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失语者的爱情百家故事

旅游 美食de小倩 2022-07-12 20:14

原标题:《隐入尘烟》,失语者的爱情百家故事

拍《隐入尘烟》的村子,其实是我的故乡,甘肃张掖花墙子村。

为什么叫花墙子?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它在黑河边,黑河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其实古时这里叫若水,「若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那个若水,它的源头是祁连山,整个河西走廊的灌溉全靠黑河,所以有大量的湿地。以前这里的人修房子,会去湿地采土方,因为淤泥聚集的土方很细腻,相当于我们采草皮一样,最上面的一定带草,杂草啊、野花啊什么的,用这样的土方去砌墙,那个墙就花里胡哨的,所以叫花墙子。

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村子里出生和长大,17岁,高二那年,才跟随父亲进城,我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已经在这个村子里建立,现在又以电影的方式回到了这里。在村子里,一直都有老四这样的人,他可能是我的亲戚,或是小学同学的父亲,依附在哥哥、嫂子的庇护下,每天去放羊,无聊时会看村子里的人打麻将。他就坐在一个角落里,我从没听他张口说话,不是不会说话,他有语言功能,就是没听到过。他没有社交,也没有朋友,吃饭的时候是哥嫂把饭给他,他吃了,接着就是干活。

也有跟贵英特别相似的女性,她精神上有一点失常,每天脏兮兮地流浪。她特别喜欢去我们家,有时候我妈跟别人聊天,她就进来坐下,我妈会给她馒头吃,没有人说你不可以来,可能就是因为没有赶过她,她觉得她能到这儿。她也不说话,听一会儿,她自己就走了。她家的屋子边上也有一堵墙,那种老的、土的、夯的城墙,是这个村子以前的城墙残存的一处,城墙上有好多蜜蜂的洞,我们都喜欢去那儿捉蜜蜂,拿一个瓶子,把里面的水倒干,把这个瓶子的嘴对着那个洞,趴在那儿等,等着蜜蜂钻出来,钻到瓶子里拧住。有时候她看见我们逮蜜蜂,她就吓唬,拿一个土块要砸我们,我们就跑,但她追到了,就故意往后扔,把土块扔掉了,其实就是逗我们玩,后来我们渐渐地喜欢跟她玩,配合她玩这种游戏。

可能只有孩子能和她玩。孩子的心灵会更干净一点,纯粹一点,没有那么强烈的分别心。也许她在躯体上、肢体上是一个看起来有点残破的人,但我觉得,她应该有一个非常非常纯洁的、干净的内心世界,能跟这些孩子玩到一处,她只跟孩子们说些什么,而不是对大人说。

后来我觉得,老四和贵英这样的人,其实不光是我们村子里有,村子之外也有,别的村子,甚至县城也有,比如说那些流浪汉。一个班级里也有这样的人,有的人是那种特别活跃、特别抢眼,容易被注目的,有的人就是不怎么出挑,坐在角落默默地做一些事,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知道他跟他周边的人、跟这个世界如何建立联系,如何去沟通。等你大学毕业,去一个公司上班,一个团体里,也总有这样的人,只要有集体存在的地方,其实就有这样的人,但他们又是构成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人,很容易第一时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坐在那儿、沉默着、一言不发的人,会像一个磁铁一样,牢牢地把你的目光吸在他的身上。

老四与贵英

荒诞

《隐入尘烟》的演员,大多数也是花墙子村的人。

演老四的武仁林,是我的小姨父;运输粮食的那个老板是我的哥哥,亲哥哥,他一直在帮我做制片,也演戏;组织大家来开会、献熊猫血的村长是我父亲;演贵英嫂子、提醒她去撒尿的,那是我母亲。电影一开始,喊老四说,「你赶紧来啊,穿上你哥的衣服相亲」,那其实是我小姨,老四生活中的妻子。

