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宁一中高三学生合影。
运动会上的跳高比赛。
一户会宁人家在中堂挂的对联。
孩子们假期边放牛边读书。
地理课堂。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我是带着好奇去会宁县的。
在此之前，作为在甘肃另一座小县城念了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人，我听过这个地方的很多“传说”：
我的老师在课堂上举例，会宁有老师在黑板两侧挂一只草鞋和一只皮鞋，告诉学生，你考上大学了穿皮鞋当城里人，考不上就穿草鞋回农村。
父母指责我不够用功：“你就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人家会宁娃娃没水喝、没饭吃，一个个下苦学，都考到北京去了，北京都有一条会宁街呢。”
尽管我的家乡离会宁县城还有700多里，北京更是在数千里之外，但大人们肯定的语气，让我一度觉得，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能读书、能吃苦以及穷，成为会宁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会宁一中，成为回应我好奇的一个切口。在县级中学普遍“塌陷”时，这所中学在去年被列入甘肃的“卓越高中建设方案”。学校也曾收到北大、清华等名校校庆的喜报，感谢中学为大学培养了杰出的校友。
校长张贵荣答应了我的采访，他说，可以在学校随便看。
一
我到的那天是寒假结束后的开学日，一个高中生给我指了一中的方向，她有点遗憾地说，她没考上一中，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要623.5分，她所在的学校只需要500多分。
出租车司机得知我要去一中，说一中很好，他的小舅子就是一中毕业的，后来考上了大学，留在兰州当了干部。接着又说他是回族，一中在2018年、2021年都有回族学生考上清华大学，“创造了历史”“攒劲的很！”司机后来又自嘲，“我只读了小学二年级，不知道咋和你们这些文化人说话。”
会宁一中看上去和大多数县城中学没有两样，但也有些许不同——新修的校门右侧有一件浮雕，写着“仁义礼智信”。再往里看，有两座雕塑，一个是抽象派的，类似双手托举出希望，下面写着“人文日新”；还有一个是写实派的，孔子像。
在清华的大礼堂里也高悬着一块写有“人文日新”的匾额。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原副院长徐葆耕曾撰文：“人文”始终是大学教育的灵魂和基础。日新月异的人文思想像一轮不落的太阳，在这所大学饱经忧患和坎坷的每一个时期，都照耀着它，让它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不致坠落；它让所有的清华人都记住：自己不仅应该学习一技之长，更应该学会怎样做一个有品位的人。
张贵荣说了类似的话，他希望会宁一中的孩子在搞好成绩之外，有艺术特长、体育技能，到了大学里，仍然是一个佼佼者，到了社会中，还是一个活跃的、优秀的人。
考虑到会宁县在2020年年底才脱贫的实际，我觉得这样的想法或许只能停留在“想”的层面。
“落后是全面的。”我读研究生时，一位教授感叹东西部差距时用过这样的句子。
二
在这个被群山环绕、素有“秦陇锁匙”之称的会宁县，很多人家在中堂挂一副对联：“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
步入县里专门修的会宁教育展馆，迎面就是1位老师带着4名学生的雕塑，背后是一件意为“硕果累累”的浮雕。这里展示了自明朝洪武六年至2010年间影响会宁教育发展的大事。
有图片资料显示：出嫁的女孩在裙摆上绣上状元出行图，寓意孩子以后考状元；不识字的老奶奶看见散在地上的字纸也会捡起来塞进墙缝里，因为“有字的纸不能被人踩”。上世纪50年代，时任会宁县长的冯琯或步行，或骑驴，顶风冒雨奔波，整顿学校、修缮房屋、安排校长，甚至在每一位教师的任命书上亲自签字。还有供出3个大学生的单亲妈妈；背着干粮蹚水上学的兄弟俩；放驴时，挤在一起读书的小伙伴……
这是穷山沟，2020年第一季度，会宁县人均GDP仅0.28万元，在白银市垫底。但再穷不能穷教育，2017年起，会宁县引进免费师范生，有不少于20万元的住房和生活补贴。
县教育局的另一组数据显示：自恢复高考以来，该县已向全国输送大学生13万多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500多人、硕士学位的6000多人，考入清华、北大149人。
因为教育，很多人的命运像县里流淌的祖厉河一样转弯。一位会宁人回忆，他的父亲和五叔分别是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他们“在那个时代家乡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
