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的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以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外出旅游，逐渐成为今天人们主要的旅游方式之一。有些城市甚至形成了所谓的“三小时城市旅游圈”，以此吸引人们前来旅游，小假就去自家附近的景点逛一逛，长假大假就去更远的地方，从名胜古迹到国外风光，都成了人们出行的选择。这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我们现在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那么，古人他们没有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甚至出行也有路引的限制，他们又是否能够外出旅游呢？如果能，他们又是怎么外出旅游的呢？会选择去哪些地方旅游呢？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
我们以旅游文化最为兴盛的明朝中后期为例，众所周知，古人本就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行万里路”就成了很多年轻士子的目标，但即便如此，像明朝中后期那样，大量的民众崇尚旅游，沉迷其中，长盛不衰，也是实属罕见的一种情况。旅游不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更是一种文化活动，明朝江南由于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经济的繁荣昌盛，再加上历史悠久，交通便利使得这里成为了旅游文化的中心。史书记载“吴人好游 ,以有游地 、有游具、有游友也。”所谓“游地”指的就是江南士人选择有名胜古迹的地方旅游，“游具”指的则是外出旅游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最通常使用的是马和船，“游友”则不用多说，和朋友一起旅游。“游友”除了志同道合的伙伴以外，还有很多如当今的“导游”一般的“清客”，他们通常都很能说会道，能歌善舞，负责带着达官贵人们游览各种名胜古迹，基本就可以当作是古代的“导游”。从“导游”的出现，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江南地区旅游文化的繁盛。
除了“导游”之外，更有不少名人雅士把当时适合旅游的名胜古迹做出归类，写成书出版，就像是今天的“旅游地点推荐图册”一样。比如明朝中后期的著名大儒焦竑，名士顾起元等人，他们根据当时文人骚客的旅游情趣和价值取向，将南京钟山，牛首山，清凉寺，燕子矶，栖霞山，鸡鸣寺，雨花台等地评选为“金陵十二名胜”，写出合集发表刊行，名为《雅游篇》，并请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作序，叶向高十分高兴为《雅游篇》作序，在当时的文人墨客之间“一时以为胜事”。
而金陵一地，久负盛名者，无过于秦淮河畔，为时人旅游必去的胜地，秦淮河之地号称是“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房值甚贵而寓之者无虚日”，特别恐怖，感觉就像今天的上海一样，适合人际交往，住宿以及做些羞羞的事情，房价贵到寸土寸金，然而赶来居住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而到了每年春末夏初河水初汛之时，苏州、常州的“游客观光船”常常几百艘船成群结队前往中流，苏州的游览主要集中在虎丘，每次到了八月十五的中秋之夜，就有“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奚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到地痞流氓，都到了这里旅游，这种鱼龙混杂的旅游团体自然而然引起了苏州地方政府的警惕，为了避免导致犯罪事件的高发，苏州府衙出台禁令，不再允许除了士大夫以外的浪荡子弟，地痞无赖进入虎丘，这块石碑至今仍然立于虎丘寺，石碑记载：“照得虎丘山寺，往昔游人喧杂,浪荡淫佚，今虽禁止，恐后复开，合立石以垂永久。今后除士大夫览胜寻幽、超然情境之外者，住持僧即行延入外，其有荡子挟妓携童、妇女冶容艳装来游此山者，许诸人拿送到官审实，妇人财物，即行给赏。若住持及总保甲人等纵容不举，及日后将此石毁坏者,本府一体追究。”
而与苏州毗邻的松江府的旅游产业也迅猛发展，隆庆以后逐渐是“游船渐增 , 而春秋间泛集龙潭,颇与虎丘河争胜矣。”至于杭州更是天下名胜，受人追捧，每至七月十五中元节，便是“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可见当时人潮拥挤，摩肩擦踵，游玩规模之大，亘古未有。
除开江南，北方地区也是盛行旅游之风，尤以京师为盛，当时人人都知道“都人好游，妇女尤甚”，正月灯节，游人之盛，持续半个多月。而正月十九日后，京师民众更是纷纷出城畅游白云观，连全国各地的道士都跑来凑热闹，“不期而集者数万人”，按照记载，从这一天开始，“自此日后，冠绅闺阁，寻春选胜，继以上冢踏青，宝马钿车，更番杂沓，竞出西闺,水边林下，壶榼无虚日”，这种旅游之风的盛行在当时成为了一种常态，十分具有代表性。
在这种旅游思潮的影响下，极大的改变了当时许多士大夫的观念，在士大夫之中诞生了一大批“驴友”，比如袁宏道，徐霞客，张瀚，李时珍，徐光启等等文人骚客，都走上了探幽访胜的旅游之路。而在这群人中尤以徐霞客最为著名，徐霞客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旅行家，而徐霞客和其他人的与众不同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走的路比别人多，虽然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眼界比别人更加的宽广。大多数士大夫旅游，不过是简单的陶冶情操罢了，而徐霞客不仅游乐，他还会写，他还要去细究旅行中所遇到的山水地势，对它们进行勘测，每至一地，考察山脉，探索河流，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奇文轶事，成了徐霞客和其他人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从旅游中发现记录，写成了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对于我国明朝时期的地理风貌有着详细的记录，成为了研究明朝地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他打破了旧式士大夫固有的思想观念，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徐霞客恰恰相反，他离家“驰鹜数万里，踯躅三十年”，冲破了狭隘的传统观念对士大夫的束缚，极大的带动旅游事业的发展，后世清人也对徐霞客之游表示惊叹，说到：“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而在明朝的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刺激下，打破了旧有的许多传统观念对于他们的束缚，使得旅游兴盛，不仅知识分子喜好旅游，很多妇女也突破家庭的限制，外出旅游，男女一起亦不足为奇。这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旅游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