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和意外,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1957年冬天,郑康琪突然去世,郑念的天塌了。这一年,她才42岁。为了纪念她已故的丈夫,她把自己的名字从姚念媛改为郑念
丈夫走了,留下郑念和他的女儿。
然而好景不长。郑念51岁的时候,她的家人在演习中被抄了,她被关进了监狱。9个月后,女儿不堪重负,跳楼身亡。
从那以后,52岁的郑念一直独自生活。
郑念独自一人从上海去了美国。她身在异国,心系故土。
郑念以她女儿的名义成立了一个学生资助基金会,帮助从中国到美国的大学生出国留学。她只穿上海裁缝手工缝制的旗袍。
她说,我死后,我会把骨灰撒在太平洋,因为太平洋和中国,有联系,我想回到我的祖国。
2009年,郑念去世,享年94岁。
近百年的风风雨雨,人生的沉浮,岁月的煎熬,却没有出现在她的脸上。
有人说,郑念是中国最后一个交际花,无论她遭受什么样的变化,她永远是优雅和冷静的。
一个
郑念出生在湖北,但她可以说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1915年,郑念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庭。
祖父姚晋圻是清光绪十五年的举人。三年后,他通过了进士考试,担任翰林院的庶吉士,也就是光绪前后的近臣。他专门为皇帝起草书信等。
后来,姚晋圻还担任司法部主任,并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起参加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姚晋圻回到家乡湖北专心著书。
不久,在洋务大臣张之洞,的邀请下,姚晋圻开始从事教育事业。他历任武昌书院院长、湖北教育学会会长、湖北教育厅厅长。
作为郑念的父亲,姚秋武,没有走他父亲学习文学的道路,但他从小练习武术,并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战士。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姚秋武去了日本留学。留学归来后,在北洋政府谋得一职,从军官到海军舰队少将。
出生在这样一个舒适的家庭,郑念从小就接受了最先进的教育。当她很小的时候,她就可以自己阅读英文的书籍,她也阅读古诗。在业余时间,郑念会画画,他还擅长书法。
“饱读诗书,谦让”,在各种诗书和家庭的熏陶下,少年郑念,风姿绰约,气质出众。
当身边家境不错的同龄人经常去高档娱乐场所,成为社会专家的时候,郑念却可以静下心来,一个人在家看书练字。
正是她安静的个性使她受到杂志的欢迎。她上过《北洋画报》五次,成为封面女郎。
1930年,15岁的郑念出国到伦敦, 英国,留学,并获得伦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
在英国,学习期间,郑念认识了来自济南, 山东的郑康琪
郑康琪看起来英俊优雅,在同龄人中很少表现出冷静。当时,郑康琪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与郑念一见如故。
相似的成长经历,相同的留学经历,让两个年轻人很快成为了灵魂伴侣,很快他们就结婚成家了。“像丈夫和妻子一样结婚,毫无疑问地彼此相爱”。
婚后,郑康琪作为一名具有出色外交才能的外交官被派往澳大利亚,郑念也随丈夫一同前往。夫妻恩爱。在澳大利亚,的第二年他们迎来了爱情的结晶。——女儿郑梅萍出生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女儿郑梅萍完美地继承了她父母的优点。她身材高挑,相貌出众。她在英文和中文的小学学习绘画,钢琴也弹得很好。郑梅萍,热爱运动,也是学校皮划艇队的队长。
在澳大利亚工作了七年后,抗日战争疫情爆发,郑念夫妇带着女儿回到祖国重庆生活
然而,命运第一次捉弄了这个三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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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49年,身边很多同事朋友都去了台湾,郑念一家三口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家从重庆搬到了上海。
在这里,郑念开始接触到旧上海的精致生活。
上海弄堂里的烟火气,嗲嗲的吴侬软语,精致的手工旗袍,让郑念一到上海,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生活。
到上海后,郑康琪再次展现了他非凡的个人能力,他在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分公司担任总经理。在当时,这是建国后在中国境内唯一的一家外资企业。
丈夫上班,郑念则一心相夫教女。她从一个小台灯,到一个笔筒,从一块地毯,到一套沙发布,精心把家里布置得温馨而有品位。
在上海生活了8年,女儿郑梅萍也长成了大姑娘,然而郑康琪却生病了。
由于常年一心扑在工作上,忽略了身体。当郑康琪觉得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就是癌症晚期,尽管送到技术最先进的医院治疗,郑康琪还是在发病几个月后去世。