他们从2009年《老驴头》,到2011年《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2017年的《路过未来》,再到《隐入尘烟》,一直演到现在。包括《隐入尘烟》的剧组,一开始就住在我小姨父家,他们除了演戏,还要给剧组做饭,召集一些村民来做群演,各种活儿都干。我小姨父的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也一起跟着帮忙,现在,他的女儿是《隐入尘烟》的化妆造型师,她大学本科是学油画的,毕业之后一直跟着我,去电影学院考了影视化妆造型班,进修了一年之后,就一直在剧组做化妆师,做了好几年,之后我拍,我就说你回来帮我弄吧。她的弟弟,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演那个小喇嘛,拍《老驴头》的时候他还小,演孙子,到了这部戏,老四现实中的儿子就成了他的侄子。

武仁林拍摄花絮

唯一一个外来的演员是演贵英的海清,她也住在我小姨父家,住了10个月,每天都在体验生活。有一天羊要生产,姨父就说,我要去给羊接生了,她就很兴奋,说我跟你一起去。他们在后院给羊接生,看着那个小羊羔出来,站不稳。电影拍到中间,那个小毛驴也出生了,她见证了很多生命的诞生。

海清要晨练,每天会走到一个硕大的水库边,然后走回来,有一天她很兴奋地说,你知道我听到什么了吗?我说听到什么了?因为开春了,那是个巨大的水库,一个湖,结冰了,冰就开始化。冰裂的声音,很远,「哗」地传过去,很复杂的一个声音,她每天就特别期待晨练,走到那儿之后,就蹲在那儿录那个声音。这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她觉得很美妙,也很震撼,有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声音。她会碰见另外一个村子的人赶着羊来花墙子放羊,她会穿过这个老头的羊群,就跟这个老头认识了,每天都会见面相互问候,打招呼,但那个老头始终不知道她是个明星。

在花墙子,我拍了5部电影,有4部长片和1部短片。在故乡拍电影,这好像逐渐成了我的一种风格,其实最早决定回村子里拍,是因为缺钱。

拍第一部电影《夏至》的时候,我23岁,找钱非常困难,爸妈就把他们攒了很多年、准备在县城买房子的钱拿给我,一共十几万。我没拍过长片,也没剧组管理经验,开拍以后,钱越滚越多,超支超得一塌糊涂,最终完成的时候花了将近30万。剧组的人全是电视口的校友,也没经验,什么都搞不定,边拍还得边借钱。后来,片子入围了鹿特丹国际电影节,要提交一盘HDCAM带子,机房的机时加带子需要1500元,遍地借钱都借不到。拍摄结束后,我用了很长的时间去反思,这30万也等于交了学费,买了一个教训,这个教训告诉我,所有的案头工作一定要做到极其扎实才可以开机。

但第一个电影拍完后,我就像着了魔一样,迫切地想去拍第二个,欲望不断膨胀。就像你喜欢一个女生,见了一次还不够,还想再见她,然后就想跟她在一起。可是我还欠很多钱,只能边弄边还。有一阵子,跟我父母打电话,能感觉他们很不高兴,我想他们应该是在经济上有压力了。等2009年拍《老驴头》的时候,杨瑾导演说可以免费给我做摄影,他的小舅子可以帮我录音,张献民老师可以把他的机器提供给我,但他们也让我先和女朋友挣些钱去,我就想到,不如回老家,把花墙子村的村民们训练成演员,好用极低的成本拍摄。

2009年,我回到花墙子村,说我要拍一部电影,找村子里的人当演员。我们村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大规模通电,就算是到了2009年,全村唯一有电脑和网络的人,就是贵英和老四赊化肥、农药、种子的商店老板。大家从来只看过电影,没见过人拍电影,更不要说从这个村子里走出来一个孩子,他长大后回来说,要拍一个电影,让他们担任演员,他们觉得这个事情特别荒诞,不可思议。电影很神秘,你怎么可能会拍一个电影呢?他们觉得你小时候光屁股跟别的孩子在这跳水,露着肉跑来跑去,谁没见过,现在突然间回来说你要在这儿拍个电影,还要让我们来演你的电影,这太荒诞了。

