在任何时代，打仗都意味着财力物力的消耗，为了缓解财政紧张，帝辛增加赋税、提高诸侯的贡品数量，由此导致人们离心离德。另一方面，那些被他赦免的俘虏并没有因此对商王室效忠，反而在后来的牧野之战中临阵倒戈。
综上可见，商朝的灭亡乃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规律所致。高智商、低情商的帝辛加速了这一步伐，他不顾现实情况，一味穷兵黩武、铺张奢靡，“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但假如他韬光养晦，商朝就会因此改观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