会宁一中教师王国良在1980年考上大专。他记得很清楚，那年，会宁全县只出了56个大学生，他是他们村里的唯一一个大学生，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大学生。他拿到通知书后，“走在路上，社员议论（他）”“亲戚挨个上门”“父亲的腰板也直起来了”。
有人开玩笑叫他“国家干部”，更实在的是，在大学校园里，他每个月能领到19元6角的生活费，还有6元的奖学金、4元的医疗费。“当时，一个化工厂的工人每个月才拿22元5角的工资。”王国良说。
在大学，花3角钱就能吃一份肘子，1角5分钱就能吃到番茄炒鸡蛋。而以前，除非夏天热狠了，王国良的父亲才会在集上买几个洋柿子（番茄），让他们兄弟姊妹解解渴。
率先走出农门的佼佼者，成为“知识改变命运”最有说服力的成功标本。王国良说，他打头上了大学后，第二年村里就出了两个大学生，其中一个还考上了兰州大学。
“通过读书有所作为，让家人不再那么辛苦是我读书的动力。”2020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刘佳维说。她家里有9口人，家庭收入全靠父亲外出打工。
前些年，有些家庭为了孩子上高中，荒着农田不管，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去县城陪读，出现了“因教致贫”现象。
三
王国良在会宁一中执教30多年来，没有听过皮鞋和草鞋的故事。一次，去周边学校参观，他看到教室里贴着“要想生富贵，需下死功夫”的宣传语，还觉得有点夸张。
会宁一中的教室里，也有学生贴的标语：“每天六问”——问自己是否学懂弄懂，是否充分利用了时间，是否竭尽全力，是否有所收获，问老师问题了吗，高考目标是什么？
校园里，有人会站在学校大门附近的几棵槐树下晨读、晚读。有老师这样鼓励学生：高中三年固定在一棵树下背书。“有可能以前某个状元就是在这棵树下读书的，我们也要认定一棵树，好好学习，争取超过他。”
教室里后排摆着空桌椅，学生累了，去那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教室门外也有空桌椅，除了让学生解乏，老师也会在晚自习时坐在那里，一对一为学生解疑答惑。
这两年学校注重学生自学，老师针对每一个学生的薄弱点进行专项辅导，“之前是把一个班当一个人教，现在是把一个人当一个班教”。
在午休结束后，一些孩子会主动到讲台，给其他同学讲“每日一题”。“给别人完整地讲下来，自己的提升更大。”高二宏志班的张馨丹说，这是自发的，谁对这道题的把握更好，谁就上去讲，有时候会有争议，同学们就一起讨论，直至将一道题延伸至一类题、一种有效的解题思路。
走在县城，看不到一家学科辅导机构。县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笃定地告诉我，哪怕在“双减”前，会宁县都没有一所学科类的辅导机构。这样的机构在会宁县活不下去，在学校学就够了。
张贵荣告诉我，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甘肃每一个县都留招生老师的电话，唯独会宁县没有。家长觉得，去省城读高中，赶不上在家乡读书。
“苦”学带来的不止一面——一些学生也会因此产生较大的心理负担。
如今也是一名高中教师的校友王乐天就曾在日记里给自己戴上“镣铐”——“想想我贫穷可怜的父母，想想我因贫辍学的弟弟，我没有理由挥霍光阴。从今天起，我要坚定信念，努力学习，疯狂阅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请老天爷监督！”
王乐天是背着舅妈上高中时用过的木箱和煤油炉子，扛着铺盖卷来到会宁一中的，吃的是母亲优先留给他的白面。这些“厚望”，使得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发现自己的短板是“文综”后，高考前的那个寒假，他买了35套文综模拟题。每天五更，听到家里的花公鸡打鸣后，就趴在被窝里开始做题，每天一套，整整35天。他的双肘磨出老茧，至今还有痕迹。
做题的成效凸显出来，高三第二学期，王乐天的文综成绩从152分提升到了182分、202分、222分。为此，他还把“2”当成了自己命中的吉数。
2002年高考，作为高考改革后“3+综合”模式的第一次考试，王乐天吃了败仗，他的文综仅仅考了150多分。他倒在床上，3天没有吃饭。
另一位85后的会宁学子有着类似的感受，他直言，读书不光为自己学，还为父母学，考不好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对教育太执着了，容易把高考当成唯一一条路，时间长了，一点挫折都会成为压死人的稻草。”
