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见俊哉教授的《“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中文版终于面世了。从标题来看，吉见教授似乎一方面要对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奇葩”政策进行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也要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文科摇旗呐喊。但仔细读完，发现吉见教授真正关心的是日本大学和日本年轻人的未来。无论是对“重理轻文”逻辑的批判，还是对日本大学存在的危机的担忧，以及对人才培养的应有状态的探讨，都无不体现出吉见教授作为站在日本高等教育第一线、同时也是日本顶尖国立大学文科领域的研究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015年6月，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面向国立大学下发《国立大学法人等的组织及业务重议的通知》，强调“特别是教师培养类专业和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院，在制定组织改革方案时，要考虑到18岁人口的减少、人才的需求、教学研究水准的确保以及作为国立大学的职责等要素，废除相关组织或积极尝试向社会需求较高的领域转变”，被认为是要在国立大学中开展“去文科化”。
“他者化”的“文科”与“有用”的内涵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随着高考的恢复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工业发展、技术革新成了时代的关键词，应运而生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当然，这句口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它反映出人们倾向于将“文科”还是“理科”这一选择置于意识之中，并将其问题化。
正如吉见教授在《“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中所说，“以‘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的方式反对‘文科无用，不妨弃之’的意见，是无法与‘理科有用，所以有价值’这样的逻辑相对抗的”，这是因为如此一来，“‘文科’能够主张的立场，充其量也只能是为‘理科’的有用性锦上添花而已了”，“文科”在此时被彻底地“他者”化了。这种逻辑使得“文科”存在的必要性，需要经过将“理科”定位为“有用且有价值”的“普遍真理”——也就是某个尺度的衡量之后才能够获得承认。此时，“为文科辩护”这一原本没有必要性的行为就被强行赋予了意义，“文科”和“理科”不再是辩论台上平等的双方，而是一方是作为“尺度”的“自我”，另一方则是接受“审视”的“他者”。
《“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日】吉见俊哉/著 王京、史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8月版
但是吉见教授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即重新审视“有用”本身的内涵。首先他提出了“有用”的两个维度，即“完成目的型的有用性”和“创造价值型的有用性”。前者的“思维模式在理工科是主流”，而文科则擅长发现“目的或价值尺度”，从而使得社会“重新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者“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这种观点解构了“有用”这一在日语中相当“务实”的评价性词语。此外，吉见教授引用了韦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将完成目的型的“有用”对应于已有“预期目标或是确定的价值”，只剩下“思考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时的“有用”，此时工具理性处在“自我封闭”的体系且“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体系”。吉见教授的这一引用主要是为了引出“价值尺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话题。因为一旦价值尺度发生了变化，则原本的“目的”也会发生变化，而以完成该目的为前提的“有用”则会立刻失去意义。
理科需要在短时间内拿出成果，而文科则要求将人们的“知性活动”纳入“全体性的长时段”中进行验证。在当今的中国高校我们可以看到，理工科专业的学者往往年纪轻轻就已经是教授、博导，各种学术头衔加身；而文科则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尤其是文史哲等被许多人认为学之无用的人文学科的青年学者们，往往一文难发，一职难求，在“非升即走”的大环境下艰难度日。这是因为文理科知识产出的周期有巨大不同，如果坚持以理工科的知识产出周期为“尺度”去衡量一切，那势必导致文科的生存空间被无限挤压。如此一来，新的价值尺度无法创造，大家又会“不知该向何处去而彷徨无措”。
正如吉见先生所说，“‘理科有用，文科虽然无用但有价值’这样的讨论方式”是“大错特错”的。应该说，“理科的知识生产多为短期见效，而文科的知识生产多能长期有用”。
“大写”的大学
“人生三度入大学。”
日本的大学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发生了“寒武纪大爆发”（即短时间内大学数量急剧增长），而后又经历了“大纲化”（放宽教养教育的限制）“重点化”（增加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法人化”等“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改革。社会背景的变迁、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大学改革的挫折使得日本的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面临重大的挑战和困境。吉见教授认为，日本大学改革中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要重新定义大学这个概念本身”。在互联网社会，人们倾向于“有事上网搜”，似乎不用进入大学也能拥有获取知识的多种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将大学定位于人生之中”，也就是说，将只有高中毕业的18岁人群才能进入的“大学”——即“执行‘高中生’到‘社会人’的过度礼仪的组织”扭转为“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够自由参与的组织，或者提供职业生涯转机的组织”。此处，吉见教授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人生三度入大学”，即18岁的高中毕业生、35岁的职场“社会人”和60多岁的退休者，他们都应该是“大写”的大学的参与者。
