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游历目的和时代条件。天下一统的时代环境激发了文人游的热情，“士不可不游”，成为天下读书人的共识。蒙元“灭夏金，平南宋，结束晚唐以来四百年的纷扰与对峙的局面，建立第一个兼统漠北、汉地和江南的帝国，‘索虏’‘岛夷’遂定于一尊……使元代中国成为一个前所未有、多姿多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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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一统，南北隔绝打通，为文人之游提供了可能，游者于是群赴道路。戴表元说：“东南慷慨士大夫异时局于地狭，不得远游以为恨。自中原道开，游者响奔影赴，惟恐居后。”南北隔绝之时，不能游。而当元代“人生文轨混同之时，不及夫年未艾，以览江山人才之胜，勿之，则有歉然之悔。”
甚至认为，时代有条件让文人游历，如果文人此时还不游，是不可思议的，“士生文轨混同之时，不能遐观远览以见于文辞，而怀居养安以没者，独何人哉？”当马祖常在泉州遇到陈旅时，勉励他游京师。同时，大都是辽金与两宋对峙时期的文化重镇，一但南北畅通、天下一家，燕京自然成为文人寻求文化的场所。
出现了“中州文轨道通，而东南岩氓岛客，无不有弹冠濯缨之想。彼诚郁积久而欲肆其扬扬者也……”游历风尚。更为重要的是，大元南北一统，广袤的地域，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和文化习俗之迥异，带给文人无尽的感官享受，极大的开阔了文人的视野。普通文人自不必说，就是道流之中，漫游也是一种风气。
马臻是江南钱塘人，他在宋亡后弃家学道于禇伯秀之门，并隐居于西湖之滨。而元代的文人之游，除了为寻求进身之游外，还有“文化寻根与广学之游，壮文气助才思之游”，而后三者出游的目的和性质，也很普遍，这多为学者所论。元代的蒙古民族是草原文化的代表，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游，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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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蒙古族作为政权统治者时，它所代表的文化会对汉族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游的观念对元代文士的影响就是其中之一。这在有关元代蒙汉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多有提及。
草原文化四海为家的游动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在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影响了元代儒家文化圈的文人士子对传统静态社会模式中文人趋于固守本土的静态生活模式和生活观念，开始以游动的方式打破静止自封的生活状态，使流动成为一种常态。
元代发达的驿站和海运交通，为文士之游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可谓“川有舟行，陆有车马”。蒙元朝廷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和至元二十八年(1291)先后开凿了会通河与通惠河，贯通了南起杭州、北至大都、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大大提高了内陆水路交通的效率。
元代“又先后开辟了三条南北海运航线，……第三条航线是至元三十年(1293)开辟的，……顺风十日即可驶完全程”。元代儒士的地位和处境虽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差，但与宋、明清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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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儒家思想从‘道’的地位转变为许多‘教’的一种，而儒士也失去唯我独尊的传统地位，不过是几个受到优崇的‘身份团体’之一而已”，而与佛教、道教、达失蛮、也里可温(基督教士)地位同等，这种地位和处境也是彼长此消的，以至于“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姗侮于其后”。
文人入仕也是儒家个人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元代仕出多途的用人制度，不仅使元代文人仕进出路更为艰难，而且也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赵文在《送罗山禺序》一文中深痛元初社会的无序，“往时士拔一第难，改官又难，今立贤无方，用人不次，版筑渔钓割烹，或坐致公相，即拥巨万，连阡陌，直何足道？”
官吏重财轻文，用人不当，工匠厨人都可当官致富，整个社会处于失序状态。对文人而言，只有走向仕途，才能有建设社会秩序的可能。