这个担子长时间压在了他的心里，即便后来他有机会留在大城市工作，但在“梦想实现的中途”，总觉得“欠别人太多，有放不下的人”。他又回到了会宁。
毕业后考入军校的张金峰说，特定时代条件下，“会宁教育纯粹的‘死学苦学’带给会宁学子根子里的固执和与大环境的格格不入”。
他说，自己身边大部分会宁的老乡，每次一听大家说去KTV唱歌，就害怕，“用会宁传统的观念看，学生就要一心学习，而不是去唱歌跳舞”。
他至今记得，为了他和他哥读书，初中时，父母把电视送给了亲戚，他高考结束后，才又买了电视机。
还有一位毕业生说，他读高中时，最怕父亲瞪他，“哪怕就一眼，也是一种生理、心理的双重碾轧”。
“读名校”一度成为会宁学子的“迷信”。王国良记得，自己班上有学生是全校前10，考上中国地质大学，但还想着复读，考清北。几个老师轮流动员，才把这名学生说服。到了象牙塔，这名学生总是寄来长达六七页的书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但4年后，他还是考上了清华的研究生。
进入大学后，一些会宁学子会陷入不善交际、知识面较窄、创新能力不足的“落后”局面。
2015年，从会宁一中考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法学后，裴慧慧有过这样手足无措的时刻，她说，专业课会设模拟法庭，要模拟辩护方、公诉方，大一时，她总会在分组的时候说，“我能不能光写辩护词，交给其他的同学去说”。
知乎上，有早年在会宁一中就读过的学生，匿名写下“讨厌会宁一中”的言论——“我现在不喜欢再跟以前一样满口废话叽叽喳喳，也不喜欢参加任何集体活动，并且不会跟很多人一样一说起高中就满满的幸福”。
让他产生伤痛的源头也是一件小事，一次考试，他没带手表，估错了时间，在距离交卷还有10分钟时，理综卷子里的化学科目还没有作答，班主任很愤怒，认为这是一种挑衅，撕掉了他的卷子。
以前的教育方式，可能培养出了一批应试高手，这是当地在创造“高考神话”时隐藏掉的另一面。
我也有过这样不停刷题，同时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会让父母蒙羞的时刻。后果在我考完高考、离开县城后逐渐显现——父母想让我考师范，毕业后当老师，我因为分数不够去了师范学校的新闻系，但在当时，我压根儿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记者，我对未来是茫然的。包括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对自己的价值判断会来源于外界对我的评判——我是否符合了家庭对我的期待，社会对我的期待。
“没有太大的压力，也没有过多的动力，对自己不了解、对生活没主张、对命运无选择。间歇性踌躇满志然后又继续做着短视的选择，沉迷于眼前的安逸”，张金峰也有这样的担忧，他觉得，如果一直这样，考大学、工作、买房、结婚、在一座城市扎根，“最多也就是可以生活，谈不上成就”。
四
“如果孩子只是一个读书人，不是一个社会人，那他不是人才。”张贵荣认识到问题所在。
在一所乡村中学当校长时，一位历史教师告诉他，班上有个学生能把历史书从头背到最后一个字，但是在考试的时候，历史考得相当不理想。从那时起，他就在思考，老师要怎样改变课堂，学生要怎样把书本知识灵活应用。
后来，他成为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分管全县教育教学工作，还去了东部很多教育发达地区参观。
“东部的教学设施和手段比较先进，为学生提供了更好和更高的平台。”张贵荣还注意到，东部的教师会设计自己专业发展的路线图，会主动进行校本教研，开展团队合作；课堂也有很多新花样，注重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而彼时，会宁的教师还比较传统。
2012年调任会宁一中校长后，张贵荣决定成为“改革者”，将震撼到自己的东西带到学校——让学生学习辛苦，但不痛苦。
他想办一所有温度、宽度、高度的学校。他说，教育要有宽度，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能仅盯高考，“以分数论英雄”，“只抓成绩难有好的成绩”。教育也要有高度，对学生的培养标准不局限在县城，要对标国家教育改革发展中最新的要求。
这些“宽高”说起来容易，落实在教学的缝隙里很难。从开始，他就明白，如果靠行政命令去推动，改革只能短命。学校要先改变教师的“教”，再改变学生的“学”。
他记得，有一位物理教师，上课很认真，教学能力和水平也很高，但是教学成绩上不去，后来该教师试着自己尽量少讲、让学生多做，课堂果真面貌一新。
学校将原本45分钟的一节课变成40分钟，“留给学生合作交流探讨的时间一点儿都不能压，反过来倒逼老师备课、讲课时更加精炼。”
学校给教师留时间，不能觉得某个教师不成，就不去搭建发展平台，就一棍子打死，“因为这个老师废掉了，就废掉了这一届的学生，甚至是几届、十几届学生。”
