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在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记录了一次史料怎么也找不到的刺杀事件：1931年，在上海的公馆里，警卫向老蒋的床上连开了好几枪，但老蒋命大，侥幸逃过一劫，从此更加小心谨慎，对贴身警卫的考核也更严格了。
这件事是戴笠告诉沈醉的：“那次是因为校长的警卫被人收买了，半夜里，向他的床上连打数枪，那天他正巧住在夫人房里，所以没有丧命。从那以后，他留在上海公馆里的警卫便经常轮换，而他带到上海的警卫，则昼夜守在他的会客室、卧室、书房等处的门窗外。（本文黑体字均为沈醉回忆录原文，下同）”
戴笠是老蒋的忠犬，绝不会背地里编老蒋的瞎话儿，沈醉是戴笠的门徒，也不会虚构“师父”的言行，但是我们遍翻史料，也找不到老蒋那次挨黑枪的幕后主使，就只能根据相关档案，来大致推测一下刺蒋行动的指挥官。
戴笠跟沈醉私下里聊老蒋遇刺，是在1933年到1937年之间，因为这段时间，沈醉多次担任老蒋的外围警卫。戴笠旧事重提，就是让沈醉加强戒备，如果老蒋在沈醉的保护下出了岔子，军统局从上到下，很多人都得丢饭碗。
沈醉在四年里给老蒋当过无数次外围警卫，但老蒋却只跟他说过一句话：“有时我进入住宅找侍卫长联系工作，很容易碰到他，我总是恭恭敬敬地给他行个礼，而他只是鼻子里哼一声。”
有一天外面下大雨，沈醉没穿雨衣，就跑进门廊避雨，不巧被老蒋看见了，他隔着窗户问沈醉：“外面的人带没带雨衣？”
“都带了，下雨也照样巡逻！”老蒋放心地点点头背过身去，可把沈醉美出了鼻涕泡：“这是他多次到上海跟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
沈醉这种表现，让我们想起了《报刘一丈书》中那个拜见宰相的小官：去了好几天，送了无数厚礼，见面磕了无数头，拖延够了时间，表现出狂喜飞马上街大呼“适自相公家来， 相公厚我，厚我！”
此人“且虚言状”，编造出了丞相跟他相谈甚欢的场景，结果也正如他所料：“即所交识，亦心畏相公厚之矣。”
沈醉当然也不完全是吹牛，他后来确实引起了老蒋的注意，两次刺杀大人物，老蒋都指名让沈醉去执行。
老蒋把沈醉当成可信之人，还想过让他作为夫人的保镖一同赴美，最后那个差事，被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肖勃抢去了，沈醉还遗憾了好长时间。
因为多次给老蒋当警卫，所以沈醉才会了解到老蒋安保方面的密辛，比如1931年那次刺蒋功败垂成，就是被戴笠当做反面教材讲给沈醉的。
沈醉的回忆录有很多地方语焉不详，所以我们不得不查阅相关史料来进行考证。
在史料中，1931年老蒋确实差点被王亚樵干掉，但行刺的地点是庐山而非上海，王亚樵只能算“中级执行者”，他背后还有孙科、唐生智和那个后来成为天字第一号大汉奸的汪某，刺蒋的目的，是为了解救被老蒋软禁的胡汉民。
王亚樵的1931年刺蒋，确实有过闯进官邸进行枪击的计划，但被余立奎（王亚樵为司令的淞沪抗日义勇军后来更名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否决了：“在蒋的官邸下手是不可能的，我亲自去那座大院附近观察了多次，别说从大门进去，就是墙边也无法接近，里面的布局更是不可能知道，即便我们能进去，也不能顺利找到蒋的住处，肯定会落入侍从室的罗网！”
在官邸行刺很难成功，于是王亚樵才选定在庐山动手。
老蒋的侍从室和军统特务确实不全是吃干饭的，他们从丢弃的金华火腿被挖空的地方闻到了枪油的味道，并展开了全面搜捕，“庐山刺蒋”无果而终——这件事很多人都写过，而且说法不一，咱们就不在这方面多费口舌了。
庐山刺蒋失败，王亚樵又把目光转向了上海——他们曾先后在上海火车站北站制造过两起刺杀事件， 这两案直到1937年4月12日才由当时的南京法院公开审理。
王亚樵这两次的行动目标，都不是老蒋，那么“官邸刺蒋”事件为何不见任何报载，史料中也很难找到？
沈醉的回忆录，是经过严格审定才公开发行的，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被选为老蒋夫人近身警卫的时候，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副处长”，后来又晋升为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沈醉在昆明跟徐远举、周养浩、成希超、郭旭等一帮大特务一起被抓，在1960年才被特赦当了政协文史专员，他的回忆录可以语焉不详，但却是基本不敢造假的。
沈醉在回忆录中总是若隐若现地表示他对沈醉和老蒋的尊重，按理说老蒋差点挨枪子儿这样的事情，他是不会凭空捏造的，即使他肯捏造，审核那一关他也过不去，于是问题就出来了：戴笠跟他绘声绘色讲述的那一顿乱枪，到底谁才是幕后主使者？
戴笠并不是一个多嘴婆，他跟沈醉讲的这件事，要不是被沈醉在回忆录中透露出来，估计极少会有人知道——即使是现在，网上也找不到关于此事的片言只字。
戴笠都不肯细说的事情，我们只能猜测：其一，戴笠故作惊人之语，只是给沈醉敲警钟，让他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睛，别把老蒋的脑袋看丢了。但是这种猜测不靠谱，因为戴笠也只有一个脑袋，编这样的故事，传到老蒋耳朵里，他的肩膀上就只有将星，而没有戴帽子的家伙了。
其二，沈醉顺手那么一写，把老蒋庐山遇刺移花接木成了官邸挨枪。但是细想起来，这也不大可能：王亚樵策划庐山刺蒋，那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沈醉当然知道得更清楚，绝不会在回忆录中出现这样低级的疏漏。
既然前两种情况都不合常理，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了：在老蒋授意下，戴笠封住了所有人的嘴，最后只告诉了自己的心腹沈醉，而且还是无意间透露的，估计说完之后，他也后悔了，所以沈醉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但是枪手背后还藏着多少大人物，沈醉就一点都不知道了。
为了查证“老蒋官邸遇刺”案真相，半壶老酒找了五六本跟王亚樵有关的资料，又翻了三个版本的戴笠传记（有文强写的，也有沈醉写的，还有魏斐德写的），都没有找到相关佐证：如果此事真的是王亚樵所为，那是瞒不住，而且他肯定也不会隐瞒，因为那也是大功一件。
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她的脸上罩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这些面纱，只能由时间来揭开。看这篇文章的读者，可能也看过沈醉的回忆录，对这段描述可能也印象深刻，但却一定像半壶老酒一样，找不到准确的答案。
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们只能进行推测，半壶老酒的推测，是沈醉那个枪手的幕后主使，就在前面咱们提到的“命王刺蒋”的三个人中间，他的地位特殊，而且后来还和老蒋成了盟友，要不是李德林参选，老蒋备胎的位置，就是他的了。
那人是庐山刺蒋的幕后主使之一，他在上海收买一两个警卫，也不是难事儿。这位前朝太子，别说戴笠不敢动，就是被老蒋也不能不有所忌惮，所以这件事就只能秘而不宣了——政客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老蒋和结拜兄弟打过无数次大战，见了面还不是称兄道弟、笑得菊花朵朵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