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初，当顾远抵达大理火车站时，他被这座四季春城的“热浪”吓了一跳。
高铁到达层里，人潮涌动，出租车口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连出站口外的打车点，也是乌泱泱塞满人。车流走不动，打车软件也无能为力。
尴尬的不止是顾远，从全国各地来大理的八十多位教师也是。
每年都有不少教师趁着暑假，到各地参加职业成长项目，主办方们通常将地址定在一些环境优美的旅游城市，大理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被邀请的讲师，顾远丝毫没料到今年大理的“盛况”：一拨又一拨中产家庭奔赴到此，不是为了旅游，而是带孩子参加各式教育夏令营。还有从北上广慕名而来的家庭，决定驻扎下来。
从洱海到苍山，中产家庭们在大理找到一片“教育桃花源”。
顾远所在的教育圈，对大理的创新热潮关注已久。在这位创新先锋看来，“学习在窗外，他人即老师，世界是教材”的教育理想，的确正在大理生根发芽。
但，这未必就是创新教育的尽头。
他在新书《教育3.0》中提出了这样一层思考：教育创业很繁荣，但教育的改变却很少发生。中产家庭们趋之若鹜的逃离之旅，到底能否值回票价？我们有机会和这位教育圈的创新先锋聊了聊。
顾远
Aha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
群岛教育创变者社区创始人
桃花源式教育想象
法国插画家让-马克·科泰（Jean-Marc cote曾在1900年描绘过未来教育的场景：老师们把书本倒进一台像搅拌机模样的机器中，知识就能转化为电波，通过电线传输到学生脑中。
在1900年以后，关于教育的诸多想象都与新技术相关。对比之下，大理的这波自然教育热像是一股逆流，带着与潮流相背的返璞归真。
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世外桃源般的自然环境的确颇具魅力。仅是“洱海月照苍山雪”的美景，就让许多中产们流连忘返。古城文化独具特色，气候四季如春，是与城市生活迥异的平行世界。
“教育之所以能在这里发生，就像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延续。”顾远评价道。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外到大理定居的“新大理人”有近10万人，有自由职业者、艺术家、民宿从业者等等。
围绕这群人，也滋生出与城市家庭不同的教育需求：他们既想留在大理，又接受不了资源有限的本地学校，开始将眼光放在创新教育上。
曾有一位宝妈，花两年时间考察大理的创新幼儿园，她发现，这里的创新教育流派众多：蒙台梭利、瑞吉欧、华德福、灵性教育、在家上学等等，应有尽有。
孩子们的日常学习也令人艳羡：在泥土地里撒野，在蓝天白云下骑马，去山里徒步采菌菇，溯溪、爬树、射箭……
这不就是哲学家卢梭在《爱弥尔》中教育设想么：顺应自然天性，依托乡村环境，培养自然人。
习惯了钢筋水泥、快节奏的城市中产们像是发现新大陆一般，在艺术家和KOL们的宣传带动下，蜂拥而至。
尤其在疫情之后，出国游学受阻，大理成了性价比不错的“平替”。
猫猫果儿幼儿园和大理蔬菜社区（菜地）幼儿园是最早的一批，后来，曾在新华社做记者的陈阵创办了苍山学堂，音乐家龚琳娜也和丈夫也带着孩子来到大理，尝试“在家教育”。
在顾远看来，这股创新的活力非常吸引人，他们就好像是小小磁石般，盘活了这块民间教育创新试验田。在教育圈，甚至还有人将其誉为“中国教育创新的‘大理现象’”。
但在一众赞扬中，也有质疑声。有从农村奋斗到城市的家长们不以为然：如果大理的创新教育是以自然环境为优势，那么，暑假把孩子送回老家体验生活不更省钱、省心吗？
一年15万，教育创新这么贵？
创新教育正在成为大理的新名片，但大部分新式学校集中在低龄阶段。再往上，教育资源的衔接却跟不上。
在大理城区，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总量严重不足，不仅占地面积远低于国家中小学办学标准，学位也格外紧张。根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来看，16所城市小学仅能容纳15015人，超标学生6983人。初中阶段也是如此。
有家庭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这一焦虑：到小学阶段，还是得把孩子转去昆明，或是回到北上广。
重新融入，过程却未必容易。
大理的这些私立园极少开设算术、识字等课程，即便有外教，英语水平也跟城市孩子有差距。好的外教不愿意驻扎下来，师资也缺乏。家长们不得不面临孩子幼升小、小升初等困境。
许多从结婚前就驻扎大理的中年人猛然发现，孩子快上小学时，他们不得不另寻他处，甚至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另一层面上，在大理接受创新教育的成本似乎也在赶超一线城市。
有宝妈就曾算过一笔经济账：如果长期驻扎，房租一年价格在4万元左右，学费最近也水涨船高，最低至少5万元，如果加上其他交通和生活费用，至少需要准备15万元，这跟一线城市教育费用不相上下。
如果是寒暑假来参加夏令营，仅房租一项就可以暴涨至一万五每月。
对父母而言，还有许多隐形的机会成本，比如牺牲整个家庭的社交圈，孩子的学业，甚至夫妻一方的工作等等。
受影响的不止是中产家庭，这一热度也波及到其他创业者。当“自然教育”的标签牢牢粘住大理，其他想要开拓创新的教育者反倒会望而生畏。
