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旭
1956年5月13日，一个前蒋军将领风风火火来到北京，口口声声说要找主席。
如愿见到主席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我是来讨说法的。”
看到他的举动，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周公也没有和主席这样说话，你一个起义人员如此大呼小叫的，肯定要挨批评。
谁知道大大出乎意料，主席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和蔼地向他解释，最后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知道错了。有错就一定会改，而且一定能改好！”
看了这一幕，工作人员大惑不解。
此人是谁，为什么敢用这种口气跟主席说话？主席为何对他如此客气，还向他道歉？
董其武将军
此人是解放战争中的起义将领，名叫董其武。
董其武，山西河津人，1899年11月出生在该县固镇村一个农民之家，家境尚可。
因此，董其武小时候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读过私塾，还顺利进入河津县读高小。
待他长大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民国时期，山西变成阎锡山的天下。
作为山西都督的阎锡山雄心勃勃，胸怀问鼎中原的野心，因此创办斌业中学，培养初级军官，为他称霸储备人才。
董其武听到消息后非常兴奋，立即赶往太原。
为了能培养更多人才，招生不论穷富，学校管吃管住，还发放助学金。
但是为了培养人才，入校门槛很高，报名考生有7500多人，最后只有不到六分之一的人被录取。
考试共有国文、算术、体育三门，董其武三门成绩均名列前茅，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毫无悬念地被录取。
在斌业中学，董其武刻苦用功，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斌业专门学校机械科学习军事科目，并担任班长。
1924年3月，在快毕业的时候，董其武和军校的同学植树的时候，因取水浇树一事，和阎锡山督军府一位副官一言不合，干了起来。
对方出言不逊，挨了董启武两脚。
之后，血气方刚的董其武因不肯认错，被勒令离开学校。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1925年春天，董其武南下到了谭延闿的部队，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一员。
肚里有墨水，又上过军校人才非常稀缺，董其武一入伍就是排长。
董其武表现出色，一路高升，不到两年，已经是第九混成旅旅部副官长，升迁速度让人瞠目。
1927年，董其武加入了有“铁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当时第四军军长是李济深，手下名将如云，四个师长分别是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徐景唐，名将叶挺也是第四军的独立团团长。
董其武在第四军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校副团长。
而叶挺比董其武大3岁，还上过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以及当时著名的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董其武毕业的斌业中学，没有高学历的教官，在中国的军校中根本排不上号。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董其武是有突出军事才能的。
青年时期的董其武
1927年，蒋氏背叛革命，第四军中的一部参加南昌起义，打响了对蒋军的第一枪。
董其武则选择了北上，在1928年秋天投奔了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
傅作义当时也在阎锡山手下，董其武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老部队。
民国时期军阀比较重地域，阎锡山是山西人，他的晋军中还是当地人吃香。
而傅作义的老家临猗，距离董其武的家乡河津不过五十公里，这就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血浓于水。
再加上意气相投，董其武一生的命运就和傅作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同舟共济、一荣俱荣。
董其武和傅作义身上有很多共同点，那就是推崇“忠义”。
他们的“忠”，不说忠于某个人，主要是忠于国。
正因如此，他们在战场上才所向无敌，屡建奇功，打出了名气，打出了威风。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作义、宋哲元等数十名北方将领就呼吁停止内战，抵抗外侮。
傅作义还向当局请缨抗日，在长城抗战中痛击日军，大长国人志气。
傅作义
强将手下无弱兵，董其武不但率团参加了长城抗战，还在怀柔、石厂一线阻击日军，亲率全团官兵与日军激战15个小时，打退日军10多次进攻。
1936年冬，身为蒋军陆军218旅少将旅长的董其武，率军参加了悲壮的绥远抗战，再次建立功勋。
这年5月日军扶植建立了伪蒙，控制了察北和察东地区，之后企图控制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绥远。
在对绥远驻军长官傅作义拉拢失败后，向该地区发动进攻。
同年11月，伪军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共5000余人，在日本驻蒙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下，凭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分三路向红格尔图气势汹汹扑来，百灵庙战役拉开帷幕。
董其武以红格尔图战斗副总指挥的身份，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向日军亮剑。