当我路过村口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没事一样站在那儿聊天,不说话,就看着我走过去,大家才开始议论。包括我那时戴了一顶棒球帽,是我2008年去首尔参加电影节的时候买的,枣红色,帽檐磨破了,露出黄色,他们就觉得,你看,他连帽子都是破的,能拍什么电影?一个小伙子,不懂事,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固,瞎胡闹,丢人就算了,你们都一把年纪了,跟他瞎胡闹什么啊!很多人就扛不住这种压力,辞演了,到最后,我只能把我的亲戚们全部给弄成演员,因为说服他们更容易一点。后来,演老驴头的其实就是我舅爷爷,我父亲演他的儿子,好多亲戚朋友都演了。

李睿珺在给演员讲戏

土地

后来就顺了,到了《隐入尘烟》,我们拍了10个月,前期做了非常严密的计划,所有的拍摄都是按照植物和动物的真实生长周期来的。麦子是几月份种,树是几月份发芽,候鸟是几月份来,蝌蚪是几月份出现,我们才能做几月份的计划,拍这场戏。电影里有一个日历,每一场戏是哪月哪天,是和现实完全重合的。可能观众不会在意,但我在剧本里面写得很清楚,每一场戏都会提醒道具要把日历翻到那一页。

你不能乱拍,麦子从抽了麦穗到变黄之间,那是很短暂的时间,你错过那个,就拍不到了,早,它没出来,晚,它黄了。贵英在地里一铲,不小心铲掉麦苗,那个麦苗带着谷壳,带着麦粒的形状,下面长着根须,这个样子就那么几天,你错过,也没了。

我们真的养了两头猪,从小猪仔开始养,到这个电影拍摄结束。平时一直要照管的这十只鸡,也是我们真的孵出来的。买了一个孵蛋器,计算好21天的时间,等它开始要啄壳的时候,才开始拍摄。我们能看到有的鸡在撑腿,蹬那个蛋壳,有的刚把蛋壳啄开,那是真实的在出壳和刚出壳,电影里几秒钟前刚出壳的小鸡是真实的,那不是特效。你会觉得,那种生命力的东西,它有一种欣喜,它原来是一个鸡蛋,现在变成了另外一种生命,拍到那个画面以后,大家还是很开心的。

电影中孵小鸡的场面

但村子里的人也有疑问,总问我,李睿珺你为什么要来这儿拍啊?你去拍那些城市和高楼大厦不好吗?我们生活过得又不好,房子又破又旧,我们长得也不好看,我们说的话也很土,有什么可拍的呢?你为什么一直在拍这些?

等他们真正在电视上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想法就变了,他们觉得,我们一样可以演电影,为什么电影就是明星的专属啊?对不对?我们演得也不比他差,你看央视都播了,对吧。我们村也很漂亮啊,它为什么一上电视就那么漂亮?我们的语言也不土啊,我们也不丑啊。

现在不一样了,假如花墙子村有人说我要学影视,家长说我看到谁谁谁做这个事,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可以做,他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质疑,说我没见过,不可以。花墙子村的人去县城买东西,他们受到的注目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拍电影的那个村子,他们是那个电影里面的演员,他们变成了全县最懂电影的农民。

我有一天突发奇想,去百度了下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72岁。如果有幸能活到这个年龄,我还有三十多年的时间,按照最快3年拍一部电影来算,还有10部电影的空间。在家人都很健康、没什么事情分散我精力的情况下,这10部电影,就是我剩余的一生。我为什么要浪费其中的某部电影,去强迫自己做那些不想做的事情。如果哪天又没钱了,我就继续回去做30万的电影好了。

李睿珺在花墙子村

生死

看完电影的人会问,为什么要让贵英最后以那样的形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把最美好的事情撕碎给你看」,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一个结局?因为生离死别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日常,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日常,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逐渐在衰老,不是说你想逃避或者不想面对,它就不会发生。拍电影就是拍日常,我们在日常中去提炼电影,又在电影中去还原日常,这些日常我们不能逃避,必须得直面,电影里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去直面,每一个观众都需要去直面。这就是生活本身。