很多东部学校来这个不塌陷的县中考察。有教师发现，这个穷山沟教育很有活力，这里的教师流动性不大，也没有周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教师90%都是会宁籍，对当地教育很深情，很“主人翁”。
一位福建南平市的教师表示，“校长就应该像医生那样，为学校的每一天‘诊断’，也要帮助每一个教职工‘诊断’，使学校在这种和谐的诊断中发现‘病灶’，并在自我的反思与管理者的服务中自我痊愈。”
五
不止一位会宁一中中层领导告诉我，自己宁可不要领导职务，也要当班主任。
陈海龙就是其中一员。他对外校一位教师提出的“夸夸法”感兴趣。那位老师提到，他的婚礼从主持到证婚人再到伴郎都是学生客串的，这让他很羡慕。
“办婚礼做不到了。”陈海龙说，他把这套“海夸”用到了教学中——学习差了夸同学字好，字写得差了就夸同学完成作业态度认真。
班里一位同学因为沉迷看小说，成绩退步，他在批评即将脱口而出时选择了“刹车”，反而用一套《大秦帝国》和学生打起了赌，许诺他，高三毕业后能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就把这套书送给学生。“强人要有强大的意志，要会选择”，他觉得，这本书能告诉学生这个道理。
教导处主任温振堂现在还带语文课。学生说他“如深潭是温，似高山是振，元气满满感染他人是堂”。温振堂谦虚，觉得这是学生有才。他的桌子上，有一本摊开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在春天夜晚里，他也会主动提起郁达夫《春风沉醉的夜晚》。
他鼓励学生读报纸、朗诵，提出不同意见，高三总复习时，他也让学生去思考命题人的思路、相互点评同学们的观点看法。
年轻教师马英英研究生毕业于中南大学，去过斯坦福等多所大学交流，履历漂亮。
她发现，哪怕她教的宏志班有整个学校成绩最好的孩子，但大家还是有点儿怕说英语。她挨个儿鼓励，给每个人发了她设计的奖牌。
她教学生流行的课桌舞，带着学生读英文原版小说、英文报纸，探究英语学习方法，合力完成一本英语学习笔记……省里组织“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系列展演活动，头年，没人参加，第二年，学生愿意参赛，她又兴冲冲排练了一台话剧。比赛后，她带着孩子们去庆祝，吃火锅、玩密室逃脱……
渐渐地，孩子们不再惧怕英语，他们看用英语讲授的物理课视频、讨论时下的新闻热点，前不久，还因为两会有代表委员提出“网络游戏应该对未成年人全面禁止”，她组织了一场小型辩论赛，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建言没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实际需求。好玩的是，课上要学萧伯纳的《卖花女》，一些男孩子争先恐后要去反串这个角色。
马英英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着作为老师的“幸福感”，学生亲近她，一会儿叫她“领头羊”，一会儿又叫她“新世纪的啄木鸟”，还戏称她是 “爱因斯坦”，但大多数时候，他们喊她“英子姐”“老英”……
一次，班上的英语没考好，班里有同学给教师写了一封古文道歉信。信的最后是，“吾辈必能以此为戒，因矢于先生：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过而改之，是谓进矣。学生必进，岂无过焉。既往不咎，未来可期。”
马英英在假期里没有布置作业。这也是她的教学风格，她觉得假期就是玩，放松，开阔眼界。
开学后，孩子们都带来了自己总结的英文笔记。
“现在，我们的学生明白了，即便没有给出选择，他们的人生也可以豪华定制。”马英英说。
六
“老师成长为完全的老师，孩子离成长为完全的人的目标会更近。”张贵荣说。
老师努力让四周的山峰不限制孩子们的视野。高一新生入学，要在“体育、艺术”两大类10多门校本课程中选课，同时，至少加入一个社团，培养一个“特长”。一位地理教师平时喜欢跳拉丁舞，办起了拉丁舞社团；一位政治教师，临近退休本该“躺平”，却在书法社团里挑起了大梁。
美术教师马伟斌上素描课，他编了一本校本教材。考虑到学生并非“美术生”，他对教材里的内容多次筛选，将常出现的16个石膏体简化成正方体、圆柱还有球体，“时间有限，既然要学就学最精华的部分。”马伟斌解释，这三个石膏体几乎能组成其他所有的石膏体。
玩并没有耽误学生学习。体育教师任海亚至今与2015级足球队的学生保持着联系，那是他进入会宁一中后带的第一支足球队——18个学生，10人考上了研究生，还有3人读到了博士。
学校的硬件不算好，社团有些简陋，教具、器材大多来自捐赠。航模社团的指导老师李重君说，刚学航模时，他不敢飞，因为这些都是西部的部队给学校捐的，大飞机一个好几千元，怕弄坏，只能反复在网上找教程，买一些便宜的模型来组装、试飞。