当日伪军还在睡梦中的时候，218旅神兵天降，暴揍侵犯红格尔图的日伪军，短短几个小时，毙伤敌1700余人，俘虏300余名，还缴获大量军用辎重、纪要文件和电台、密码本。
董其武、孙兰峰在《一九三六年绥远抗战始末》一文中称：百灵庙战役，伪蒙古军第7师被打死300余人，打伤600余人，400余人被俘。
绥远抗战最终以我军全胜宣告结束，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主席特派南汉宸携其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前往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
抗战中，董其武率部参加了忻口战役和太原战役等著名战役，都有不俗表现。
其中最出彩的，当属五原战役。
1940年3月，天气转暖，黄河解冻，河套地区道路泥泞，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行动。傅作义决定痛击困守五原城中之日军，并伺机消灭外围各据点的日军，因此发起了五原战役。
当时，傅作义35军为主力攻击五原城，其中以35师攻击新城，32师攻打五原旧城，已经升任师长的董其武率101师负责破坏乌加河桥，并阻击外来日军的增援。
五原之战能不能打好，就看乌加河桥能不守住。
傅作义以重兵成功突入五原城，与守城日伪军展开巷战。
战况激烈，攻城前敌总指挥袁庆荣将军身负重伤，双方进入胶着状态。
发现五原城被围，日军迅速出动三个联队，从包头驰援。
这时候，董其武率领的101师死守乌加河，任凭日军军官咆哮，士兵眼睛发红，狂攻三天，但是无法过河半步，直到五原日军全军覆没。
抗战中，一般环境下，蒋军和日军兵力对比至少5比1才能勉强开战。
此战中，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下，董其武以一个师硬刚日军三个联队，艰苦可想而知。
傅作义有点担心，不断询问他能不能顶得住，要不要援兵，董其武始终没开口，最后关头，董其武和军官们都到了战壕的最前线。
五原之战，让傅作义声名大振，也让董其武扬名立万，日军更是牢牢记住了101师和董其武。
由于董其武抗战有功，官职不断晋升。先后任蒋军陆军第三十五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73年，董其武参加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访日本，当年侵略中国的日军将领听说后要求拜见董其武，对他说：“要是贵军所有部队都像傅作义和您那样会打仗，恐怕用不了八年日军早就投降了。”
自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其武率部抗战12年，屡建战功，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名将。
由于思想的局限，董其武在抗战结束后与我军作战，充当让他遗憾终生。
因为傅作义和董其武的善战，给我军造成了不小麻烦。
主席曾3次亲自部署挺进绥远的战役，由于傅作义、董其武执行蒋氏内战政策，遇到挫折。
董其武指挥所部与我军进行了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战役、察南绥东战役、察绥战役等，使我军原定的作战意图没有能完全实现。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一共经历过9次重大失利；而在这9次重大失利中，我军在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战役遇到的对手，就是傅作义、董其武。
抗战胜利后，蒋氏失去人心，董其武渐渐发生变化，逐渐看透蒋氏的本质，对蒋失去信心。
1947年6月，蒋氏授予其上将军衔，但他对外仍宣称是中将，说明他对此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辱。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顺应潮流，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董其武从收音机听到消息后兴奋异常，随即与傅作义通话，说老长官“干得好”。
第二天，他迫不及待从归绥飞往北平，直接面见傅作义，希望复制“北平模式”。
董其武将军
董其武之所以反应如此迅速，主要是因为他看到我方代表了正义，是中国的希望；其次也是他为人忠义，心中一直把傅作义当作自己的明主，办公室里不挂蒋氏的照片，而挂傅作义的照片，对傅作义忠诚不贰，紧紧跟随，亦步亦趋。
在他心里，傅作义无论选择什么，他都无条件服从。
得知部下的态度，傅作义大喜，立即这一情况反馈给我方。
出乎意料的是，主席当时却并未首肯。
因为绥远蒋军的情况比较特殊，并非铁板一块。
其中有地方军阀旧部，有其他战区败逃的残军，再加上蒋氏对军队的渗透，当时发动起义难度较大。
于是，主席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绥远方式”。
“绥远方式”的核心，就是——保持中立，从长计议。
即不动干戈，不急于求成，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让该地区的蒋军保持现状，保持中立，不与我军为敌。
然后画出一个中立线，交换俘虏，双方互通有无，营造一个宽松环境，让他们的思想上有一个接受和转变的过程。
不得不说，这个方法非常高明，对我方非常有利。
因为采用了“绥远方式”，这些军队对我军不构成威胁，我军就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去消灭其他蒋军残余力量，从而从容解放全国。
正像主席预料的那样，绥远军队成分复杂，将领立场也有差异，思想转不过弯。
比如傅作义手下“两只虎”之一的孙兰峰将军（另外一只虎就是董其武）和顾祝同的亲信刘万春将军。
孙兰峰是察哈尔省主席兼代保安司令部司令；刘万春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驻绥部队指挥所中将副主任，此人还是第111军(辖第319师、第320师、第326师)军长。
他们的顾虑，无非是担心我方出尔反尔，秋后算账。
再加上蒋军特务不断散布各种谣言，还有国防部长徐永昌前去施压；以至于到了1949年8月中旬，起义依旧没有举行。
在此背景下，主席在9月初委派傅作义、邓宝珊前往归绥市给董其武“助威”。
因为董其武是一员名将，蒋氏爱惜他的才华，对其极力拉拢。