贵英和老四在一起本身就是个意外,他们原本想着各自的人生就是这样活着,根本就没有想到阴差阳错还能成家,而且一开始也就是搭伙过日子,没想过他们会产生情感。他们不但产生了情感,还产生了更紧密的情感,但就在一切都好的情况下,突然间,贵英一个意外就离开了,这就是生活本身的这种偶然,不可控的意外,构成了日常。一个意外开始,一个意外结束。

但对贵英这个角色来说,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她以前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没有经历过爱情,没有经历过被人尊重、在意、关爱,安定感、安全感、依赖,都没有,但她终于在老四的身上找到了这一切,是老四让她唤醒了自己爱和被爱的能力,他们双方唤醒了对方的这种能力,填补了对方之前缺憾的部分,他们变得完整了,作为一个人,该享受的都享受到了,该有的都有了,她圆满了,她的离开我认为不是遗憾,就是圆满地离开了。所有的蜕变和新生,都是在伴随着痛苦下进行的,就好比蛇再蜕一层皮一样,在那个瞬间,我想它们可能也有身体上的不适,但是它们蜕完,可能就是一种新的存在。

我觉得他们是幸福的,包括我拍《白鹤》,爷爷离开的那个部分,有一个长镜头,是他的孙子一直在埋葬他,有一个很古典、很欢快的音乐其实是《往生咒》,小河作曲。很多观众说,为什么会选择那么欢快的一个节奏,我说一个人在达成自己愿望的时候他是开心的,我享受到一个土葬的礼遇,我的孙子帮我完成了。

人的一生无非就是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就是这些事,没有别的。农民的生活,直白来讲,就是在处理生死。开春养一只猪,年终时杀掉,再养下一只猪。开春养一波小鸡,养到年终,杀掉招待客人,然后再养。粮食种下去,有了新的生机,秋天收获,不管今年收成怎样,明年都能再开始。农民对于生死的理解,有他们的思维方式。

我对生死的记忆从五六岁的时候开始,有一天我们去地里干活,我们家的驴,把院子里的小麦袋子给撕破,偷吃了很多小麦,吃得太多了,一喝水就发酵,泡胀了,驴快胀死了,等我们从外面回来,发现驴已经不行了。村子里没有兽医能给它做手术,抢救它的方式是要给它注射石蜡,让它排泄。它有一头小驴,我就记得在抢救它的时候,在它要死去的那一刻,它一直看着它的小驴流眼泪,我就觉得好像我就是那个小驴一样,我就会想到,万一死去的是我的母亲怎么办。

后来驴去世了,我父亲用一个车把它推到沙漠边上,小驴就一直在我家,我给它弄了个奶瓶喂它奶,它就跟着我们。我们在屋里炕上睡,它就卧在炕沿下,后来它慢慢长大了,习惯了,它就以为这是驴圈,它不想离开(笑),就是像这些事我会记得。

我的老家,还有一种仪式,叫喜三——婴儿出生三天或者三个月,全村人都要拿着馒头和布来祝贺,村子里摆上流水席,宣告迎来一个新生命。新媳妇迎进门的第一年,要把所有亲戚走一遍,当年我骑摩托车,驮着我爱人,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去走亲戚,向他们介绍我的家庭来了一个新成员,所有的亲戚都会给我们红包,这是他们相识的媒介。如果家庭里有亲属离开,也要披着孝、拄着丧棍,挨着村子去跪亲——跪在门口说,我的父亲/母亲去世了,请您哪一天来参加他/她的葬礼,然后磕头离开,极具仪式感。

在处理生死时,农村不仅有古朴的情感,也有古朴的智慧。《隐入尘烟》里,贵英溺水时,村民们就在那里旁观。贵英去世,有人对老四说:「你坐一会儿,不要太伤心,你现在房子、粮食都有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有人会觉得,这是漠视生命的表现,但如果你有农村生活经验,就会明白,他们确实是在为老四考虑,现实生活中要照顾这样一个身有疾、不能创造任何价值的人,是个累赘,一个人的生活反倒更自由。

爱在他们心里不见得比生存有价值。这是他们自己处理恩怨情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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