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义乌、四川营山、江西南昌等多地下架槟榔及槟榔制品后，作为槟榔主要产地，海南坐不住了。
9月21日，海南省槟榔协会发布 《近年海南槟榔产业发展情况通告》，直言“对槟榔身份的界定再次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有必要向社会各界通告近年来海南推动槟榔产业转型升级的举措”。
通告提到的“身份界定”问题，源自食用槟榔的售卖正被迫转入“灰色地带”。2020年，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修订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未将“食用槟榔”收录在内。与此同时，作为具有成瘾性的产品，随着槟榔“致癌”风险不断被大众所认知，槟榔产业正遭遇巨大的生存危机。
该通告疑似已被删除 图片来源：海南省槟榔协会公众号
但无论对海南还是湖南，要“戒瘾”都并非易事。在上述《通告》中，海南省槟榔协会陈情，将加强槟榔药食同源的科学研究、建议加强槟榔全产业链监管，意在“海南槟榔”和“湖南槟榔”之间进行“切割”。
然而，正如海南省槟榔协会在接受采访时所言，海南与湖南槟榔产业相辅相成。面对在夹缝中生存的槟榔产业，“两南”省份，陷入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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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最大的槟榔加工、消费地区，吃槟榔在湖南不仅是一种个人习惯,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社交礼仪”。
新华社2019年的报道曾引用一组数据：全国6000多万槟榔消费人口中，超过2000万在湖南，湖南嚼槟榔人口比例，高达38.42%。即便是在第二大消费省份广东，槟榔食用人口也有不少来自湖南。其中，“湘潭尤嗜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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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槟榔如此“上瘾”的湖南并不产槟榔，中国超九成槟榔都产自海南，其中90%都供应给了湖南数千家槟榔深加工企业。可以说，湖南撑起了全国槟榔产业的“大半壁江山”。
而拉长历史，这座中部省份其实是在其他地区逐渐抛弃槟榔之时，后来居上实现“一枝独秀”。
关于槟榔发展史，青年学者曹雨在《一嚼两千年》一书中有详细调查。据其记述，槟榔食用在中国盛行，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末年。到清朝末期，槟榔流行区域主要分布在今台湾、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和云南等地，而湖南并无大范围食用槟榔的文化基础。
据曹雨考证，虽然在当代，湘潭是中国大陆上唯一的汉族嚼食槟榔习俗传承地，但直至嘉庆年间的《湘潭县志》（1818年），才首次出现关于此地民众嚼食槟榔习俗的记载：“士大夫燕客，米取精细，酒重酻娘，珍错交罗，竞为丰腆，一食费至数金，而婚丧为尤，甚至槟榔蔫叶，所往酷嗜。”
这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湘潭大学张恩迅、申玲玲在《瘴气、瘟疫与成瘾:地方社会变迁中槟榔食俗的传播与重构》一文中指出，嚼食槟榔的习惯之所以在湘潭得到广泛传播，是因为具备了三个重要前提——
一是，明末“江西填湖广”的跨省移民，促进了湘潭“药都”形成，为四大南药之首槟榔的传播提供了市场渠道；二是，清代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后，跨省贸易促进了 湘潭“贸易中枢”的形成，为热带珍果槟榔的传播创造了运输条件；三是，清代湘潭一跃成为“湖南第一大码头”和“天下第一壮县”， 富饶的地方经济为广东槟榔食俗的传播提供了消费基础。
此后，槟榔在当地的发展一度遭遇曲折，但嚼槟榔的习惯一直保留至今。
改革开放后, 湘潭大街小巷经营槟榔生意的个体商户迅速增长。据《湘潭日报》报道，现代企业的生产方式，让当地槟榔加工门店从上世纪70年代的100家迅速增长至80年代的4000家。到2018年，围绕槟榔种植、生产和销售的产业链产值达500亿元，胖哥、小龙王、皇爷、伍子醉等槟榔加工的主要企业被纳入湘潭市规模工业企业名录前列。同年，湘潭工业总产值为3458亿元。
从生产到消费，槟榔产业在湖南构筑成一个经济发展的闭环。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官网2020年曾写道： “药食两用让槟榔产业链建设也不断延伸、完善，未来极有可能打造成为千亿级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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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费需求带动下，海南作为槟榔主产地，也是获益的一方。
还是在清朝末期，当时槟榔最为盛行的闽粤两省，分别“养活”了全国槟榔两大主产区——台湾槟榔源源不断运往福建，而广东槟榔的主要来源地正是海南。
槟榔的需求格局发生剧变，与之相对应的，是槟榔产地不同的命运。
上世纪90年代，台湾经济走向鼎盛时期，运输行业迅速发展，以男性为主的货车司机为了提神，普遍嚼食槟榔。消费增长推动了种植面积提升。数据显示，1996年，台湾槟榔种植达到巅峰，种植面积为5.6万公顷，超过台湾农地面积20%。
不过，在健康疑虑和经济周期的双重影响下，台湾槟榔种植逐年下滑，到2017年槟榔种植面积已缩水至4.3万公顷。
在台湾槟榔业步入调整期的同时，海南槟榔业则逐渐攀上高位。
根据曹雨统计的数据，2008年，当台湾槟榔产量约为14.5万吨时，海南还仅为11.7万吨。10年之间，海南实现了对台湾的反超——2019年，海南槟榔产量超过28.7万吨，而台湾2020年槟郎产量不足10万吨，仅为海南35%左右。