因此，从文人游历的类型上看，元人之游虽然有仕宦之游、商旅之游、从征之游、奉使之游等多种类型，以寻求仕进之路为目的的游历最为主流。尤其是社会地位更为低下的南方文士，因此，南士北游群体是游历文人队伍中最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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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人北游两都。元代统治者重“根脚”的用人传统、“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的选人制度，使得南方文士仕进无门，游历京师以寻找入仕机会，是南士北游的根本原因。
在科举废止的时期，只能由宿卫、由儒、由吏三途径而入仕，无论哪一途径都需要有贵人举荐，然则文人必须投身于权贵，得到权贵的赏识才有可能被举荐入仕。
“士生乎今之世，不汲汲于进取，惟惧乎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者，是可尚已。至治三年，有司遵旧制举进士，凡明经义、工文辞者，莫不奋迅鼓舞。……不十年，服金紫者前后相望，去贱贫而即贵富，无先于此途者。宜乎为士者遇斯时，而奋迅鼓舞也。”
另一方面，延祐开科尽管使士人有了明确而稳固的仕进目标，但由于科举录取比例极为有限，又时断时续，对数量庞大的南方文士来说，入仕依然艰难，需要寻找发展机遇。因此，出现了“今国家之大，际乎天而极乎地，开经筵而崇圣学，设科举以兴俊髦，向之驰马而试剑者，皆彬彬然文学之士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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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人有迫切的求仕愿望，而两都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佳之地。元代士林对文人进取之游的社会舆论和支持，增加了文人通过游历入仕的勇气和信心。刘诜就说：“古之游者，志学问而进取之兼得。”
对于古人游而得遇者如主父偃、司马相如、李白等人的事迹，多为后人传为美谈：“上书阙下，朝奏夕召可也；奏赋《子虚》，上方给札可也；浩歌新丰，徒步御史可也；赋诗沉香亭，白衣供奉可也。”在元人那里，凭借自我的文学才能获得仕途上的突破，是受到钦羡与赞许的。
因此，对于元代两都，不仅有各类技艺之人趋之若鹜，而且有大批文人，尤其是南方文士也竞相游历其中，再如游历上都，通过觐见皇帝、皇太子而成功入翰林的冯子振、夏友兰、张康、曾德裕都是如此。这些个别文人游历的成功，会对大多数游历文人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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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三百年余年的时间内，上都所在地金莲川草原几经易主，此地的文学活动要么是文人经行此地作为匆匆行程的见闻记录，要么作为扈从帝王游猎时的即兴创作。
这些文学活动形式单一，作品零散，更重要的是由于只是途径，匆匆而过，对金莲川草原的描写，主要集中于对自然地理、风俗人情等生态文化的简要勾勒，缺少历史人文关怀和诗人自己的情感。
虽然如此，辽金蒙古汗国时期的金莲川草原，却是千百年来文人书写最为频繁的，是文学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笔。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251年忽必烈总领漠南事务，既而在此继任大统，金莲川因上都特殊的政治地位，才开始有较为集中的文学活动。
同时，两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北方，“京师据山川形胜，四方舟车之所会，风物繁富”，自然地理、山川风物的迥异吸引着被隔绝几百年的南方文人。而上都更是一座在居庸关以北近八百里的草原帝都，对文人来说，居庸关以北自古都是难以逾越的神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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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南北一统、游历之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当文人北上两都，虽然行在旅途有各种艰辛，但依然被空前广袤的山川地理等自然风光和丰富殊异的风俗文化所震撼，时时增强他们的时代自豪感，而这种情绪反过来又促进了文人的游历之风。
在他们看来，历史上的善游者如司马迁等，其所游区域已然不能与本朝相比，陈栎在《送赵子用游京师序》云：
“按太史公所游不过江南而止耳。苏子由……所谓京师，乃指汴梁之京，京以北未尝游也，曷尝得见？今日之天下，乃从开辟以来未尝有之混一，极天地之所覆载，日月所照临之疆域，萃海内之大贤名公，星罗林立于众大之都”，因此，“伏枥老骥，犹志在千里，不能不跃跃歆羡之”。
临济僧人楚石梵琦（1296-1370）也曾游历上都，至治三年(1323)四月由赵孟頫、邓文原等推荐被召京师抄写经书，于泰定元年（1324）四月由大都游历上都，其一生所游地域广博，“历览乎泰山之高，黄河之深，长江大海之总会，而气秀毓蕴，纳乎胸中。及抵于京师，则其耳目之接，固有极其高大者，可知已夫！”
结语
“凡所与交接谈论，又皆王公缙绅，文章道德之士，日益乎所闻”，故其辞章气象，奋然杰出。这些以求仕为根本目的、兼扩见闻等游览心态的游历文人的到来，不仅其创作也因与扈从文臣等身份不同而独具特色，更丰富了上都文人群体的结构，壮大了上都文人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