这一观点彻底颠覆了大多数人对大学的固有看法。高中阶段以进入理想的大学为目的，心无旁骛地学习各种“有用”的学科，进入大学后则以找到理想的工作为目的，努力向“有用”“好就业”的专业方向靠拢，以毕业后进入职场为分界线，与大学的“缘分”戛然而止，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社会人”。在这样的线性逻辑中，大学不过是人生中的“过度礼仪”，是“社会人”的孵化场，是学生时代到职场生涯的“孟婆汤”，是“小写”的大学。但是，在吉见看来，不论是30-35岁的职场人，还是60多岁的退休者，都应该被赋予将“已经积累的经验最大限度地利用，并勇敢挑战新的道路”，甚至“打破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并努力建立新的知识想象力基础”的权利。大学应该在人生中重新被定位，这是因为“在完成了工业化的现代社会”，固有的“学年”“年龄层”“工龄”等“直线型时间轴已经逐渐崩溃”。同时，“社会自身的时间轴已经变得更加分散，更加富有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也应该“允许多条时间轴共存”，让社会各个年龄层的知识获取和知识产出活动变得更加灵动而丰富。这就是“大写”的大学。
当地时间2022年4月12日，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新生入学仪式。
回归教育者
吉见教授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但是首先，他是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对学生充满关怀的教育者。在吉见教授的许多学术著作中，都会选中一个合适的“时机”，插入诸如“论文撰写方法”“课堂实践方法”等对学生直接“有用”的内容，而这本专门探讨大学教育的著作也不例外。
在第四章“人生三度入大学”的最后两个部分，吉见教授将目光转向了大学课堂与论文写作，其中涉及的内容正是笔者亲身所历。提到“Attack me！”这门课，虽然吉见教授谦虚地称它为“主动学习模式”，但这门课的意义远不止如此。我们经常能够在学术期刊或是学术会议上看到学者们之间理性的学术争论，但敢于在课堂上允许学生从学术角度对自己的既有观点毫无顾忌地进行批判，则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书中所说，在课前，教授会指定自己或他人的一本著作或一篇论文作为“Pre-reading”的作业，让学生充分阅读、思考之后，在课堂上针对其中的“实证妥当性”“理论整合性”“结论有用性”和“研究的背景假设”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提出异议。但这些异议必须是“高质量”的，要具备“哪里”“如何”“为何”“应该如何”等几个要素，才算是合格的质疑。这门课上的“学生攻击”与“教师防守”的“攻防游戏”，能够让一个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无法提出有效问题而虚度时间的学生主动感到无地自容，也能敦促教师——同时也是学者——随时让自己身处学术研究的前沿，不能有丝毫“吃老本”“炒冷饭”的侥幸心理。
而“论文撰写的方法”更是为苦恼于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写作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份及时且“有用”的指导。提出这部分内容的契机在于对文科的“方法”在“通过自己的力量对事物进行思考和归纳，并将结论传达给别人”时的“有用性”。与理科的“实验团队”形式不同，文科的学习多以“研究组会”为中心展开。“研究组会”与“论文撰写”是“文科知识生产根本要素”的“方法”。吉见教授首先提出了论文撰写的“五个要素”（撰写者的设问、学术性的方法论、实证性论据、以文章的形式统合和认识的深化）以及“六个步骤”（明确问题意识和研究目的、确定研究对象、对先行研究进行批评性探讨、建立分析框架——即假设、进行田野调查等、作出结论与评价）。此处吉见教授举出了反例，而这正是当时作为学生的笔者曾经犯下的错误，即错把自己的“兴趣”当成“问题意识”，试图在一篇论文中广泛涉及多个研究话题而导致论点不够集中和思路混乱，对先行研究的梳理限于罗列而疏于批判和思考等。在曾经的指导老师的著述中看到自己的经历以“反面教材”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深感羞愧，另一方面也庆幸不已。在自己学术生涯的启蒙阶段，先入为主的错误理念能够得到正确的引导，这多亏了吉见教授的及时指正。
从为“文科”发声，到重新审视“大学”应有的存在方式，再到回归教育第一线，《“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探讨了关乎整个日本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和年轻人未来发展的宏大课题。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吉见教授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亲历者、学术研究的参与者和对年轻人充满关怀的长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希望各位读者能够从本书中得到一些收获，引发一些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发展方向的思考，也希望各位能给译者不成熟、不完美的翻译提出宝贵意见。
（作者系《“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译者之一，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日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等。译作有柳田国男《海上之路》《关于婚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