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杨东,就是那个立志要一生拍摄长城的热血少年!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著名的八达岭长城……”2022年8月23日下午,90后职业摄影师杨东对着镜头熟练地介绍长城,他正在配合一家电视台拍摄。自从拍长城“出圈”后,这样的工作邀约对他来说已稀松平常。
与杨东一样,国内有不计其数的摄影师把长城作为拍摄题材,有的人因为拍摄长城,成为了职业摄影人;有的人因为长城视频入选奥运会开幕式,一夜“出圈”;还有的人在拍摄长城中,梳理思绪、感悟人生……
他们年龄不同,性格迥异,来自不同的工作环境,但都在经年累月的拍摄长城中,找到了自己与长城“相处”的方式:用镜头去描摹长城的瑰丽,记录长城的沧桑,感悟长城的精神,书写自己眼里的长城故事。
对长城“一眼万年”
90后摄影师杨东。受访者供图
“放眼望去,视野开阔、山峦巍峨,还有城墙古朴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胸口涌上一种想大叫的兴奋,那种直击内心的感受前所未有,太震撼了!”这是2015夏天,北漂青年杨东看到长城时的感受。
当时23岁的杨东已经大学毕业一年,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靠给图片网站供图维持生活,学会计出身的他想要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彼时一名前辈点播他,长期“专攻”的意象对于提升摄影专业性尤为重要。那时杨东听说,有位残疾人摄影师,因为拍了近四十年长城,拿了中国摄影金像奖,这个奖比肩中国电影金鸡奖,便也来长城找灵感。
比起儿时在丹东老家看到的部分长城的城垣,杨东觉得在河北看到的、被云山雾海环绕的长城,才是“真正的长城”,他被长城巍峨万千的景象所触动,便一发不可收拾地连拍了三天,“夜里就在空心敌楼里睡的,还趁着夜色拍了很多星空下的长城”。
这次拍摄之后,杨东感觉自己找到了“专攻”的目标,那就是长城。他的第一次获奖作品,就是那三天连续拍摄的一组图片,“奖不大,但确实是对我专业能力的极大肯定,也坚定了我做职业摄影师的决心。”
无独有偶,王启宏也是在河北爬长城时,便对它“一眼万年”。2009年7月的一个周末,王启宏陪家人在河北承德爬长城。“我们去的头天晚上,山里下了大雨,所以爬的时候就赶上了云海,那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当地人都说,这个景象一年到头也赶不上几次,所以印象很深刻。”
41岁的王启宏供职于北京的一家国企。在遇到长城之前,摄影是他的业余爱好,主要拍摄人像,但在河北邂逅长城后,便对拍摄风光照片有了兴趣。泛泛拍摄一段时间后,总没有满意的作品,在摄影圈朋友的点播下,他从2018年起开始聚焦长城。“长期专注地拍摄一个目标,才更有可能拍出好作品,因为反复的试错后,人对拍摄目标会比较了解”。
王启宏也因为专注于拍摄长城而“出圈”。今年年初,他拍摄的8组长城画面,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作为24节气背景画面,向全世界展示。
王启宏拍摄的八达岭长城,作为24节气的“大雪”的象征展示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受访者供图
他的作品中,第一个被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选中的,是八达岭长城的一段航拍,拍摄于去年3月,它是二十四节气“大雪”的象征。“张导说,这段视频在色调上有一种‘水墨长城’的意境,长城的脉络走向恰似盘旋的巨龙,且入画的城楼很完整,非常适合在冬奥会上展示给全世界的观众看。”
51岁的于文江拍摄长城已近20年了,对他来说,能在爬山时候遇到古长城,是一种“馈赠”。爬山除了锻炼身体,目之所及均是自然风光,但有了长城,“那个感觉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在残墙旧砖中能感受到历史”。
于文江出生于山东青岛,从小在山里长大,对于山有很深的感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依山傍海的秦皇岛。秦皇岛不仅有十分罕见的远古地质运动遗迹柳江盆地,还有“天下第一关”美誉的山海关,明朝中后期修筑的部分长城睡卧此地。
于文江爱上了拍摄长城。“长城太特殊了,它跟自然风光不一样,后者美则美矣,没有故事,而古朴沧桑的长城就像一个巨大的谜题,拍摄的人忍不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探究。”
险境出奇景
80后摄影师王启宏。受访者供图
一个好的镜头背后,往往是漫长的等待和执着的坚守,这些热爱拍长城的人,也深谙此理。
对王启宏来说,拍摄长城的成本远比人像高。他只能在周末或法定节假日去拍摄;长城北京段位于郊区,每次往返数百公里,基本上一拍就是一个周末,在安全性上,长城依山而建,自然环境也要复杂得多。
这些“困难”没能阻挡王启宏的拍摄脚步,多年的拍摄经验,让他摸索出一套监测天气变化、野外风险防护的经验,对云山雾海的出没规律也有了几分心得。为了等待一个日出、一片云海或者一场雨雪,夜宿长城已经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但只要能拍到自己满意的画面,不管环境多艰苦,他也觉得“值了”。
王启宏记得,2020年夏天的一个周五,为了拍摄云海中的长城,自己一下班就回家收拾好睡袋、干粮和器材,冒着大雨在深夜十一点多爬上了京郊的一处长城。但接下来的两日都是大阴天,预期的云海景象没有出现。走还是留?