电子控制技术社团的一些元器件也要从学校淘汰的旧电脑上拆。但这些仍然在学生身上播撒着科学精神的种子。
梁开彦曾是这个社团的，高二有大半个学期，每个课间都会跑去社团做收音机，一遍遍走线、一遍遍焊接，直到收音机接收到电台信号。他还在收音机背面焊上了会宁一中和自己名字的首字母。
后来上了大学，他研究汽车灯光的自动转化。如今，他在北京一家科技公司，从事智能家居研发。
七
穿行东西部学校的张贵荣说，会宁一中不怕与周边任何一个县的县中去比较，甚至也不怕和全国的县中比。
在这个梁峁起伏、沟壑纵横，自然环境不优越，常驻人口约50万的县城，学校连续9年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数在5人以上，二本上线率在2021年达到98%。
“教育质量不等于分数，但分数是见证教育质量的一部分。老百姓也会从这个角度去评判教育。”张贵荣说，现在，他不担心成绩，也有好几年时间，不在校门口张贴红榜。他担心的只是没有正常发挥的孩子。
临近高考，5月槐花飘香，高三学生不搞“临阵磨刀”，他们办文化节、科技节、心理节，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让学生调整心态，把大考当平常考。功夫到了，瓜就熟了，“学习是12年的一个结果，不是几个月就能把成绩提上去的”。
学校也敞开校门办学。上海曹杨二中的孩子来这里研学，与会宁的孩子同吃、同住、同学习；贵州省麻江县第一中学学生也来学习，学他们穷则思变，坚韧朴实。
这些西部“没见过世面”的孩子也让东部的孩子吃惊，他们打破了会宁人“苦学死学”的刻板印象。张馨丹此前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3天研学活动，她全程参与全英文教学。
她们小组的讨论话题是环保，刚开始，她向马英英求救，马英英拒绝了她美化句子、纠正发音一类的请求。最终，张馨丹与其他小伙伴完成了“生物多样性”概念的阐释，拿到了不错的分数。
16岁的李宁经常和父亲一起组装航模。在动手过程中，父亲越来越多地看到孩子身上的品质，他改变了自己的教育思路，不一定要考多好的大学，而是希望儿子成长为有主见、能拼搏的人。
希望以后学习信息技术的张婷喜欢画画，她说，哪怕是和相对枯燥的技术打交道，也要在心里保留一份浪漫，“就像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创作，画完之后，这张纸就有了价值。”
受邀参加清华大学校庆时，张贵荣发现，清华学生科协的副主席是会宁一中的学生，山沟沟的孩子不是只会刷题。
八
还有一些“成绩”和成绩无关。一位叫“焦焦”的校友，从2019年参加工作以来，每年资助3名毕业生每人300元的上学车费。不同于其他毕业于名校的校友，焦焦只是一名普通的建筑施工员。他说，这个念头是在2014年学校举办的成人礼上产生的。
校警“伏叔”顶着大雪清扫校园的身影被发到了学生“槐花飘香”的视频号里，不少学生为他点了赞。有一条留言说：“每一年无论秋天的落叶还是冬天的大雪，一中校门前的槐树下总有伏叔挥动扫把的身影，扫把摩擦地面沙沙的声音，大概是一中除了书声外最美的声音……”
伏叔回应了满屏的温暖，他说希望孩子们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变成自己想成为的样子，然后学成归来之时对我说一声：“伏叔，我回来了”。
张金峰说了语义接近的话。我们最终将此归结为一个教育快慢的问题——在要快速提成绩的那个时间段，我们想着考高分，却很少去思考自己的人生，到了社会上，我们的成长是比较慢的。而现在，从一开始孩子们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他到社会上去，走得是要比同龄人更快的。
采访了一圈下来，我开始有些理解会宁县中现象——放在资源、见识、制度、经济和发达地区都不是一个维度的现实下，一个普通孩子要改变命运，也许真的只有去放弃一些东西，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获得参与社会洗牌的一次机会。
有人评价，能从贫困中奋斗出去的他们，已经有能力有思想准备面对更大的贫富差距，然后改变。
一开始不敢发言的裴慧慧也在大学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慢慢走向台前。本科毕业后，她在南京的一个区法院工作过一年时间，还在兰州一家律所尝试过做律师。之后，又报考了研究生。
偶尔，她会羡慕弟弟，这个00后还有70多天参加高考，他会吹萨克斯，很明确自己要考什么学校。
但裴慧慧觉得，自己的路也没有白走，“前面有一个人替你走过不少弯路之后，剩下的那个人肯定会有不少坦途”。
到了北京后，我发现北京根本没有会宁街，那不过是大人骗小孩读书的谎言，但想想那么多从会宁考到北京的学子，这条街又似乎真的存在。
王豪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