顾远曾到湘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去做教师培训。当他提到教育创新时，本地教师们丝毫提不起无兴致，甚至还唉声叹气。
他们觉得自己所在的地方是老少边穷地区，没有大理这样的旅游资源，经济条件更比不上大城市，创新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在大理，学校想要安排户外活动，很方便就能把学生带到苍山脚下。如果要学习文化，旁边就是古城，还可以讲讲白族的扎染技术等等。这种伸手即得的资源优势，在湘西，也是可以开发的，只是缺乏教学设计。”
走访国内外不少创新机构后，顾远发现，撬动教育创新杠杆的因素，未必只有资源。
巴拉圭一所“自给自足的学校”就提供了一个范例。
2003年，巴拉圭基金会（FP）创始人马丁•博特接管了一所已经破产的农技学校。这所学校会让贫困家庭的15-18 岁孩子寄宿在学校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学生们通过实践获得收入，来支付学费。
不仅如此，实训机会贯穿至整个学年。每个学生毕业前，还需要提供一份商业计划书。只要一经通过，他们就能获得国家资格证和小额贷款，开始自主创业。
在这一模式下，学校的就业率达到百分百。孩子们在学校里不仅完成了学业，也摆脱了贫困。这一模式在2009年被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 评选为世界教育创新大奖。
巴拉圭农技学校或许完全不符合中产家庭对教育的期待，但它却延伸出一个核心议题。
“并不是外部资源越丰富，教育提供的价值就最大。如果外部物质条件非常充裕、自然资源极大丰富才能做教育的话，那还需要什么创新呢？”顾远评价道。
当教育缺乏想象力
大理教育热的卷土重来，更多反映了中产家庭对教育现状的社会性焦虑，由此滋生出“逃离感”。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写过一本《有限与无限游戏》的书，“有限游戏”目的是决出胜负，其中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有主角和配角，一旦胜负已定，游戏就结束了；而“无限游戏”没有明确开始和结束，目的是不断延续游戏，让参与者各有所得，无所谓输赢。
主流的学校教育多是分数决定论，就好像一场有限游戏，也将学生隔绝在真实世界之外。
孩子身处其中，无法真实探究自我和内心，更无法解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这让很多中产家庭们想要逃去别处，寻找其他解决方案。
但，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却对“好的教育”缺乏追问，最终，父母们只满足了自己的浪漫想象，以及出去度假的愿望。
“让孩子培养对自然的热爱，并不一定要送去这么远的地方。好的教育在身边就能做。”
顾远在2015年提出了这么一个教育理念——社会化学习。其精髓总结成三句话：学习在窗外，他人即老师，世界是教材。他们的创业社群也在积极践行着。
这种社会化学习的素材可以是多样的，非在特定环境下才能实施，其重点在于如何将心智资源与外在素材粘合起来。
在《教育3.0》这本书中，就展示了这么一个典型案例。
在地上贴六根胶条，然后让爸妈带着孩子在上面蹦蹦跳跳，这是群岛内部的一个创业团队开发的亲子游戏。
结果，来自父母的反馈出现两极化。
那些带孩子玩了胶条游戏的家长们表示，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孩子玩得根本停不下来。正过来跳、反过来跳、横着跳、竖着跳、单腿跳、双腿跳 … 各种花样，胶条一直贴着都不让揭。
但，另外一群家长却会问，胶条在哪里买？
“我们对教育太缺乏想象力了。很多家庭的教育付出，只是家长的一种自我感动而已。”
在顾远看来，这也反映了对教育好坏的思维定式：大家认为教师的学历越高越好，学校硬件越高科技越好，教材内容越丰富越好……
这种想法除了便宜了商家、满足了某些人的面子，不仅无助于改善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的现状，反而束缚了教育行业的想象力，抑制了创新活力。
到底该如何评价教育的好坏？或许最好的评价体系来自于受教育者本身。
顾远认为，孩子的状态往往最能直接反映成果。
如果去拜访一所幼儿园，孩子们对陌生人视而不见，教师们可能得反思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内容是否真正培养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理应是对外界抱有探索精神。
同样的，好的教育对人的改变是从内而外发生，无法表演，亦无法掩饰。
如此来看，“好的教育未必一定是贵的教育，比如广州的实务学堂，面向的是城市打工者的子女；漳州港尾的‘大儿童’，面向的是城乡结合部的孩子；它们提供的教育更符合我们心目中的好的教育，价格却是低廉的。”
顾远常常借用一句印第安箴言来描绘他的教育理想：“学习无处不在，在风中，在河流间，在食物里，在传统仪式上，在家庭和朋友的爱之中。”
回过头来看，那些赶在风口上的创新教育到底该如何评价？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或许能给出一些启示。
“真正的旅行并不是用同一双眼睛经历一百块不一样的土地，而是通过一百双不一样的眼睛看同一块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