蒋氏甚至派飞机到归绥，接董其武到广州去，但被其坚决拒绝。
飞机飞回时，在兰州附近坠毁。
董其武心有余悸地说：“幸亏我没有跟老蒋走，天不亡我；看来老天爷也支持我走和平之路啊。”
董其武态度如此坚决，傅作义才敢到绥远去。
傅作义不仅带了20万银元的“糖衣炮弹”，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将领们大力宣传我方“既往不咎”宽厚政策，使大家放下了思想包袱，下定了起义决心。
1949年9月19日，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在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
蒋军绥远省主席兼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一身戎装，走上主席台，他庄严宣布：
“绥远起义自今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开始酝酿，历经8个月，今天终于达成。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选择了和平。这庄严的时刻到了！”
随后，董其武带领蒋军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要员和各族各界人士代表，共37人，依次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名。
董其武和平协议上签字
起义部队于1950年2月至4月10日期间，被改编为人民我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
由于董其武等人的努力，我军兵不血刃解放绥远。
董其武起义有功，我方也予以厚待。
1950年4月27日，主席接见董其武，对他起义的行为表示赞赏。
会见时，主席几次向他强调我方“既往不咎”的政策，让他回去转告参加起义的全体人员，希望他们放下包袱，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
董其武听了非常高兴，回去后他几次召开会议，在部队里大讲特讲主席的话。
朝战爆发后，董其武主动请战，率领23兵团跨过鸭绿江，担负起了修建泰川、院里、南市等战时机场和后方警戒任务，做出重要贡献，被朝方授予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战争结束后，23兵团临时进驻河北，后改编为69军，董其武任军长。
对于董其武的贡献，我军没有忘记。
1955年授衔时，在主席的坚持下，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
得知自己被评为上将军衔后，董其武忐忑不安，主动给主席写信，要求降衔：
“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谢党和主席了，没有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
主席让时任京津卫戍区司令员杨成武转告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政策。”
后来董其武担任63军军长，没有担任大军区领导，主席还专门接见他解释说，按规定兵团正职只能担任大军区副职，但是那样就没有实权了，你担任军长不但有实权，还是大军区领导待遇。
由此可见，主席对董其武是很尊重和重用的。
既然如此，董其武为何去找主席“讨说法”，又是为了何事？
原来，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我方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开展的运动中，部分绥远起义将士被揪住小辫子，说他们有“历史问题”，因此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这些人想不通，感到非常委屈，就给董其武写信，埋怨他当时的起义之举。
董其武看后心里不是滋味，把这个问题向组织上作了反映，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到了1956年，董其武应邀到京参加五一活动，打算这一次一定要为老部下讨个说法。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一幕，5月13日，董其武去见主席，大倒苦水。
他是一名武将，说话不会委婉，喜欢直截了当，他一开口就刹不住：“主席，过去您说对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现在那些起义人员有的被抓，有的被关，有的没有进去也被管控了，还有的被送去劳改了，是不是政策变了？”
主席一听，表情严肃起来，郑重地说：“我们历来讲话算数！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却被一些歪嘴和尚念错了！”
然后他伸手紧紧握住董其武的手说：“这绝对是下边搞错了！当然，我们也是有责任的。你能向我如实反映这个问题，很好。其武同志，我们知道错了。有错就一定会改，而且一定能改好！”
听了主席的话，董其武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他如释重负，高悬的一颗心终于落地，满意地告辞而去。
主席一向是言必信，行必果。
之后，他亲自过问，将起义人员的错案都一一予以平反。
从右至左：粟裕，韩先楚，董其武（1975年）
董其武虽然是一名武将，却有很强的仁义之心。
起义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得到了高官而忘记士兵。
他对傅作义和我方代表说：“我早已把绥远部队当成自己的兄弟，希望你们一定要对他们一视同仁。对他们进行基本的生活安置，绥远本就不发达，不解决6万多人的生计难以解决，希望妥善考虑，能不杀尽量不杀。”
111军军长刘万春
后来，111军的军长刘万春因为起义后跟蒋军勾结被判死刑，董其武得知消息后痛心疾首，他知道刘万春等人被捕是罪有应得，但他又斗胆上书主席，为几人求情——“念在他们都是参加起义签字的人，宽大处理吧！”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刘万春保住了性命，改判无期，1976年8月获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