王启宏不甘心,一直蹲守在山上镂空的城楼里,困了就裹着睡袋睡一觉,饿了就吃口干粮。等到那个周日的晚上,山上突然雷电交加,下起了暴雨,他架好机器躲在城楼里,却意外捕捉到“闪电下的长城”的震撼场景,这才觉得不虚此行。
作为职业摄影人,杨东认为摄影的艺术有很多种,拍摄出普通人不常看到的“奇景”就是一种,尤其是长城这类具有厚重历史积淀的建筑,在特殊天气下,更容易出“大片”。
杨东拍摄的大雪下的八达岭长城。受访者供图
2018年12月,杨东执着地要拍一场大雪下的长城。为了这场大雪,他已经在长城脚下蹲守了十多天,终于在气温低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那天等来了大雪,但因为天气冷耗电块,当时作为无人机显示器的平板电脑被冻得关了机,无人机的电量也只够起飞一次,要是平板电脑没恢复,这些天的等待就全白费了。
“我直接把它(平板电脑)贴身塞进怀里,像揣了一块冰。二十分钟后,感觉自己要冻麻了,平板电脑终于有了反应。”那天,无人机只在长城上空飞行了几分钟,但杨东拍到了理想的画面,感到“很幸运”。
在众多摄影人的拍摄经历中,拍长城,除了有奇景,也有雅趣。
为了更好地了解长城,在拍摄之余,于文江大量涉猎了与长城有关的书籍,了解到秦皇岛境内的长城,大部分是明朝中后期修建,并与抗倭名将戚继光有关,便阅读了一些与之相关的文献。
2020年8月的一个雨后,于文江在爬长城时看到了两道彩虹,当时脱口吟出“神工更欲增奇绝,螮蝀双飞抱碧岑”。这句诗出自戚继光的《登杨木顶边楼(其二)》,大意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秀丽的山峦,两道彩虹跨立在山头展露奇观。描述的是戚继光在长城上登高望远时的所看所想。
“跨越四百多年,我看到了和戚继光当时看到的,类似的场景,那种感觉很奇妙,就好像自己和古人打破了时空界限在对话,或者是一种共鸣,仿佛他就在我旁边,我就在他身侧。”
有故事的长城,更隽永
70后摄影师于文江。受访者供图
“风光拍得再好,很多年后还是那个风光,变化不会太大,真正让人产生沧桑感的,是跟长城有关的人的变化。”杨东说。
2018年,杨东接受了纪录电影《爱我长城》摄制组的邀请,与摄制组一起,为当时已106岁高龄的老红军王定国拍摄长城。王定国是中国长城学会创始人之一,为保护长城倾注了无数心血。
历时一年多后,杨东将一张名为《大国战号》的照片,送到了躺在病榻上的王定国面前。这幅黑白图片,捕捉了在乌云逼近下的长城烽火台,“很像古代战场上,烽火台上燃起的狼烟”,王定国看到这张图片露出了欣慰的神情。
杨东拍摄的《大国战号》。受访者供图
“王定国、梁思成的弟子罗哲文等老前辈,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自发地做起了保护长城的工作,经历了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艰难。”摄制归来后,杨东便打算,将来要做一些与长城有关的人物摄影,类似守护长城的人这类主题,在他看来,有故事的长城,更加隽永。
早在十年前,已经拍摄多年“四季长城”的于文江就感到,重复拍摄自然风光会“审美疲劳”。“实际上随着拍摄的深入,对长城了解的深入,你会更想了解与长城有关的故事、长城所象征的精神,以及与之有羁绊的人”。
于文江以“漫漶”为主题拍摄的长城。受访者供图
自2012年起,于文江开始观察和思考他所感知的长城,与长城“对话”。2014年的一次拍长城路上,于文江在长城城墙上看到一块石碑,裸露在外的碑文经过数百年的风化已经难以辨识,同行的一位老先生告诉他,这是“漫漶”,意为磨损风蚀等造成的模糊不清的文字。
“那一刻一个主题立即映入我的脑海,从某种概念上,整个长城也已经漫漶了。”于文江说,在他看来,经过数百年地质运动和风吹雨打,以及植被肆意生长带来的破坏,现在的长城已经不是明朝的那个长城,只是位置和样貌的轮廓还在,类似石碑上的文字,是一种更加宏大的漫漶。
自2015年起,于文江就有意识地围绕“漫漶”进行拍摄。具体呈现上,他用上亿像素的图片来呈现长城上的细节,通过一些残缺的、被风化的敌楼、砖石等细节,来展现当下古长城真实的样貌。
于文江以“熄烽”为主题拍摄的长城。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灵感”会不时地迸发。2017年春季的一天傍晚,于文江在长城静坐,待到日落后,看到山脚下的村落此起彼伏地亮起了灯,而自己身旁的城墙却乌黑一片,一个新的拍摄主题萌生了——“熄烽”,烽火灭了,灯火亮了。
“我想在古代,景象应该是相反的,山脚下没什么灯火,城墙上应该灯火通明。长城看起来是一个战争的产物,实际上是和平的起点,正是有了敌楼灯火的熄灭,才有了山脚下百姓烟火的萌生。”
具体呈现上,他用连续的拍摄,把一段时间出现的山脚下的灯光景象放到一张图片上,以此来对比没有光亮的“夜长城”,以展示他所感受到的长城,好像一个超然物外的高人,在悄无声息中见证着数百年的人世变迁。
这两年,于文江又在拍摄长城中感悟到“生息”,他也计划以此为主题拍摄一些和长城有关的人,比如研究长城的学者,拍摄长城的摄影爱好者,以及山脚下那些“长城的后裔”。
“我想表达的是,长城不是一个‘死’建筑,它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而且现在仍然活力四射。”于文江说。
新京报记者 吴小飞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