这一年,郑念才42岁,中年丧夫,莫过于人生最悲痛的事件之一。
强忍悲痛为郑康琪料理了丧事,为了纪念亡夫,郑念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夫姓。同时,她也顶替郑康琪,到壳牌公司任职。
在忙碌的工作中,郑念逐渐走出了丧夫之痛,然而这个小家再一次遭受风雨飘摇。
1966年8月份,郑念的家被一伙人闯入,他们表示要对郑念进行“调查”。当时,郑念正坐在桌边,优雅地喝着咖啡看报纸。来人见她如此气定神闲,不耐烦地将她家翻个底朝天,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这才扬长而去。
同时,他们也警告郑念,不准离开家半步。郑念一切照做,然而,厄运还是没躲过。
一个月后,郑念被关进了看守所,有人说她在英国公司工作,是“间谍”,是为外国人做事。
在看守所里,郑念双手被反锁到背后,手铐在手腕上勒得血肉模糊,有人劝她,觉得痛就哭出来,哭出来会好受一些。
51岁的郑念,却没有掉一滴眼泪,她对好心相劝的人说“我做不到那样,那太不文明了。”
难得“解放”双手的时候,郑念就把自己所在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储水的脸盆没有盖子,经常有小虫子掉进去。
郑念用米饭粒做浆糊,把硬纸质片和报纸糊在一起,做成盖子,放在脸盆上防虫防灰。
在那个地方,郑念无疑是个另类。
她没有哭天抢地,也没有潦倒至一蹶不振,而是每天坚持打扫房间,被人嘲笑讥讽,她就背语录“以讲卫生为荣,不讲卫生可耻”。
在坚定的信念支撑下,郑念没有倒下,然而此时一个噩耗传来,差点将她击垮。
3
当年回到上海生活,郑念的亲妹妹姚念贻,毕业后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工作,是一名配音员,她配过《废品的报复》、《货郎与小姐》等影片。
郑念的女儿郑梅萍,和小姨姚念贻是同行,她毕业后进了上海电影制片厂,是一名演员。
父亲去世,母亲被关押,剩下郑梅萍一个人在家,独自面对这一切。她的处境并不比母亲好多少。在一次又一次盘查之后,郑梅萍不堪压力,跳楼自杀了。
在郑念结束了看守所的监管,回到家中时,得知女儿已经去世,她没有嚎啕大哭,而是一个人静静坐在窗前,久久不肯起身。
没多久,郑念再一次被关押进了看守所。
有“好心人”劝她,就承认吧,承认了,免受皮肉之苦,也能早些回家。
郑念坚定地说:“我没有做那些事,我不是间谍,我不能承认。如果我承认了,将来,谁为我洗白这些冤屈?”
在那里,郑念除了打扫房间,就是做操。她自创了几个简单的动作,不至于让四肢荒废。每天,郑念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不断重复着那几个动作。
她边走边念诗,从李白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苏轼。上学时学过的那些诗词,帮郑念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直到1973年,郑念因“证据不足”被释放,结束了长达七年的关押,回到了家中。后来,事情彻底调查清楚,有关方面亲自向郑念道歉。
丈夫和女儿相继去世,郑念已经失去了最亲最亲的两个家人。家里,到处是丈夫和女儿的影子,郑念一个人守着曾经的家,时常触景生情。
1980年,郑念把自己和丈夫收藏多年的文物,悉数捐给了上海博物馆。当时上博希望郑念开个价,郑念摆摆手,一分也不要,全捐了。
之所以“断舍离”,捐出自己的心爱之物,是因为郑念做好了离开的打算。她离开了自己生活了31年的上海,先是到了香港,然后辗转去了美国。
到美国这年,郑念已经65岁。一向聪明机警的她,本身就具有良好的英文功底,去那不久,郑念就学会了自己去取款,去商场买东西,还学会了开车。
在那里,郑念还以纯英文写作,出版了以自己的经历写成的自传《上海生死劫》,书出版后引起热烈反响,郑念也得以在那边安家落户。
挣到第一桶金,郑念先是以女儿的名义,成立了梅萍基金会。
她知道,那个年代出国热,但是很多留学生生活贫困,难以生存。梅萍基金会,就专门资助从大陆到美国的留学生。
而她精致的晚年生活,也从此开始。
4
尽管生活在大洋彼岸,但郑念一直保持着曾经在上海的生活。
她会自己包精致的小馄饨,一个人吃得有滋有味;她在那边从来不买衣服,而是每次都用心将身材尺寸量下来,写好,交由朋友带回国内,让上海的裁缝师傅手工定做。
等师傅做好了,细心包好,再寄过去,郑念的衣服就是这样“少而精”。
平常,郑念不仅经常自己开车去郊游,还学会了迪斯科。戴上墨镜,满头银发的郑念,浑身有活力,完全看不出是年过七旬的老人。
尽管一个人生活,但郑念把自己的日常安排得丰富多彩。日子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
2009年7月份,郑念在家洗澡时,不慎摔倒,当时她挣扎着想给朋友打电话,却又不慎弄开了热水,结果身上好几处烫伤。
好在头天约好的朋友准时来家里,在地上躺了几个小时的郑念才被朋友送到医院。然而,由于烫伤感染,郑念在治疗几个月后,还是去世了。
这一年,郑念94岁,如果不是这场意外,或许,精神矍铄的她,再活十年也不是不可能。
去美国时,郑念把女儿的骨灰也带了过去。她曾说,等自己哪天也走了,希望朋友把她和女儿的骨灰,一起撒在太平洋。
“这样,我们就能回家了。”
有人说,郑念是中国最后一位名媛,也有人说,她“不是上海人却是最优雅的上海名媛,”还有人说她是“中国的唐顿庄园大小姐。”
对郑念来说,无论哪个标签都不重要。
从民国时期生出,历经九十多年风雨,她的优雅,早就刻在骨子里,绝不是这几个标签可以定义的。