在为湖南种槟榔的同时，海南也难以避免对槟榔“成瘾”。
由于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当地槟榔不仅味道更为醇厚，并且几乎“落地成活”，在海南，槟榔树被称为“懒人树”，只需在房前屋后土地上种下，无需精心照料，七八年后结果就能卖。
如今，槟榔产业对海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原海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张治礼就曾明确表示，从经济效益看，槟榔产业已经超过橡胶、椰子，“成为海南热带作物真正的第一大产业”。
在《海南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中，槟榔被明确为12大布局产业之一。而作为“中国槟榔之乡”的海南万宁， 更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支持槟榔加工做大做强，发展槟榔种植加工贸易百亿级产业链。
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影响着农户增收脱贫。数据显示，2020年，海南省槟榔种植涉及70多万户、23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41.37%。还有公开报道称，湖南槟榔加工龙头企业口味王在海南的6000多名员工中，就有近400多名贫困户和残障人士。
海南槟榔谷景区 图片来源：摄图网_501741886
而不断发酵的“致癌”“成瘾”等舆论压力，以及游走在灰色地带的监管难题，成为悬在这个槟榔种植大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013年，央视《新闻30分》栏目一则有关槟榔致癌的报道引发轩然大波，槟榔行业骤然遭遇“寒冬”。同年，央视二套《经济新闻联播》报道指出，“槟榔致癌说”令当年槟榔价格从前一年的6元/斤暴跌至1.2～1.4元/斤，槟榔种植户收入缩水至1/5。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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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槟榔认定为一级致癌物；2017年，我国也将槟榔列为一类致癌物。
槟榔种植在海南，加工则主要在湖南。不可否认的是，湖南槟榔企业掌握着真正的行业主导权。而回顾自2003年以来其种种做法，曹雨发现，槟榔行业并非没有“回头”的机会。
2019年，面对外界愈加汹涌的质疑声，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协会曾发布《关于停止广告宣传的通知》。
此举对于当时受困于省内市场饱和，急于寻求扩大市场的槟榔从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警醒。在曹雨看来，这种更谨慎、更不容易引起公众厌恶的发展方式，对于槟榔业发展更为明智。如果槟榔业不主动寻求产业扩张，政府可能长期止步于这样一份协会文件。而面对愈加明朗化的健康问题忧虑，槟榔业通过此举也能够赢得更多的转型时间和空间。
然而，这样一纸行业协会提出、不带有强制约束力的文件，并没能阻止槟榔企业们“开疆拓土”的冲动。曹雨指出，由于湖南当地槟榔产业长期无序、恶性发展，在槟榔企业和市场“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一些企业将此当成一个大肆抢夺市场份额的好机会。
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再度掀起高潮的新一轮广告“抢位战”。为首的“口味王”，在连续多年出现在湖南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后，又对《这！就是街舞》《这！就是灌篮》等热门综艺进行冠名或投放广告；“湘潭铺子”则找到《德云斗笑社》《吐槽大会》，以期将营销触角伸向更多、更年轻群体。
图片来源：口味王集团公众号视频截图
这的确扩大了企业知名度，但很难说没有带来“反噬”效果。2021年9月，广电总局发布 《关于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的通知》，并进一步引发大众对槟榔产业去留的讨论。
处在行业上游的海南，显然早就感受到危机逼近。早在2013年槟榔产业遭遇减产时，关于槟榔为南药之首、海南应增强槟榔药用价值研究的声音就已出现。但据当地媒体报道，直到今年，槟榔药用价值的系统性研究仍然不足，且相关政府部门对槟榔药用产业的扶持较少。
一个直接影响是，目前槟榔药品产值不高、对槟榔原料需求较少。有业内人士指出，目前销售额较高的槟榔药品为四磨汤口服液，年产值5亿元左右，但其中的槟榔原料价值只有约2000万元。
眼下，海南终于加快脚步——在去年底立项支持槟榔产业的科研项目，并在今年召开槟榔产业技术体系启动会，将开展产品安全健康技术研究、槟榔加工减害增益技术研究等内容纳入五年计划，以破解海南槟榔产业多年来“一条腿”走路的局面。
与此同时，已有地区已经开始主动“转身”。作为海南槟榔主要产地之一，今年6月，五指山提出，大力推广雨林油茶种植，并逐步替代槟榔种植作物，防止农户因槟榔价格下跌造成返贫致贫风险。
而在湖南湘潭，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还称要做优做响槟榔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做大做强农业龙头企业。而到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则明确，要“推动槟榔产业转型升级”。
记者|杨弃非
编辑|王月龙 刘艳美 易启江
校对|段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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